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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文摘)》
事实因果与刑法中的结果归责
【作者】 劳东燕【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
【页码】 131
【摘要】 由归因层面的事实因果入手,文章旨在揭示归因层面存在论基础的差异,对结果归责的规范判断及其理论构建产生的影响。第一部分对“归因—归责”二分说框架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第二部分着眼于归因层面存在论基础的差异,归纳并梳理主流理论认可的三种结果归责类型,同时对疫学因果关系学说与风险升高理论进行考察,认为其无法为既有类型所涵盖。第三部分对结果归责理论的流变进行总结,并借助类型思维对归责类型展开解读。第四至五部分论述区分不同归责类型的规范意义,并结合实务中的争议案件展开探讨。第六部分对事实因果的判断标准做了交待。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2129    
  1、围绕刑法中的结果归责问题,存在双层次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客观归责论三种解决方案。其共同之处在于,将归责的判断分为两个步骤:先利用条件公式进行事实归因,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规范归责的判断。归因与归责二分说在基本框架上的合理性无可否认,但学理上对这一框架的勾勒过于粗枝大叶。尤其是对归因的简单化定位,扭曲了归因与归责之间的关系。
  首先,既然归因始终受归责目的的制约,将归因视为单纯的事实探寻并不妥当。结果归责的判断构造中,归因并无独立的意义,它服务于归责;归因应当是归责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归责并列的独立因素。无论是条件公式的适用本身,还是对条件公式的各式修正,无不渗透着规范与政策因素的影响。什么样的事实基础满足归因所要求的关联,受到规范评价的反制。其次,对条件公式的倚重与运用,直接导致对归因层面存在论基础的差异性的忽视。条件公式的等价性假定,抹杀了不同因素在原因力上的存在性差异。在极端的意义上,条件说甚至可能导致因果虚无主义,条件理论的逻辑扩展总会产生对谁侵犯谁的怀疑主义。最后,条件公式也并非刑法中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事实因果关联的唯一标准。条件公式只是人们用来获知行为与结果之间事实关联的逻辑公式。在诸多情形中,需要引入其他更低的关联要求的事实表明,条件公式并不总是满足法政策的要求。对条件公式的各式修正也揭示,条件公式并未穷尽刑法领域全部的事实因果关联的类型。
  由于将归因等同于条件公式的运用,抹杀了其存在论基础的多样性及其对归责判断的意义,同时归因又仅被视为单纯的事实问题,现有的二分说框架掩盖了刑法中的结果归责存在多种类型的现实,并由此导致刑法理论偏好于运用统一的概念性命题来叙说结果归责的问题。关键在于,这样的概念性命题不仅无助于为理论的发展寻求更好的方向,也不利于对立法与司法现状做出合理的说明。
  2、从归因的存在论基础考察,传统刑法理论中主要有三种结果归责类型:造成型因果、引起型因果与义务型因果。晚近出现的疫学因果关系说与风险升高理论,则无法归入其中的任何一种。
  造成型因果的归责表现为行为人对事物的发展进程所做的支配,行为直接开启或操纵了导致危害结果出现的自然的进程。引起型因果的归责,是由于行为为介入者实施危害提供了行动理由或制造了机会。造成型因果与引起型因果均要求行为对结果的出现贡献积极的、现实的作用力,故可从支配的维度予以解说,但二者对具体因果流程的作用程度存在重要的差异。不作为犯中,作为义务的概念提供了因果联系的替代,其与作为犯在存在论构造上的间隙,是通过作为义务这一规范因素来补足。有必要将不作为的结果归责归入义务维度的归责类型,以义务为核心来展开理解。
  疫学因果与风险升高是以概率提升取代条件公式的要求,只要行为实质性地提高危害结果出现的机率,即可肯定存在归因层面的事实关联。概率提升型因果与前述三种归责类型不是并列关系。造成型因果、引起型因果与义务型因果是根据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力大小来区分,三者呈梯度排列,彼此之间并不重合或交叉。概率提升型因果则类似于一个基本系数,具有修正既有类型的功能。若以A、B、C来指代前述三种归责类型,引入概率提升型因果后,理论上便会出现A1、B1与C1三种修正类型。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概率提升型因果的归责主要适用于行为人直接对法益创设风险的场合,以弥补造成型因果的类型留下的归责空隙。
  3、受概念法学思维的影响,现有理论对不同归责类型在归因基础上存在的重大差异并未给予重视。问题在于,统一的概念命题不仅可能使精致的理论与刑法的现实渐行渐远,也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问题。实际上,刑法是一个多中心的思想体系,任何单一的思考模式都不足以解释所有的犯罪,有必要注意通常被名义上的统一性所掩盖的多样性。
  引起型因果与义务型因果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张,以及概率提升型因果观念的兴起,对造成型因果形成联合夹攻的态势,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遭受重大的冲击。现实需求的倒逼,促成刑法中结果归责理论基本范式的转变:以关系论为基础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逐渐为一种着眼于规范目的的归责原理所取代。这样的范式转变导致更为宽泛的归责判断。为系统地解决集体不负责任的问题,教义学上将努力的重心放在对归责标准的重塑上。这些举措包括:引入以概率提升型因果为代表的全新归责类型;扩张既有归责类型的适用范围;隐蔽重构既有的归责类型。复杂的归责理论是为了应对社会的复杂性。类型思维的兴起,正是人们为应对环境之复杂性而在方法论层面做出的回应。
  从类型学的角度,刑法中的结果归责可抽离出两个基本参数:支配力(或支配可能性);归责的有效性。支配力的存在构成归责的必要前提与公正性基础。归责的有效性则涉及评价主体所追求的好处或价值,包括规范的目的与政策方面的考虑,它为归责的成立提供功利性的基础。结果归责类型的构建,要求同时具备支配力与归责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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