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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家庭暴力为何难以被认定?
【副标题】 以涉家暴离婚案件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英文标题】 Why is Family Violence Difficult to Identify?
【英文副标题】 An Empirical Study Focusing on Divorce Cases Related to Family Violence
【作者】 张剑源【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婚姻、家庭法
【中文关键词】 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事实认定;司法制度;整体性
【英文关键词】 Family violence; Divorce cases; Fact determination; Judicial system; Integrity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03
【摘要】 在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很少被认定。究其原因,当事人举证不能是过去较为常见的现象。然而,案例统计和分析表明,当事人举证不能只是家庭暴力难被认定的众多因素之一,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对家庭暴力的认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不足等司法实践中的共性问题,同时也包括法官对家庭暴力认知偏差等司法实践中的独特性问题。“共性”和“独特性”问题并存的状况揭示了司法制度完善需要认真对待的“整体性”问题。要解决众多司法实践难题,不仅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不同领域的个性问题,更要注意司法制度整体性的完善。
【英文摘要】 Family violence is rarely identified in divorce cases. The reason put forward by scholars is that the parties could not provide evidence. However, the cas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show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parties to provide evidence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factors that make family violence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existence of a series of structural factors impose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These structural factors include some common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such as the vagueness and uncertainty of the law stipulations, the lack of personal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judges etc. It also includes some unique issues in judicial practice, such as the judge’s cognitive biases of family violence. The coexistence of “commonality” and “uniqueness” has revealed that the judicial system needs to take more seriously on the “integrity” problem. To solve many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issues that arise in different areas of judicial practice, but also to rely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orientation of the judicial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656    
  一、导论
  随着中国社会个体的崛起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1],公民在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诉诸国家正式司法的情况越来越多。即便是在充满着伦理意涵的婚姻家庭类案件中,“走出家庭”诉诸公权力机关,特别是诉诸法院,也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选择。在很多婚姻家庭案件中,家庭暴力这种过去常常被认为是“家务事”的事实也较多地被提起而成为诉讼的重要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显示,2016年,全国有27.8%的离婚案件系因家庭暴力而引起[2]。在地方,家庭暴力诱发离婚的比例同样较高。
  然而,与越来越多的婚姻家庭类案件中“家庭暴力”被提及相比,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却一直面临困境。例如,2010年至2012年8月,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以判决方式结案的离婚诉讼有625件,其中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61件,法院经审理认定存在家庭暴力并判决离婚的只有7件,认定率仅为11.5%[3]。再如,2014年1月至2016年7月,北京各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婚姻家庭类二审民事案件中,当事人诉称存在家庭暴力的案件共有213件。213件案件中,经法院审理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仅22件,认定率为10.3%;当事人以家庭暴力为由主张损害赔偿的有73件,仅有17件得到了法院支持,支持率仅为23%[4]。这些数据无不表明: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案件,在绝大部分涉家暴婚姻家庭案件中,家庭暴力实际上很难得到认定。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家庭暴力日益成为一个受人关注和重视的问题的今天,为何家庭暴力这一事实在司法过程中却难得到认定?究竟是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还是某种结构性原因制约着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抑或法律本身存在问题进而影响法官在进行家庭暴力认定时候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究其原因,目前一系列直观的证据正不断表明:家庭暴力难以被法官所认定,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行动者自身。具体地说,就是当事人(主要是家暴受害人)的举证不能。早在2012年有关北京市顺义区涉家暴案件的分析中就显示:对家庭暴力认定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原告举证难,进而导致法官认定难。原告举证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原告没有保存和固定证据;二是证据效力瑕疵;三是因涉及隐私等个中原因使得原告难以举证。[5]2014年1月至2016年7月,北京各中级法院审结的213件当事人诉称存在家庭暴力的婚姻家庭类二审民事案件中,当事人未提交任何证据、仅口头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有115件。其余98件案件,当事人虽提交了部分证据,但因证据不充分,被法院采信的只有17件,采信率仅为17.3%。[6]另外,在广东、福建、四川以及全国其他地方,都存在类似的情况。[7]
