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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人力资本在反贫困中的效用: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作者】 余少祥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部{主任}
【分类】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法【中文关键词】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模型;实证分析
【文章编码】 1674-0602(2020)02-0005-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5
【摘要】

过去,人们普遍用家庭经济收入作为度量贫困的标准。我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一直将发展经济作为反贫困的根本目标。事实上,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还包括教育水平低下、知识和能力缺失等内涵。国际经验表明,发展经济对于消弥和缓解社会贫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没有也不能真正消除社会贫困。本文认为,贫困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知识、能力和技能等人力资本提升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最大,可以挖了“穷根”,是打破贫穷循环、真正消灭社会贫困的关键所在。通过教育培训等,使穷人获得有关知识技能,是我国未来反贫困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7244    
  

“贫困”是一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是不同的。按照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的定义,贫困是“物质生活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1]。现代西方经济学对“贫困”的界定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生活水平;二是教育状况;三是社会地位。世界银行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在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时,就是处于贫困状态。”[2]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又提出“: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3]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又将“贫困”进一步定义为“福利的被剥夺状态”,即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缺衣少食,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没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等”[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文贫困”概念,认为贫困不仅包括人均收入因素,也包括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生活环境质量等。


一、全球反贫困实践及其反思


(一)全球贫困现状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普遍用家庭收入或支出作为度量贫困的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贫困。如英国学者朗特里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是必须的,家庭的总收入不足,缺乏这些必要的经济资源的生活状况就是贫困。[5]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消除经济贫困都是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奋斗目标。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考察贫困的视角和标准出现了很多变化。根据联合国开发署2019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全球共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该“指数”除了考虑经济收入,还将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准等纳入考量范围,以判断个人和家庭是否处于贫困状态。报告指出,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贫困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在全球贫困人口中,有超过半数,即大约6.63亿人的年龄在18岁以下,其中有约1/3,即4.28亿人的年龄在10岁以下。[6]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全球贫困形势依然严峻。


在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提供的数据,2013年至2018年,我国累计脱贫8239万人,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减少到1660万,每年减贫人数保持在1200万以上。预计到2019年年底,全国95%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7]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我国的贫困线低于国际标准。经逐年提升,我国2019年的贫困线为3747元/年,而国际标准是1.9美元/天,按同期汇率折合人民币4896.73元/年。因此,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远远不止1660万人。其二,这1660万只是农村贫困人口数,未包括城市贫困人口。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10月,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879.2万人,保障户数538.1万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3428.5万人,保障户数1874.8万户。[8]由于农村低保标准普遍低于扶贫标准,我国实际需要消除贫困的人口接近6000万,仍然任重道远。


(二)经济增长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一直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迫于国内要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压力和诸多国际条件限制,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增长导向型”反贫困模式。毫无疑问,经济增长对于消弥和缓解社会贫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也就是说,生存是一切人生问题的前提,也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都对生存条件有起码的要求,或最低限度的要求。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很早就提出了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他说:“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于:(a)国民收入的大小;(b)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10]即不论是社会福利,还是最低生活保障,都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平等和效率的取舍是我们社会经济中最重大的取舍,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社会政策领域受着它的困扰,我们不能同时既烤出市场效率的烧饼又平等地分享它。”[11]鉴于财富转移并不能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实际增长,从国家来看,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提高整体经济水平,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失业率,减少社会弱势群体。他对国民生产总值与失业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增加2.5%,失业率会降低1%,反之亦然。根据奥肯法则(Okun’s law),GDP与就业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与失业率呈反向关系。根据奥肯的阐述,通货膨胀是市场价格持续普遍上升,通货紧缩是市场价格持续普遍下降,二者都不利于经济健康、稳定发展,造成社会财富在债权和债务人之间转移,导致名义上的资产缩水或增值。[12]


帕累托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讨论经济总量与社会福利的相关性问题。他认为,在收入分配既定条件下,对现状的改变,如果能增进所有人的福利,这种改变就是有利的;如果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这种改变就是不利的;如果一些人的福利增加导致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也不能说是有利的变化。只有当任何改变都不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好而又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时,才是最优状态,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状态(Pareto Optimality)。[13]目前,西方国家普遍用“痛苦指数”(Misery Index)作为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用公式表示: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由于二者都是反贫困工作最需要关注的问题,痛苦指数被很多人认为是反映贫困现状最直接的变量,即痛苦指数愈高,则经济愈困难,民众生活也愈贫困。[14]在相关国家,如果二者都下降,是“最佳痛苦指数”;一升一降,称“一般痛苦指数”;二者都上升,为“最差痛苦指数”。


