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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刑事法援律师与受援人法律关系之正本清源
【副标题】 以国家责任为视角
【英文标题】 Radical Reform of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Legal Aid Lawyers and Recipients
【英文副标题】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作者】 覃冠文【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律师
【中文关键词】 法援律师;刑事法律援助关系;委托关系;国家责任
【英文关键词】 legal aid lawyer; criminal legal aid relationship; trust relationship; state responsibility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6)01-0061-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
【页码】 61
【摘要】

我国现有理论对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法律关系予以定性的“委托关系论”、“特殊民事委托论”等观点,由于观察视野的局限性未能从根本上揭示两者关系的实质,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理论上对两者法律关系的误读,导致立法上法条的相互冲突,以及实践中辩护权的行使受到限制。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探析,应当站在国家责任的视角,从委托关系构成要件和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分析,为两者法律关系正本清源,将其定位为法援律师基于与国家的行政合同关系,为具体实现国家责任而单方面向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是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行政法律关系。

【英文摘要】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theories about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aid lawyers and recipients including “Trust Relationship Theory”,“The Special Civil Trust Theory”,there are overgeneralizations for lack of radical revela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ir relationship. The theoretical mis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legal relationship results in mutual conflicts of law articles in legislation and restrictions of right to defense in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we shall radically reform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aid lawyers and recipients, and define it as the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that the government purchase service. Legal aid lawyers shall be identified as legal service provided to recipients unilaterally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state for the purpose of realization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2061    
  
