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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新时期以来法治文化的研究视域与中国语境
【作者】 崔蕴华【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研究所{教授}
【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法治文化;法律文化;研究趋势;中国语境;学科体系
【文章编码】 1674-0602(2020)02-0017-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17
【摘要】

新时期以来法治文化的研究呈现出理论高度与多元态势,发现和克服当代法治文化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才能够促进中国法治文化的良性发展。法治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一环,中国学者在使用法治文化、法律文化等词时的混杂与区分、困惑与辨析并非坏事,乃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主动回应与自主意识的建立。中国学界主要在以下三个层面使用法治文化:一是文化研究和学科建构;二是社会治理与政府文件;三是文明进步与法治期待。法治文化需要在法学与人文学科的张力之间形成知识的共舞与契合,在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嵌入本土资源,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7248    
  

引言

与法律文化相比,法治文化是个更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其出现不过三十余年,目前已然成为法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语。古人云“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对于该词之概念及意义学界颇多争议,文本试图对新时期以来法治文化的研究趋势、概念意涵等进行数据分析与学理探讨,并进一步从中国语境分析其文化资源。

一、中国法治文化的研究趋势与相关问题

学术期刊论文能够有效直观的体现某一特定研究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学术论文数量的变化趋势能够最直观地反映这一研究领域动态的发展变化,是衡量一个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1]鉴于信息数据的丰富性、专业性、权威性以及完整性,本文选择《中国知网(网络版)》收录的法治文化学术论文作为数据样本进行统计研究,旨在总结法治文化的研究现状以及动态成果,为我国法治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

《中国知网(网络版)》选择期刊检索中的高级检索,以“法治文化”为篇名进行检索,起止时间不做限制,共检索到983篇文献,刨除外文文献和不相关的文献后,得到有效文献共963篇(检索时间:2019年11月30日)。随后借助《中国知网(网络版)》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得出图1,从中看出我国法治文化研究的文献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进一步分析后,笔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文化研究可以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平稳期三个阶段。

(图略)

图1法治文化学术论文年度发展动态图

以“法治文化”为篇名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发表的两篇文献,分别为王先勇教授于1998年2月25日发表在《理论与改革》中的《论“制度”与“法治文化”的关系》和周友苏教授于1998年5月15日发表在《中华文化论坛》中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论》。1998年至2005年间,每年的发文量均少于6篇,2006年的发文量首次超过了10篇,所以,笔者认为2005年之前是法治文化研究的萌芽期。法治文化的相关研究之所以在1998年才开始起步,是受到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影响。江泽民代表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正是由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法治文化这一命题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

2006年至2015年,我国法治文化研究的发文量虽然波动较大,但总体呈现大幅增长的走势。2006年,法治文化研究的发文量首次超过10篇,达到11篇,而在2015年发文量更是达到了147篇的顶峰。法治文化研究在这一阶段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首先在于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该会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吸引了学界对于法治文化领域研究的兴趣。法治文化研究的发文量在2012年(107篇)和2015年(147篇)达到了高潮,而深究发文量高潮背后的原因也就显得尤为必要。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该次会议审议了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该次会议提出:“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步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4]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同时也掀起了学界研究法治文化领域的热潮。

2012年,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十八大”报告中多次对“法治”进行阐述,引起学界尤其是法学界的热议和关注。这一年,有关“法治文化”的学术论文创历史新高。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形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习惯。”[5]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诞生,引领了法治文化研究的发展,使得2015年法治文化研究的发文量达到了顶峰。

2016年至今,法治文化研究的发文量跨入一个平稳期,总体呈现稳定的趋势,在这一阶段学界对于法治文化的研究日渐成熟。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和“七五”普法规范的第一年,新的起点对法治文化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体系的建设也将带来新的热潮。

新时期以来法治文化的研究渐趋成熟,但是目前仍有以下问题或困境:

(一)混淆与随意使用法治文化概念

在法治文化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些极为类似的概念。例如,法律文化、法制文化、文化法制等。而对于这些概念究竟是什么含义,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应当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使用,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多作者在撰写论文的同时,并没有系统思考和深入辨析过这些问题。[6]除了在文章中混淆并随意使用法治文化的概念之外,还存在大量文章为了追赶热度,题目拟定中出现法治文化的文本,而文章的内容却是谈论法治理念、法治思想、法律文化等,通篇未提及法治文化。