(三)经济增长不能完全消除贫困


从国际上看,发展经济并没有也不能真正消除社会贫困[15],因为“财富的增长同贫穷的减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16]。一方面,“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会导致贫困差距的扩大”,“产生新的贫困”;另一方面,“会加剧本来贫困的人口的贫困状况”,因为“贫困线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提高,有一部分原先在贫困线边缘但是不属于贫困人口的人群会滑到贫困线以下,从而成为新的贫困人口”[17]。事实上,如果缺乏公平的分配制度,经济增长不仅不能真正消除贫困,反而会增加贫困的积累,即绝对贫困因经济增长而增大。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有大财产的所在,就有大不平等的所在。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的。”[18]因此,琼·罗宾逊不无感慨地说:“迄今为止,在最富有的国家里,增长还不曾消灭绝对贫困。很明显,也不能指望它会消灭相对贫困”[19],“看来比我们曾经有过的更快的增长也没有多大希望成为对付这种局势的灵丹妙约”[20]。有鉴于此,世界银行在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经济增长虽然在减轻贫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局限性,光靠增长并不能消除贫困;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发展经济时,还应辅以把资源用于最贫困人口的政策。报告说,不仅必须使民众摆脱赤贫,还必须确保他们不至于因为缺少机会而无法改善境遇,无法远离赤贫。


世界反贫困实践表明,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常常在积累财富的同时,造成贫困的进一步积累。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和巴西为了尽快摆脱贫穷和落后,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忽视收入分配问题,结果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目前,墨西哥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经济总量排名美洲第四,世界第十三。但是,墨西哥还有1/5的人口每天收入在2美元以下。从2008年到2014年,墨西哥贫困率年均上升2.9%,居拉美第二。巴西的情况与墨西哥类似。从人均GDP看,其经济发展程度与很多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由于收入和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富有阶层,造成贫困现象日益突出。根据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巴西的贫困人口达到4550万,占总人口的22%。另一方面,巴西最富有的1%的人口年均收入达到54.1万美元,平均水平超过法国富豪。[21]尼日利亚也是收入分配不公


导致恶果的典型国家。据统计,该国2018年GDP总量达到5085.28亿美元,是非洲第一和世界第25大经济体,但是仅有10%最富裕阶层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社会底层已被远远甩下,尼基尼系数从0.38升至目前的0.48,贫富差距问题严重且持续扩大。


造成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经济增长不够,而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幸德秋水说:“方今生产的资财并不缺乏,而我们多数人为什么会这样感到衣食不足呢?”然后他自己回答道:“此无他,只是因为资财的分配不公平。只是因为资财没有普遍分配到全世界,而仅仅聚集在一部分人手中。只是因为资财没有平均分配给一切人,而为少数阶级所垄断”[22];“请想一想,如能把世界上的土地和资本分配给多数人类……那么,何至于像今天这样严重地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呢?可是,他们有的只是劳动力,而土地和资本则全归少数阶级所掌握,如不缴纳生产品的大部分,就不被允许使用。无怪乎世界上多数人要经常辗转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了。”[23]


二、人力资本效应:反贫困的理论诠释


(一)人力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亚当·斯密是第一位将人力视为资本的经济学家,很早就肯定了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资本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24],而判断能力的强弱和劳动技巧的熟练程度只有通过教育培训才会提高,教育培训则必须付出学费和花费时间。对此,马克思认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其价值规定还蕴含着“一定历史和道德因素”,包括再生产和维持劳动力的个体能力所需的费用,也包括其子女的教育培训等延续费用。根据马克思的阐述,货币和物质资本在生产中只是一种介质,真正能产生和创造价值的是“凝结在生产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要改变一般劳动者的本性,使之获得一定的劳动力,就需要接受一定的训练或教育。[25]马歇尔认为,“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入于人上面的投资”,“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26],人力资本的流动和转移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和再配置,能产出更大的经济价值,进而推进经济的发展。


与上述理论相呼应的还有“贫困文化论”,是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人力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1959年,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首次提出“贫困文化”概念,认为“贫困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种比较固定的、持久不变的、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27]。他总结了穷人诸多相互关联的心理及社会特点,如强烈的宿命思想,即让机遇和命运决定自己的前途;只为现在生活,不能自我管理,抵御诱惑或规划未来的能力差,等等。[28]刘易斯认为,正是这种贫困文化决定了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品格和人力资本存量,即便出现使他们变成非穷人的机会,他们仍然不能把握或者没有能力把握这种机会。[29]另一个文化贫困论者班菲尔德认为,“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30];穷人的文化素质和价值观表现为“不良卫生与健康行为、怪异的举止以及对教育缺乏真正兴趣等”[31]。由于对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缺乏真正的兴趣,穷人“也许会从一种体力活换成另一种体力活,但他对哪一种工作都没有兴趣”[32]。班菲尔德和刘易斯一样,认为是贫困文化和人力资本缺失,才是穷人陷入贫困境地的根本原因,他们应该责怪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一种“贫困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理论,意指贫困及造成贫困的相关因素和条件,在家庭中通过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使下一代在成年后重复上一代的境况,最终形成自我延续的贫困链。哈林顿说:“贫困是一种文化体系,这个贫困机构的各部分根本上是相同的。恶性循环是最基本的类型。”[33]莫伊尼汉提出一种“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模式:(1)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很难有较高的成就动机;(2)受教育的机会少,能力弱,使他们在就业等方面处于竞争上的不利地位;(3)就业上的弱竞争力,使得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4)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低,使他们更加贫困,难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34]以上会呈现周而复始的循环,使贫困者在贫困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


