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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商个人制度结构的立法表达
【英文标题】 The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of the Commercial Individual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dification of Civil Code
【作者】 李建伟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商法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编纂;商个人;商事登记;商事能力;营业权
【英文关键词】 Codification of Civil Code; Commercial Individual;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Commercial Capacity; Business Right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87
【摘要】 商个人在民生发展中意义重大,目前立法规范供给严重不足, 根本障碍在于立法内容和立法模式两方面, 前者存在商个人概念混乱、基本主体类型构造不明、商事能力制度缺位等问题,后者存在立法理念不明、规范层级过低的问题。立法内容方面,商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制度价值是建构统一商个人法律制度之基,为此需要明确商个人仅指纯粹自然人的营业形态,外延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部分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摊贩、个体电商等,而引入商事能力制度、落实自然人的营业自由、商事登记宽松化改革及加快“两户”的分类改革是商个人立法完善的基本内容。立法模式方面,基于上述立法内容的实现和民法典编纂的背景考量,通过制定《商法通则》实现商个人立法体系化,乃为不二的理性选择。
【英文摘要】 Commercial Individua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t present, there exists a serious shortage of legislation on commercial individual. The fundamental obstacle of commercial individual lies in the legislative content and the legislative model. The former has problems with the confusion of commercial individual concept, the unclear structure of basic subject types, and the absence of commercial capacity system. The latter has problems that the idea of legislation is not clear and the level of regulation is too low. As for the legislative content, the institutional value of commercial individual as a whole concept is the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unified commercial individual legal system. For this purpos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at the commercial individual only refers to the business form of the pure natural person, which extension includes the individual businesses, some lease-holding farm households, individual vendors and individual electric business, etc. Moreov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mercial capacity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guaranteeing the natural person's freedom of business, the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liberalization reform,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businesses and lease-holding farm households classification reform are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commercial individual legislation. In respect to the legislative model,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Commercial Law to achiev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commercial individual legislation is a rational choic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onsideration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legislative content and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449    
  引言