(二)高质量论文占比较低,泛化趋势严重

法治文化研究的核心期刊[7]论文的数量为142篇(占比14.76%),非核心期刊论文的数量为821篇(占比79.06%),可见核心期刊论文的发文量要远远低于非核心期刊论文的发文量。除此之外,刊载量排名前5位的期刊分别是《法制与社会》、《中国司法》、《法制博览》、《人民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共发文181篇,其中仅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是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累计发文量为13篇,占前5位期刊发文量的7.18%。以上这些数据显示,当前法治文化研究的高质量论文较少,泛化趋势严重。[8]

(图略)

图2法治文化研究论文发表期刊图

(三)研究队伍东西水平差距大,专业性研究队伍尚未形成

(图略)

图3法治文化文章作者来源机构分布图

法治文化的研究不像部门法那样历史悠久、数量庞大,我国法治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以科研机构独立研究为主,而发文量较多的主要是政法学术机构,如中国政法大学发表29篇。中国政法大学学者发文数量远超其他机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政法大学设有法治文化学科,该学科的师生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与研讨较为集中。从中亦可看出学科平台对于法治文化研究的孵化与促进。从地区分布上看,法治文化研究论文的发文量在东部较多,在西部较少,即显示法治文化的研究在东部较为丰富,而在西部较为贫瘠。所以,必须加强各个区域之间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一只专业性的研究队伍,共同推进法治文化研究的深入。

二、新时期以来法治文化的意涵变化与中国话语的确立

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新时期法律建设与制度规划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法治呈现全新的生命姿态。政府文件与学界思考互为激发,“法制”与“法治”之使用此消彼长,法治文化的潜在意涵渐露端倪。198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文件中指出:“对于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9]虽然这份文件并未直接提及“法治文化”,但从文化的视域观之,其旨在普及全民法律常识,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被看作法治文化概念的滥觞。

1986年,俞荣根发表论文《中国固有法文化及其在今天的位置》,文中提及“法治文化”多达17次。这是中国当代学者对法治文化的最早书写之一。该文题目虽然使用的是“法文化”,探讨传统法文化而笔意均落在当下。在文章中,“法治文化”一词几乎都是与西方近代文明(工业文明)互为关联。在俞荣根看来,传统中国的“法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下的“法治文化”均是可资借鉴的法治资源。[10]“法治文化”一词因其法治属性而带有海外来风之意,从历史维度上考察,也带有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进步意涵。因此,这里的概念内涵与今日学者的认知略有差异,但是可以看出以俞荣根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法治相关问题探索的理论高度与问题敏锐度。

在9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论文中的“法治文化”一词意涵不断摇曳变化,从俞荣根对法治文化西方意义的他指与反思,到李元从封建主义视角对法治文化的批判,其词一,其意异。1991年,李元发表论文《韩非子与中国传统文化》,文章主要探讨韩非子的政治文化模式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文章最后这样写道:“我们更应看到封建主义所标榜的法治文化,从其伊始就暴露出它那狭隘的反人民实质”[11],此处乃是用法治文化标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律思想,换言之,这里的“法治文化”显然指倡导“法治”的法家文化;张世珊《侗款文化》一文,以“法治文化”一词指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侗款的原意是指侗族社会的饮血歃盟的社会组织,乃是民族地区遗留下的一种民主议事制度;吴越《中国法治略论——兼述商品生产与法治社会的关系》认为:“法治对于人治,总的说来是人类政治文明进化的标志。国家能否真正走向法治,同社会的法治意识或法治文化的发展程度有关。”[12]此处的法治文化指现代法治的社会文化环境。1993年几篇法学文章同时提到了“法治文化”。《法治概念探究》一文认为:“只有给法治概念以独立地位,发展和繁荣法治理论,才能提高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文化,以建立法治社会,实行以法治国。”[1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守昌的文章《“西学东渐”对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作用》,该文谈到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认为要从民主法制不健全社会走向法治社会,“文化上要从传统转向现代,从人治文化走向法治文化”[14]。此处法治文化乃指与传统的人治文化相区别的一种文化概念,将法治文化作为一级的文化概念与进步词汇使用。