  从这些数据可以推断:第一,正是由于当事人无法有效举证,或举证不符合法官所确定的标准,使得法官无法对家庭暴力进行认定;第二,由于在法院层面,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有严格的标准,除了没有证据的情形外,法官对存在瑕疵和不充分的证据一般也都不予采纳。正是由于当事人自身的“举证不能”和法院的严格审查之间的“矛盾”在持续拉大着“证据”与“标准”之间的距离,使得家庭暴力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或很难被认定。而除了实践层面的经验显示外,这一“推定”实际上也得到了很多既有研究的支持。“证据意识不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弱”等观点,是很多研究者对涉家暴婚姻家庭案件中当事人举证不能之原因的主要判断。因此,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经验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当事人举证不能”似乎成了一个毋庸置疑的有关家庭暴力在司法实践中无法被认定的重要理由。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是否成立,本文对所搜集到的300件涉家暴离婚案件进行了分析,从中来检验以下问题:在对当事人提到存在家庭暴力情形的这些离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是如何回应当事人所提到的“家庭暴力”的?在此基础上,笔者将结合访谈和调研进一步考察影响法官不同回应的原因。
  二、家庭暴力难以被认定的相关情况调研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笔者搜集到2016年度300份全文中含有“家庭暴力”一词的离婚诉讼裁判文书有效样本。数据分析主要通过三个具体的变量展开:第一,当事人是否提供了证据?或者只是提到存在家庭暴力,但并没有提供证据;第二,法官是否正面回应了当事人所陈述的“家庭暴力”,是否予以讨论或认定;第三,法官是否对当事人所陈述的“家庭暴力”进行了认定。根据这三个变量,300个案例具体呈现为七种不同的类别。如表1所示:
  表1七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暴力

┌───┬─────────┬────────┬───────┬────────┐
│序号 │类别       │当事人是否提供了│法官是否讨论了│法官是否认定了家│
│   │         │证据      │       │庭暴力的存在  │
├───┼─────────┼────────┼───────┼────────┤
│1   │常规型(YYY)    │Y        │Y       │Y        │
├───┼─────────┼────────┼───────┼────────┤
│2   │漠视型(YNN)    │Y        │N       │N        │
├───┼─────────┼────────┼───────┼────────┤
│3   │不知为何不认定型(Y│Y        │Y       │N        │
│   │YN-1)       │        │       │        │
├───┼─────────┼────────┼───────┼────────┤
│4   │以理服人型(YYN-2) │Y        │Y       │N        │
├───┼─────────┼────────┼───────┼────────┤
│5   │主动关注型(NYN)  │N        │Y       │N        │
├───┼─────────┼────────┼───────┼────────┤
│6   │准常规型(NNN)   │N        │N       │N        │
├───┼─────────┼────────┼───────┼────────┤
│7   │特别型(NYY)    │N        │Y       │Y        │
└───┴─────────┴────────┴───────┴────────┘

  第一个类别(常规型):当事人提供了证据、法官讨论了、法官认定了家庭暴力存在的事实(简称YYY);第二个类别(漠视型):当事人提供了证据、法官没有讨论也没有认定(简称YNN);第三个类别(不知为何不认定型):当事人提供了证据、法官进行了讨论、对事实上存在的有效证据没有予以认定(简称YYN-1);第四个类别(以理服人型),与第三个类别形式上非常接近,但是走向完全相反:当事人提供了证据、法官进行了讨论,并对证据不适格的理由进行了说明,进而没有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简称YYN-2);第五个类别(主动关注型):当事人对所陈述的“家庭暴力”没有提供证据,法官主动进行分析讨论,当然也无法被认定(简称NYN);第六个类别(准常规型):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法官没有讨论也没有认定(简称NNN型);第七个类别(特别型),在实践中非常少(4份/300份),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但法官不仅讨论而且还认定了家庭暴力,原因是当原告提出被告实施了家庭暴力的时候,被告也予以承认(简称NYN)。具体情况可见图1。接下来,笔者将具体分析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具体特点。
  (图略)
  图1不同类型家庭暴力的数量
  (一)“家庭暴力”的确很少被认定
  在这300个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当事人无一例外都表示遭受过家庭暴力,也因此将“家庭暴力”作为提起离婚的一个理由(虽然在绝大部分案件中并不是唯一的理由)。但是,绝大部分案件中的“家庭暴力”并没有得到认定。其中,提供了证据的(前四类)142个案件中,有112个案件中的“家庭暴力”没有被认定,比例为79%;在未提供证据的(后三类)158个案件中,有154个案件中的“家庭暴力”没有被认定,比例高达97%。综合起来看,在300个当事人诉称存在“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中,只有区区34个案件中的“家庭暴力”被法院和法官认定,比例为11.3%。这一数据与上文所提到的来自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以及北京各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基本接近,实际上也再一次证明了“家庭暴力”这一事实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难以被认定的真实现状。
  (二)“当事人举证不能”被夸大
  既然“家庭暴力”难以被认定,那原因是什么呢?上文的讨论中笔者曾回顾到,目前法律实践领域和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家庭暴力难以被认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举证不能。但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反映可见,当事人提供了证据的案件数量占47%,当事人未提供证据的占53%(计算数据来源于图2)。未提供证据的案件数量仅仅比提供了证据的多6个百分点,共16个案件。
  (图略)
  图2家庭暴力案件当事人举证情况
  这表明:近半数的当事人可以拿出证据证明自己遭受过家庭暴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当事人举证不能”这一说辞。
  (三)当事人陈述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退一步讲,即便不得不承认仍然有53%的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这一事实。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法官就可以完全不用理会当事人所陈述的遭受过“家庭暴力”这一情况?或者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佐证的陈述都不需要法官予以关注?