  截至2016年底,我国各类市场主体也即商事主体共计8705.4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5930万户,[1]占比68%。此外,还有巨量存在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摊贩以及异军突起的个体电商等新型商主体。从数量上看,由个体工商户及部分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摊贩与个体电商构成的商个人乃是我国最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一方面,商个人以其独特的经营方式涉及亿万个个人与家庭的生存、发展与福祉,直接关乎社会主义公平发展观的实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自然人选择以个体形式开展营业,故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民生发展中意义重大;但另一方面,商个人又是长期遭受立法忽视的一类主体,立法规范供给严重不足,是为商事主体制度的短板,背后原因乃在于商个人制度结构的安排混乱。商事主体传统上分为商个人、商合伙和商法人{1}(P.42-48){2}(P.26-39){3}(P.44-48){4}(P.37-46),立法向来偏重商法人、商合伙,对商个人的关注较为不足,阻滞商个人发展的诸多法律问题亟待破题,早日完善商个人法律制度的需求极大,其中立法完善首当其中。在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编纂背景下,民商事立法的关系协调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商个人在内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完善是重要一环。为此,立法上需要确立商个人的法律概念,将由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摊贩、个体电商等构成的商个人化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制度设计,构造相应的规范体系,解决阻碍发展的制度障碍,找寻真正的立法完善命题。
  一、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商个人
  立法上确立商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制度价值,在于这是建构一个具有相同规范的统一商个人法律制度之基。惟有确立统一的商个人法律制度,才能根本改观目前立法关于“两户”、个体摊贩与个体电商等不同商个人的普遍低位阶、分散与凌乱、欠缺统一与协调的立法规范局面,进而形成一个在现代商事主体制度框架下的科学合理的统一商个人法律制度。
  (一)商个人的法律特性:共识与分歧
  1.共识
  商个人属于商事主体的一种,故具备商事主体的法律特质。由于商事基本法的缺位,我国学界关于商事主体的内涵界定尚存争议,共识在于应立足于本质要素也即营利性。但如何理解营利性,还存争议,较为严谨的主张是三层次说,首先要以营利为目的,如大多数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乃是自给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仅为了满足自身家庭生活需要,非为商品交易获利,故排除在商事主体之列。其次是利润分配给成员,所谓“营利,并非指法人本身之“营利”而是指法人成员设立法人或者加入法人之目的为获得投资收益”{5}(P.151),即应实现商事主体投资人的营利,凡不将利润分配给投资者皆不属商事主体,如非营利法人可以开展营业,但所获利润并不分配给投资者,故不属商事主体。再次,应开展营业活动来实现营利,通说认为营业有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之分,前者主要指营业的财产和组织体,后者是指经营者的经营性活动{6}(P.22-23)。在商主体的内涵界定上,主观意义的营业更具重要意义{7}(P.99),其包含了“以营利为目的而进行的连续的、有计划的、同种类的活动”{8}(P.236)的意思,因而商事主体须以营利为目的、持续性开展营业活动并以此为业。故而,自然人进行一些偶发性的交易行为而不持续性开展营业活动的也即不以经营为业的,不属商事主体。至此,商事主体可界定为“以营利为目的持续性开展营业活动并以此为业,旨在获得营利的个人和组织”。其中,“旨在获得营利”的要件,在商事组织需要强调分配给成员(投资者),但在商个人身上不言而喻——鉴于投资主体的单一性,商个人通过营业所得的营利自然归于投资者。于此,商个人的营利性内涵可简化为两要件:上述目的意义上的营利也即“以营利目的”,加上过程意义上的营利也即“持续性开展营业活动”。
  作为商事主体的下位概念,商个人除具备营利性的本质要素外,还有区别于其他商事主体的特质。这些特质为何?下列的诸类界定显露出分歧,诸如“商个人是指依商事法规定从事营业活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自然人”{9}(P.44){10}(P.44),“商个人是指按照法定构成要件和程序取得特定商主体资格,独立从事商行为,依法享受法律上的权利和承担法律上义务的自然人”{11}(P.38){12}(P.107),“商个人是指具有商事权利能力和商事行为能力,独立从事商行为,依法履行商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商法上的义务的自然人”{4}(P.37)。分歧点在于商个人是否需要通过法定程序取得主体资格,以及是否要求商事能力,此二点容后详述,但对于商个人的下述特质则无歧见。
  (1)投资主体的单一性。商个人的投资主体是单一的自然人或者家庭户,也有学者认为个体工商户中的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中的户是不一致的,前者就是指向从事工商活动的自然人{13},还有学者提出农村承包经营户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农户内的单个自然人才是实质意义上的主体{14}(P.264-265)。这些见解不无道理,但无论名义上是个人抑或家庭户,究本质而言商个人的投资主体都是单一的。
  (2)投资人承担责任的无限性。商个人是自然人在商事法律中的延伸,商个人与自然人之间在法律人格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15}(P.43)。商个人的形成、存在有赖于自然人的存在,“商个人的商主体人格与投资者的人格确实高度重合,未显现出完全独立的法律人格”{16}。由于商个人的财产与投资者的财产指向同一对象,因而在责任承担的形式上是由投资者承担无限责任{15}(P.43)。由此,自然人一人公司不在商个人之列。