  2012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其中对刑事法律援助关系也作了重大调整。刑事法律援助法律关系,是指受刑事法律援助相关的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国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本文简称“法援律师”)以及受援人在实行法律援助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关系、明晰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1}
  一、迷雾重重:法援律师与受援人法律关系的困惑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2}刑事法律援助法律关系按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和受援主体来划分,可分为国家与受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国家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援助机构与法援律师之间的法律关系、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援助机构与公安司法机关的法律关系。然而,在这一系列法律关系当中,法援律师与受援人的关系最为模糊。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理论界,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当前学界存在诸如“委托关系论”、“特殊委托关系论”等几种论点。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和理论的不确定性,导致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的做法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由此也产生了诸多法律问题,给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带来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导致法条之间相互冲突。刑诉法第37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凭“三证”即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方可会见。然而,2013年2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规定》”)第14条规定:“承办律师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委托手续”。这一要求律师与受援人签订委托手续的规定显然与刑诉论法第37条的内容相互冲突。刑诉法已经明确,辩护律师可按案件的性质在委托书与法律援助公函之间选择其一,两者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如果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只要法律援助公函文件即可,无需委托书。因为刑诉法已经将受援人自己委托律师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情形区分开来,而且赋予了法律援助公函与委托书同等的效力。而两院两部《规定》显然曲解了刑诉法第37条的立法原意,增加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负担,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有多此一举、画蛇添足之嫌。
  其二,法援律师的会见权受到限制。“辩护权行使状况得视作一国刑事诉讼文明程度的重要指针,已成为一种国际共识。”{3}而辩护律师的会见权作为辩护权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决定着辩护权行使的效果,关系到被追诉人基本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的实现。”{4}2012年刑诉法专门针对之前辩护律师的“三难”,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权难”的问题进行了修改,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辩护权的行使。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没有厘清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实质,实务部门常常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等同于社会律师委托代理的刑事案件。具体表现为,有些看守所常常以无“委托书”为由拒绝法援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而无视法律援助公函的法律效力。这一做法是对法条的曲解与误读,严重侵犯了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限制了辩护权的有效行使。而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长,这一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越发凸显(见表1)。
  二、他山之石:域外法中法援律师与受援人法律关系略考
  日本著名学者大木雅夫曾言:“不知别国法律者,对本国法律便也一无所知”。{5}刑事法律援助关系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衡量一国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状况和人权保障的重要标识,“并已成为多数国家在司法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项国家机制。”{6}为此,在探讨我国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域外发达法治国家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关系的立法例予以简要介绍。
  (一)英国刑事法律援助法律关系的定位
  英国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鼻祖”,是当今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在英国,法律援助的概念是指,“政府为那些无力获得法律咨询、法律帮助、调解和代理的人出资的制度。”{7}从这一概念就鲜明地体现出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性质。其实早在1867年,英国在《囚犯辩护法》的修正案中曾规定:从国库的开支中用于辩护律师的相关费用。1949年,英国国会颁布了《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其旨在为由于贫困而请不起律师的公民提供法律帮助,确立了国家责任的法律援助制度。随后在1999年,《获得司法正义法》获得国会的通过,成立了法律服务委员会(ISC )作为法律援助的管理机构并设立了专职的律师制度,即公设辩护人制度,明确了以中央财政支出为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体制。2012年英国国会审议并通过的《法律援助、判决和刑事处罚法》,改变了过去独立于国家机关的LSC法律援助管理模式,成立了隶属于国家机关的法律援助执行机构,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援助法律关系。该法规定,从事法律援助的人(一般多为辩护律师和出庭律师)只有得到主管机关的指派,才能为受助人提供法定意义上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为保证法律援助辩护和效果,援助人的辩护质量还要接受法律援助相关主管机构的监督。可见,这里的“指派”关系是援助人与受援人之间建立关系的前提条件和法定基础。援助人代表政府为受援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二)美国刑事法律援助法律关系的定位
  “公设辩护人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它是美国解决贫困者辩护服务的主要方案。”{8}所谓公设辩护人制度(Public defender system),是指由国家通过设立相应的公共机构,以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作为其运作方式,通过雇用全职的公设辩护人来为因经济困难或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制度。公设辩护人制度是以宪法第六修正案中关于保障被告人享有律师帮助权作为确立基础的。因此,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美国的联邦法院和大多数州法院审理的案件中都能够得到政府财政保障的刑事法律援助。在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法律关系中,公设辩护人具有典型的公职人员身份,他们代表政府向受援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首先,从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沿革来看,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弥补私人律师模式的弊端,即私人律师的辩护质量无法保障以及聘请律师的费用过于昂贵等,公设辩护人具有与私人律师不同的公职人员身份。其次,从公设辩护人所隶属的组织的性质来看,公设辩护人组织隶属美国政府或司法分支的独立机构。最后,从公设辩护人的产生来看,公设辩护人主要由国家直接雇用专职的律师来从事法律援助辩护,公设辩护人作为政府的代表,向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服务,并由国家支付公设辩护人的报酬。可见这些公设辩护的律师显然具有公职人员的身份。
  (三)法国刑事法律援助法律关系的定位
  受《人权宣言》中所倡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论的影响,法国律师界一直以来都有为贫困低收入者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惯例。这一时期,律师为贫困者的无偿辩护完全是出于律师的个人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带有公益性质的辩护行为。这种惯例一直持续到1851年,并最终由法律确立为一项正式的制度。1851年法律确立了贫困的诉讼受援人应当获得救助和律师有义务为这些人提供辩护的原则。同时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法院设立法律援助局,专门负责为因贫困而无法聘请律师的受援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至此,国家开始承担起为贫困的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义务。根据法国法律的规定,法律援助分为“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和“法律规定外法官主动给予的法律援助。”{9}法国法律的规定,如受援人提出法律援助的申请获得批准,受援人可以自己选定律师。假若受援人没有选择或者被挑选的律师拒绝为其辩护,则可由律师公会为该受援人指派律师。在法律援助法律关系中,法律赋予了受援人一定程度上的程序选择权。
  (四)日本刑事法律援助法律关系的定位
  二战后,日本于1952年成立了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协会,作为统一实施全国法律援助的机构,且在各地分别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个法律扶助机构隶属于法务省,日本的刑事法律援助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起诉前法律援助和起诉后的法律援助。但是日本的法律只对起诉后的法律援助做出了规定,如其《刑事诉讼法》36条明确指出:“被告人由于贫困或其他事由不能选任辩护人时,法院依据被告人的请求,应当为其选任辩护人……”{10}在法院决定需要选任国选辩护律师之后,法律扶助机构应当在名册上选定一位候选者充当辩护人并通知法院。为弥补起诉前的法援援助的空缺和法院指定律师的不足,日本建立了独特的律师值班制度,由值班律师无偿为这些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同时刑事法律援助所产生的费用,包括支付选任律师的费用均由国家来支付。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如果按照前款所规定的情况来选任辩护人的,则可以向政府“请求交通费、日津贴费、住宿费和报酬”。{11}
  三、争鸣思辨:理论界关于法援律师与受援人法律关系论点的辨析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定位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大体上形成了两种观点,即“委托关系论”和“特殊委托关系论”。
  (一)“委托关系论”及其辨析
  有的学者认为,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民事委托与被委托关系。”{12}该观点认为,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与付费受援人一样的委托代理关系。” {13}而这种委托关系具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上。因此,接受指派的律师应当与受援人签订委托合同。
  这一观点虽然看到了是否收取受援人费用这一区别,也认可了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此观点将刑事法援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完全等同起来,没能抓住两者关系的实质。首先,忽视了刑事法法律援助案件的特殊性。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产生的历史来看,各国尽管存在一些观念的差别,但对于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有着公认的法律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它不仅是保护人权的手段,而且是人权的基本内容。”{14}因此,刑事法律援助区别于普通案件最主要在于它更多地体现国家意志性,体现国家对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仅仅看到了律师与受援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表象,没有深究这种权利义务背后的根源。诚然,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也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但这些权利义务的来源才是产生两者关系的基础。社会律师与受援人是基于双方的意思自治产生的委托关系,这是一种私权的体现。而法援律师与受援人所产生的这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并非来自双方的自愿,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特征。最后,以是否收费作为刑事法援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唯一区别,无法解释社会公益律师分类的周延性问题。与社会律师不同,法援律师受国家指派而为受援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但仅仅以收费与否作为社会律师和法援律师与受援人的关系的唯一区别,其划分标准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律师出于道德、公益和慈善无偿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这种带有公益性质的辩护(我们可称之为“公益辩护”)是否也因无偿提供法律服务而与法援辩护归为同一类呢?答案是否定的。法援辩护与公益辩护存在许多不同之处:第一,两者设立的主体不同。法援辩护的主体是代表国家政府的法律援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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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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