  数量多达130例(比例高达44%)的NNN类型的案例清楚地表明:法官对于没有提供证据的关于“家庭暴力”的陈述,并没有予以讨论分析,更不会加以认定。固然,不认定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是,当事人已做出了曾遭受家庭暴力的陈述,法官却罔若未闻,不予讨论,这是否妥当?要知道,“当事人陈述”在我国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8]
  而在我们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一种恰恰相反的、似乎更合法合理的情形——占8%的NYN类型案件表明:一些法官在面对当事人提到的遭受过家庭暴力的诉称的时候,虽然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但他们依然对此予以了关注,在进行相关的讨论和说理后给出了“不予认定”的理由。比如下面的案例,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但判决书中依然对当事人所诉称的“家庭暴力”进行了分析和说理:
  本院认为:……在庭审中,原告主张其诉称被告因为不能容忍原告与异性交往而经常引发纠纷,就是指被告经常使用暴力对其进行殴打,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被告经常对其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同时,原告亦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9]
  仅有四个案例的NYY类案件也与NYN类案件相类似。当事人同样没有提供证据,但法官进行了讨论,表现出对提出遭受过家庭暴力一方的陈述的重视;同时,这四个案件中,都是因为施暴者承认打过受暴者,而使得“家庭暴力”这一事实被认定。这实际上恰恰同样表明法官对当事人陈述的关注。
  综上,虽然有NYY和NYN两类相对“正面”的案件,但与NNN类相对“负面”的案件相比,数量和所占比例上还是有较大差距,所以我们说当事人陈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法官漠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再退一步讲,即便在当事人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不讨论、不认定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当事人提供了证据,法官却选择漠视,那就无法解释了。
  在占比13%的YNN类型的案件中,当事人能够提供存在家庭暴力的证据,然而法官的选择却是“漠视”,主要表现为:对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既不讨论,也不认定。比如下面的判决书写道:
  原告诉称,……由于被告性格暴躁,双方婚后常为家庭生活琐事争吵,被告对其实施家庭暴力,致其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上述事实,有……报警记录、诊断证明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夫妻之间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在所难免,双方均应客观对待。……婚后双
  方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后,没能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使夫妻感情受到了一定影响,但这些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希望双方珍惜多年来的夫妻感情,相互理解,相互关爱,多加沟通,冷静理智地处理家庭纠纷,继续维持稳定和睦的家庭。故对原告的离婚请求,本院不予支持。[10]
  在此类型的一些判决书中,法官在讨论时候也会提到“殴打”“打架”“撕抓”“抓扯”等词,但是,我们依然将这种判决列入YNN类型,主要是因为“殴打”“撕抓”“抓扯”等和“家庭暴力”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家庭暴力”作为法定离婚条件,法官是否明确有无“家庭暴力”将会对离婚诉讼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在起诉离婚时候如果当事人的理由是“家庭暴力”,那么在没有“家庭暴力”这四个字的时候,法官实际上是可以依法不判决离婚的;其次,从社会层面上来讲,夫妻之间发生“打架”“撕抓”“抓扯”等情形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可理解”的,但是“家庭暴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则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是绝对否定的。案例显示:当原告一方提到被告存在“家庭暴力”的时候,几乎所有被告都会否定存在“家庭暴力”,但是却会承认那是“抓扯”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一个会对法律关系变更和消灭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律事实,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重要社会评价功能的概念。因此,是否将“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专门、独立的概念来进行考察,对于法官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问题。否则,在处理涉家暴案件过程中,就会出现“打擦边球”、漠视、甚至玩文字游戏的可能。
  (五)法官对事实认定走向的导引
  上文的数据梳理表明:当事人“举证不能”并不是家庭暴力不能被认定的唯一原因,法官的态度和行动实际上也对家庭暴力的认定产生重要影响。包括法官对当事人陈述的“不重视”,以及故意对证据的“漠视”。除此之外,在对YYN-1和YYN-2、YYY三类案件的对比分析中,笔者也发现了相类似的法官的态度和行动对家庭暴力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只不过在这里,法官并不是“不重视”,也不是“漠视”,而是有目的地引导着结果的走向。
  YYY和YYN-2两类案件可以说是最正常的两类案件,当事人都能提供证据,法官都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都予以重视和讨论。虽然一类案件(YYY)认定了家庭暴力存在的事实,另一类案件(YYN-2)没有认定,但基本上都通过说理、论证来说明认定与否的原因。比如YYN-2类型的如下判决书: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黄某所支付的医疗费用,从其提交的医疗机构诊断报告的时间、病历及医治资料来看,系其就医治疗自身的疾病所致,并非系其主张的被告王某实施了家庭暴力行为,而导致其巨额的医疗费用等损失或精神上造成了严重损害后果的发生,故对原告黄某的该项诉请,因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11]
  但是,YYN-1类案件则不同。当事人提供了证据、法官也予以讨论,但“讨论”和“说理”在很多时候显得较为牵强,甚至偏颇。比如如下两份判决书:
  原告王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事实与理由:……被告婚后经常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原告王某某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3.**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被告将原告打成轻微伤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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