王守昌所谈及的法治文化渐渐摈弃其西方或东方的简单伦理判断,从法治社会、文化概念等维度重新界定“法治文化”,相关探讨也更加深入。五年之后,王先勇的《论“制度”与“法治文化”的关系》首次将“法治文化”作为文章标题,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法治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影响、制约、形成与‘法制’相关的一切精神的和形式的因素之总和。它为实行依法治国——实现以法治取代人治,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及规范形式的权威性保障。”[15]同年,周友苏的文章也给出了自己的界定,法治文化主要是指“法律现象中的精神部分内容。法律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包括了法律规范、法律技术和法律设施等制度层面的内容,还包括人们对法律的思想、意识、感情、意志、信仰、知识、理论等精神方面的内容”[16]。王文和周文同时发表于1998年,两人给出的概念表述各有千秋,但均指向了法治文化一词的精神意涵。此后,法治文化的相关概括层出不穷,但大多仍是在意识情感、观念心理等精神维度来研究。最近数年,学者在研究法治文化时又多冠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总之,“法治文化”的学理意涵愈加明晰,不再仅仅是对海外和传统的过滤式思考与批判,而是拥有主体意识和价值期待的当代中国法治话语。

国内对于法的文化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形成了“法律文化”、“法制文化”等一批重要的理论概括。就产生的时间而言,法律文化在先,法制文化紧随其后,法治文化最晚。就文化概念的层级而言,“法治文化”是“社会整体性的一级文化概念”,而“法律文化”、“法制文化”的研究大多还是基于狭义的“文化”进行分析理解,是“部门性的二级文化概念”[17]。确实,法律文化、法制文化和法治文化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于法治建设认识的加深,但厘清不同法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才能够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向文化建设层面不断提升。

“法律文化”的概念起源于西方,由美国学者劳伦斯·佛利德曼在他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中最先提出,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18]。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律文化”概念在中国法学界走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1985年2月,潘汉典教授发表在《法学译丛》上的《美国法律文化》(译自美国匹兹堡大学李·S.温伯格、朱迪思·W.温伯格两位教授的《美国法律文化》)一文,最早触及“法律文化”这一独立命题。自此,法律文化开始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的新兴领域。深究“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学界众说纷纭,但迄今还未达成一致性的意见。高鸿钧教授将法律文化定义为:“特定社会中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并对法律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分为内行法律文化和外行法律文化、官方法律文化与民间法律文化、主流法律文化与非主流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19]张文显教授认为我国有关法律文化的解释或定义可归纳为五类,分别为“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律上层建筑的总称”,“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法律艺术等一系列法律实践及其成果的总和”,“法律文化是社会观念形态、群体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和制度中有关法律的那一部分以及文化总体功能作用于法制活动而产生的内容——法律观念形态、法律协调水平、法律知识沉积、法律文化总功能的总和”,“法律文化是一定社会对于法或法律制度的观点和态度的形态”,“法律文化是社会群体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某些法律生活方式”[20]。由于法律文化的概念迄今未达成共识,本文对法律文化的概念不做深究,侧重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状态和精神风貌,都是规范公民内心和行为方式的法律准则,更是我国在文化层面构建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必不可少的部分。从形式意义上而言,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并没有较大的区别,但是,在历史传统、构建基础和精神价值三个方面,二者却存在本质区别。[21]有学者认为,法律文化是历史的沉淀物,是古代和现实法律规范、法律观念、法律理论的融合,包含从古至今不同时代的法律文化成果。以时间跨度为坐标,法律文化体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法律成果的总和,包含由法律意识、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构成的文化形态。以空间跨度为坐标,任何国家、地区、民族的法律文化的实质都是自我传承、约定俗成的。[22]法律文化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可以是正价值的文化,也可以是负价值的文化,法律文化可以表达古今中外各种国家、地区、民族的法律世界,无论是好还是坏,无论是先进还是落后。[23]法治文化是一个价值概念,是由于法治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内涵,法治这种先进文明的治理模式决定了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进步的、优秀的文化类型。[24]

梁启超曾言:“法治是文明的基本标志。”[25]法治文化是人类先进法治社会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状态和精神风貌,是人们对于既有法治建设理性思考的成果,反映了人们追求正义、公平和人权的诉求,体现了法律至高的理念。法治文化的构建需要一定的条件,必须建立在理性、文明、先进的文化之上。基于上述理念,一些学者把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做了价值与时间范畴的区别。这种区分在早期对于厘清相关概念有一定助益,但是笔者认为,二者很难从线性发展的角度简单区分。中国法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中国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已然深入人心,法治文化大多是中国学者使用。

中国学者笔下的“法治文化”一路跌跌撞撞,也恰逢其时。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时代脉搏为法治的发展助益良多,思想的多元碰撞与文化的理论热潮亦为其在本土的生根发芽奠定根基。经过多年探索,法治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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