  (3)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集中性。商个人一般由投资者直接经营,所有权、经营权集于一体。商个人的财产与投资者的财产虽然从会计学账目意义上可以区分,但由于商个人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从法律上仍视为一体{16}。商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与经营决策权具有同一性,此与不同程度上“两权分离”的商法人,以及“两权相对分离”的商合伙存在不同{17}。
  (4)以个人(户)的名义经营,不具有规范组织性。按照组织经营模式是否具有规范组织性,商主体分为商个人与商组织,商个人是纯粹自然人的经营形态,不形成组织体,也不具有规范组织性。由此,个人独资企业这类业主制企业(商事组织)不在商个人之列。
  2.分歧
  分歧一,商事登记是否为商个人主体资格的取得要件?回溯历史,商事登记最初确为商人主体的登记,历史背景是彼时商人作为一个特权阶级存在,随后伴随商业的发展,商事登记的作用逐渐演变为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公示作用,也即“登记机关依据法定的程序和实体要求,对商事主体的设立、变更或解散的事实记载于登记簿册,并予以公示的法律制度”{18}(P.58)。在我国,多部商事单行法都规定投资者首先要选择一种商事主体类型并在登记机关完成登记后成立该商事主体,进而得开展营业。如此,非经登记,商事主体不得成立也不得开展营业,登记机关藉此成为一个市场准入控制者的角色,所以个体摊贩因未经登记而面临合法性拷问,商事登记在私法上的公示价值被“未经登记,不得经营”的强制主义所取代,营业自由的理念消于无形{12}(P.177)。商事主体资格是否经由商事登记而获得?暂不论商事组织,仅就商个人论,涉及到自然人的营业权(营业自由)这一宪法层面的问题。商个人乃民法的自然人在商事领域的延伸,自然人之具有商个人资格,本质上是由于自然人享有营业权这一基础性人权。营业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平等营业机会,可以作为独立的投资主体,自主地选择特定产业领域或特定商事事项作为其主营事项进行经营、从事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而不受国家法律不合理限制和其他主体干预的权利”{6}(P.41)。可见,自然人的营业权是商个人主体资格获得的权源,也表明商个人主体资格非由商事登记而创设。那么,商事登记的功能到底何在?仅就商个人而言,在性质上应是一种营业资格的登记{16},这种营业登记起到排除不当经商人群、向社会公众公示经营者信息的作用{19}(P.431)。澄清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何域外商法豁免小商人的商事登记。我国的新近立法有渐次否定商事登记创设商个人主体资格说的倾向,如2017年《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增加未经登记的不属于无照经营的除外规定等。
  分歧二,商事能力是否为商个人的要件?能力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资格{20}。商事能力,有否定说、特殊民事能力说,仿民说等观点,作为主流说的仿民说认为,与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相对应,商事主体也应具有商事权利能力和商事行为能力,商事能力概指商事主体依法承受商事权利与商事义务的资格与能力{21}(P.119){22}(P.45){23}(P.58){24}。这一立论基础,乃认为商个人为民法上的自然人在商法领域的延伸,自然人的民法属性自然影响商个人的属性,商个人的商事能力即以自然人的民事能力为基础,应同时具备民事能力和商事能力双重资格{15}(P.45)。依照肯定说引入商事能力制度来界定商个人,藉以明确哪些自然人得为商个人,从而限定商个人的主体范围,将不具有商事能力的主体排除在外。由于商事基本法的缺位,我国现行法关于商事能力的规定较为零散,但并不缺位(详见后文的分析)。
  (二)商事主体的“三元论”体系定位之争
  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类型愈加纷繁,商个人的构成也趋于复杂化,符合某种规范模式预设的应然意义上的商个人与现实存量的商个人之间存有差距。受商事主体分类的分歧影响,应然意义上的商个人外延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等三类{25}(P.44),有人认为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等两类{4}(P.37),有人认为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私营企业{26}(P.207),还有人认为除了上述几类外,还包括公民个人{27}(P.11),或者还包括个体摊贩、手工匠等小商人{2}(P.30)。上述主张虽有分歧,但立论基础都是商事主体的“三元论”分类体系,也即以责任承担方式和组织经营模式为双重标准,将商事主体划分为商个人、商合伙和商法人等三类{3}(P.44-48){1}(P.42-48){2}(P.26-39){4}(P.37-46)。1986年《民法通则》将民事主体二分为自然人、法人,但其后的多部民商事单行法引入“其他组织”,渐次确立“三元论”民事主体,相应地商事主体也形成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的“三元论”分类模式,但这一分类备受质疑,具言之其弊有三:一是外延上的不周延性。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中不断涌现的新型商事主体,如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三资”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等,无法在“三元论”体系下找到位置,还衍生出个人独资企业属于商个人与否的纷争。二是概念体系的混乱性。“三元论”的双重分类标准使得个别商事主体无法合理定位,典型者如个人独资企业,按责任承担方式来分,其不属商法人,又因投资人的单一性,不属于商合伙,据此似乎只能归入商个人,但个人独资企业具有规范组织性,与个体工商户等纯粹自然人经营形态具有质的不同,不宜纳入同一个概念。为解决这一概念体系的混乱,笔者曾提出商个人“按照组织性、规范性的程度不同分为组织商个人与个体商人,前者单指个人独资企业,后者包括个体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摊贩等”{16},但如此一来,商个人的体系内尚需二次分类,异质化现象在所难免,法律规范的适用也会产生混乱。三是与现行法的冲突性。《民法总则》将民事主体分为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表面上延续了“三元论”,其实已有很大的不同。《民法总则》奉行民商合一,着意将商事主体纳入到民事主体之中,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归为组织类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与自然人、法人组织三足并列,再将个人独资企业纳入商个人,与立法不合。