人力资本和知识技能对经济增长有何效用?罗默最先尝试用人力资本模型解释持续经济增长,他把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与经济增长模型相结合,建立了一套新的与经济增长真实状况相一致的理论模型,以阐明人力资本提升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生产要素包括普通劳动者、物质资本、新思想和人力资本四部分”,并把“知识能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要素”[35],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经济学家卢卡斯运用罗默提出的知识能力不受边际效应递减的约束、具有“连续增进”的论断,建立了一种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内生性增长模型。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提升可产生两种递增收益效应:(1)内部效应,可使劳动者本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提高;(2)外部效应,可使社会总收益规模增加。卢卡斯着重强调,其外部效应作用更为显著,可以从一个个体延伸到另一个个体,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有影响。因此,他认为,人力资本投入对其外部效应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外在效应的收益不断递增,才使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36]。


为什么教育也是生产力?舒尔茨认为,教育并非一种消费行为,而是“政府和私人有意识的生产性投资”,“为的是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37],它是人体内的潜在能力,将来会作出贡献;在不同国家之间,“人的时间的经济价值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38],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经济刺激反应的新型人力资本构成所带来的结果”[39]。事实上,现代国家经济增长最显著的成就,“无疑即是这种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40]。曼昆认为,“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投资的积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类型是教育”,“与所有资本形式一样,教育代表着为了提高未来生产率而在某一时点的资源支出”[41]。罗尔斯提出,公正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是提升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社会弱者竞争力的关键,是矫治各种社会不公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制度安排。因此,政府应当在提供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上发挥相应的作用,使得“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42]。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萨缪尔森说,“能打破今天的不良教育、高失业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我们将提高穷人的技能和人力资本,从而提高他们明天的效率。因此,打破贫穷循环的方案是对人力的投资”[43],“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44]。


(三)人力资本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社会分层在一定意义上与劳动者个人受教育程度紧密相关。换句话说,劳动者个人受教育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45]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看成是受到不同形式的权力结构性决定的一个力量场域,认为每个人的阶级地位随着知识和能力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他一直不愿意对各社会阶级给出明确的定义。他说:“诸社会阶级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社会空间,即诸多差异的空间,诸阶级以某种可能态的方式存在于其中,他们并非某种给定之物,而是有待变成的事物”[46]。本质上,布迪厄的阶级理论与知识和文化资本有巨大关联。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空间在本质上是布满各种权力关系的场域,它强行向一切试图进入该空间的行为人征收某种入场费,即相对于该场域而言具有价值的不同类型的资本,如“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知识资本),宣称只有通过某个行动者在社会空间的位置才能够确定他的阶级性规定。[47]布迪厄以资本的数量及其构成作为划分空间单元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勾画了一幅极为复杂却十分清晰的社会空间地图,“在这个地图中,资本总量按照由多到少的尺度构成了一条纵向轴线,而文化资本较多、经济资本较少构成了横向轴线的左端,经济资本较多、文化资本较少构成了横向轴线的右端”[48]。他认为,拥有资本总量多的人构成了统治阶级,反之则成为被统治阶级。但是,布迪厄提出,经济资本在权力场域中的作用高于文化资本,如经济资本较少而文化资本较多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而同为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的人,社会地位随着文化资本的减少而递减。[49]这就是布迪厄依据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功能描绘的“社会空间地图”,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文化技能等人力资本对个体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的影响。

法宝

布迪厄关于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影响社会分层的阐述有一定的理论渊源。在社会学发展早期,斯宾塞即将教育的目的综合为五类:自我生存、赚取生计、父母身分、适当社会与政治关系的维持和包含艺术的休闲生活,认为上述目的显示出结构功能的特性,“包含物质主义的先后秩序结构”,此种结构所产生的功能透过社会机构对人进行社会化,将人按职位、知识、技能等转变为有序社会结构的一分子。[50]与斯宾塞的观点相似,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论述了知识技能及道德规范在社会文明演进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知识技能使人得以投入生产行列,生产行列的各行各业犹如一个系统性的架构得以将个体作有结构性的组织。[51]他将社会进化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建基于无机的连带体(Mechanical Solidarity),认为此种类型社会对生产技术专门化需求较少,人们是被原始的组织如家庭束缚在一起;第二种具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体系,需求专精的知识技能,他称之为“有机连带”(Organic Solidarity)。在涂尔干的第二种类型社会里,个人被系统地安置到社会分工体系中,社会不再是一大群散落的个体,而是由一群有明确职位与道德的人所形成的有组织的结构。[52]由于知识技能与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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