  正是虑及“三元论”的种种不足,有学者提出以商事主体是否具备规范组织形式为惟一标准,分为个体形态的商人和组织形态的商人,前者为商个人,后者为商事组织{28}{29}(或称“商企业”{14}(P.233-236),此谓“二元论”分类模式,在多个版本的《商法通则(专家建议稿)》得到一致的体现,[2]实非偶然。总结其理论优势,一则,“二元论”分类标准惟一化且具实质意义,规范组织形式的区分具有实质性制度价值,普天之下的商事主体无外乎组织体与非组织体两种;二则,“二元论”分类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能容纳不断涌现的新商主体类型;三则,“二元论”解决了作为组织体的个人独资企业在商事组织的归属,清晰了商个人的本来含义,兼与《民法总则》的分类模式相协调。更为关键的是,“二元论”符合商事主体的发展规律与存在现实。回顾商事主体的发展,不难发现其经历了从个人到组织、从自然人到企业的历史进程{7}(P.78),商事组织最终取代自然人成为当代最主要的商主体,甚而域外有以企业法来代替商法的{16}。回到我国的现实,商事组织就其营业规模、雇工能量、营利能力及纳税贡献而言无疑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也是各类商事立法的假设规范对象;与商事组织比肩而立的,是营业规模小微但以巨大数量优势存在的商个人。商事组织与商个人各自以独特方式存在于市场经济,各具优势,并驾齐驱,所以说“二元论”分类不仅能反映从商个人到商事组织的发展历程,同时真实反映了商事主体的存量现实。
  二、商事主体“二元论”下的商个人基本类型构造
  在商事主体的“二元论”分类体系下,商个人仅指纯粹自然人营业形态,外延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部分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摊贩、个体电商等,个人独资企业虽然具有投资主体的单一性、投资人承担责任的无限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集中性等商个人诸特质,但其较大的规模性与较强的规范组织性{30}不能被忽视,故被排除商个人之列。但是,个人独资企业始终是商个人的一个重要制度参照,比如实践中部分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在组织性、规模性上的趋同,如何在法律上恰当区分这两类主体,发挥各自的比较制度优势,是商个人制度亟需理顺的发展中问题。
  (一)“两户”
  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合称“两户”,是带有深刻的中国特色制度烙印的民商事主体,其法律地位也一直受争议。对于个体工商户,有人认为其与个人独资企业的功能相同,均是个体私营经济形式,均为满足自然人从事营业行为、获得营利之目的,因此主张将二者合并{31}。对于农村承包经营户,有人认为目前现行法律未要求其商事登记,所以不应将其作为商主体看待{32},还有人认为其不是个体经济范畴,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法律表现,无需为其制造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33}(P.269)。在《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两户”的存废也备受争论{34}(P.47、75-77、169、180-181、208、381-382、552)。《民法总则》最终选择了路径依赖,延续《民法通则》的传统,继续在“自然人”章规定“两户”。考虑到《民法总则》奉行民商合一体例,“两户”虽规定在“自然人”章,但与民法的一般自然人存在区别,在“两户”符合以营利为目的、持续性开展营业活动等两要件前提下,纳入商事主体并适用商法规范,当无疑义{35}。进一步的,应归入商事主体下的商个人行列。
  (二)个体摊贩
  个体摊贩是在各国、地区都有存在的一类特殊市场主体。在我国,由于其不经登记而无营业执照,长期处于“非法”地位,随时被查处、取缔,与城管执法人员的恶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个体摊贩是否属于商事主体?有学者以为“个人从事获利活动时的情形各有不同,若基本功能是人民谋生的手段,而非财富的增长或投资利润,那么就应确认为民事主体,仅用民事规范调整就可以,没有必要附加商法的权利和责任”,而个体摊贩一般经营都是为了谋生,因此不应是商事主体{32}。需要指出,这一立论的逻辑是:先人为制造出所谓生存所需、谋生手段与财富增长、投资利润的两组对立概念,再用以区分最终获利的不同用处,最后根据不同用处的标准来界分民商事主体。问题是,这种区分标准不仅含混不清而难具可操作性,与前述商事主体的本质要素不合,更不符合个体摊贩的存在事实。如稍作调查即可发现,小本营生赚大钱的比比皆是,一个煎饼摊主数年间买房买楼的故事在各地都有版本。商事主体的本质要素是营利性,只要个体摊贩具备之即属于商事主体,适用商法规范,反之,若仅为自然人的偶发性交易,则归于民事主体,适用民法调整,至于盈利之多寡、究属财富之增长还是谋生糊口,则一概无关。事实上,实定法上个体摊贩的商事主体地位之悬疑,仅在于其未经商事登记,这是与个体工商户的惟一区别。如前所述,如承认商事登记不创设商个人主体资格、商个人的商事主体资格源于自然人的基本人权——营业权,以登记与否区分个体工商户与个体摊贩就是不恰当的。我国市场监管机构也倾向于认为,从个体摊贩的从业人员的经营目的及其营业特点的角度看,被认为符合商个人的基本特征。[3]如前文指出的,从近来立法的价值倾向性看,个体摊贩的合法地位将逐步得到认可。如法理上解决了个体摊贩的合法地位,接下来就是实定法上的合法化路径,对此笔者曾提出有名商主体和无名商主体的分类管理路径{36},适用于个体摊贩的思路是:简化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程序,鼓励一部分具有相对稳定经营模式与营业实力的个体摊贩申请商事登记,纳入个体工商户的管理轨道;对于其他的个体摊贩,比照域外的小商人制度,豁免商事登记,有条件的承认其商个人地位。2017年1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个体工商户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放宽个体工商户商事登记条件的方式将个体摊贩纳入个体工商户,循此思路,至少部分未经登记的个体摊贩获得商个人资格指日可待。
  (三)个体电商
  个体摊贩分类管理的合法化路径,原则上也适用于个体电商。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涌现出数量巨大的个体电商等新型自然人营业形态。据统计,2016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26.1万亿,电子商务及相关产业直接、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3700万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的地位由此牢牢确立。[4]2013年底的一份统计显示,电子商务经营者中个体电商达1122万家,而同期电商企业仅29303家,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5]这些个体电商除一部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外,大部分处于无照经营状态。[6]有鉴于此,个体电商的商事登记的必要性、重要性被反复强调,诸如:有利于完善网络交易市场参与主体的身份界定、促进个体电商的健康发展,有利于规范和引导网络创业就业形式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有利于完善市场信用体系、更好发挥网络交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考虑到电子商务的业务范围无疆界性与更易生欺诈的市场环境,个体电商的商事登记的重要性、必要性都更加凸显,因而个体电商必须适用商事登记的呼声更高{37}。但是,个体电商的登记也面临线下商事主体前所未有的难题:一是个体电商身份难以界定,有的网店从产生到消灭时间短,交易规模小,流动性极强,强制性的商事登记不仅面临成本高、效率低的困境,也可能不利于其发展;二是登记的诸要素难以确定,比如就经营场所而言,从事零售商品经营的个体电商往往拥有实体店铺,尚可比照个体工商户处理登记问题(也确有一部分个体电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但虚拟商品(如类手游充值卡等)的个体电商不需要经营场所,一台联网的电脑即可;三是登记后续管理难题。网络经济的虚拟性、隐蔽性和跨地域性,带给工商部门对个体电商监管的困难,个体电商登记之后会面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交易平台的双重管理,而交易平台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并面临其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交易平台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从过去多年来的市场监管执法经验看,强制登记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自愿登记原则被更多采用,[7]制订中的《电子商务法》对强制性登记的适用抉择颇费踌躇{37},登记豁免、登记简易化改革亟需提上日程。与线下的个体摊贩相比,个体电商的商事登记的特殊性还在于,诸如淘宝等第三方交易平台对个体电商设有底限式的准入门槛,也有基本的经营者信息登记,如登记信息不实,导致交易纠纷发生后消费者找不到经营者的,第三方平台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表明虽未经商事登记,但借助于第三方平台的准入门槛与信息登记,个体电商比个体摊贩尤其无固定经营点的个体摊贩更有交易安全的保障,或者说第三方平台的信息登记替代了商事登记的大部私法功能,故而个体电商的商事登记需求又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迫切。
  三、商个人制度完善中的问题与课题
  (一)现存问题
  由于商事基本法的缺位,现行法上关于商个人的规范主要体现为对具体商个人的零星规定,整体上缺乏顶层设计与体系化规范,统一性的规范体系远未形成,立法规范内容上的缺失、矛盾冲突与不周延之处也在所难免。以轻重缓急观之,阻碍商个人发展的有三大问题。
  1.自然人的商事能力制度缺位。目前立法并未规定商事能力制度,哪些范围内的自然人能够从事营业行为成为商个人,并不明确。虽然有零星的法律法规文件涉及个别特殊身份的人不能经商的规定,但立法位阶不高,规定较为随意,内容也不统一。在商事基本法中引入商事能力制度,完善自然人成为商个人的消极条件和积极条件,势在必行。
  2.适应性的商事登记制度亟需确立。目前统一商事登记法仍付阙如,相关立法规范散见于各类商事主体的单行法,且所有商主体须经商事登记才能取得主体资格开始营业,否则即为“无照经营”,面临被查处、取缔之境地。这种不适应商个人发展规律需求的登记制度,及其背后营业自由制度的缺失,使得个体摊贩、个体电商处于“非法”状态,继发很多法律与社会问题。这两类商个人数量巨大,对民生发展举足轻重,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军,其“合法化”是商个人发展的重大制度问题。
  3.“两户”的“异质化”现象亟待破题。个体工商户群体既存在有一定规范组织性、规模相对较大的类似个人独资企业者,又存在不具组织性、小本营生的类似个体摊贩者,这两种类型在个体工商户中的并存,可谓“名同实异”。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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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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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李建伟:“民法总则设置商法规范的限度及其理论解释”,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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