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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预防犯罪机制
【副标题】 内外三元结构动态预防论
【英文标题】 The Anticrime Mechanism i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作者】 王志强【作者单位】 天津社会科学院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和谐社会;预防犯罪机制;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英文关键词】 harmonious society;anticrime mechanism;criminal policy;comprehensive maintenance of social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5)04—0057—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4
【页码】 57
【摘要】

预防犯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特殊功能的一个子系统。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合理发挥预防犯罪的功能不仅是一个实然问题,更是一个应然问题。从规律研究的角度出发,预防犯罪应形成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受其内在规律及特定社会环境影响的;因而,在现实预防犯罪活动中,预防犯罪机制应遵循内外三元结构动态预防的基本思路。在我国现阶段,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需求决定了对现有的预防犯罪机制必须要在预防犯罪目标、预防犯罪结构和运行保障方面进行梳理,尤其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深刻认识“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

【英文摘要】

Prevention of crime is considered a subsystem within the whole society that exercises a special function.While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it is both necessary and mandatory for US to do anticrime work as well as we can.From the angle of study,an anticrime mechanism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at is theoretically restricted by its internal factors and specific social conditions as well.Therefore,in preventing crimes,a tri—element dynamic preventive mechanism should be mainly considered.In present China.the necessity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determines the target,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reventive system.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peace maintenance policy that integrates the punishment and prevention of crimes and gives priority to preven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develop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923    
  一、预防犯罪机制的表达语境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预防犯罪研究的现实需求
  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反社会现象,无论是量的上升还是质的衍变,都将直接表现为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冲击,甚至影响其整体发展进程。对于如何预防犯罪,尽管人们可能从广博的文献资料中找出诸多预防理论,但全球化的犯罪趋势和犯罪在现代化社会的衍化特点并没有因此划上句号。
  当前,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提高来源于诸多因子在其相应作用场域的持续互动,是一个多层面矛盾结构的形成、发展和良性转化过程。其中,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则是重要一环。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我国有学者也认为,“和谐社会的外在形态应当是有序、安全和稳定。”{2}。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犯罪和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结果表明,35.4%的人认为影响安全感的是“刑事犯罪”,为第一位,比2002年上升了0.38个百分点。在对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调查中,选取“社会治安”的占15.62%,上升了4.85个百分点{3}。在国家统计局2004年开展的同类调查中,认为影响安全感的是“刑事犯罪”的占33.01%,为第一位。在人们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选择“社会治安”的较2003年调查时上升了1.47个百分点{4}。另一方面,据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03年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735 535件,判处被告人933 967人,同比分别上升1.21%和1.51%{5}。据第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04年共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11 102人,提起公诉867 186人,分别比2003年增加8.3%和9.3%{6}。有专家预测,2003年至2010年,我国刑事案件立案数的增长会进入一个高峰期,可能处于峰顶的2006年刑事案件立案数的预测值为579万起至750万起之间{7}。如此以来,则远远高于2003年的439.6万起{8}。除上述两个方面以外,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犯罪结构也会以其特有的犯罪能量对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造成威胁。如以恐怖主义犯罪、生态环境犯罪、计算机互联网犯罪、信息犯罪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型犯罪;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腐化犯罪为代表的社会冲击型犯罪[1]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9}。“高度重视犯罪问题,从维护稳定、巩固政权的高度来对待犯罪问题,研究和确立预防犯罪的战略和策略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10}。这种必要性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过程中则尤显其战略意义。
  (二)确定预防犯罪机制研究的理论起点
  从掌握的文献看,有关预防犯罪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对预防政策的研究,包括以犯罪现象、原因为基础的预防犯罪对策分析和直接以预防犯罪政策的内容为对象的分析,这些是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分析模式;另一个是对预防犯罪本身运行规律或原理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确定某种预防政策模式,而是基于一定社会阶段的犯罪现象和预防犯罪现象,“研究和发现隐藏在诸多预防现象背后的规律”{11}。从二者关系上讲,预防政策是形式,预防规律是本质,而后者恰恰是需要予以深化的;因为,“预防犯罪规律问题是预防犯罪研究中的‘焦点’和‘难点’,也是以往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12}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刑事政策的关注程度在提高,由此也引发了许多争鸣。面对犯罪的严峻,有学者列举了社会上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可能产生的诸多疑问。如,我国当前的犯罪率上升究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不到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还是犯罪上升具有必然性,抑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犯罪控制上仍具有局限性,等等{13}。单就这些情形本身来讲无可断言,但是,对一种预防政策合理性和科学性的表达始终是以对预防犯罪规律的把握为前提的。上述现象的出现恰恰在一定侧面暴露了学界在认识预防犯罪过程中的一种倾向——对预防政策的功利型定位和对预防规律剖析的忽视。犯罪不是孤立的现象,是与相应的社会阶段联结在一起的。对于犯罪的严重化,我们不能只在预防政策如何设计方面徘徊,而更应该从预防犯罪模式在一定社会阶段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着眼。
  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讲过,“对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意义的探索,都首先是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密切相关的”{14}。探讨预防犯罪的规律,往往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预防犯罪系统内部的结构和这种结构的运动方式,二是呈现一定功能的预防犯罪系统与外部其他系统之间的互动。就前者而言,犯罪多因性的生成格局决定了预防犯罪本身只能是一个多种因素互动的构造与运行状态;就后者而言,社会因子的多元性决定了预防犯罪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能量交换也不是一个单数间的封闭循环。有学者指出,系统的机制论的思维方式可以把简单化的、机械的规律观进一步引向辩证的规律观{15}。预防犯罪对机制的实然性表现和在此基础之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预防犯罪机制的应然性需求以及机制本身的方法论特点,决定了机制分析应该成为预防犯罪规律研究的一个理论起点。
  (三)预防犯罪机制的研究范式和概念性理解
  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运作原理。”{16}不过,不同的研究领域对机制的回答也各有侧重。那么,预防犯罪机制应如何表达呢?当然,在形式的角度,预防犯罪机制固然可理解为预防犯罪的构造和运动原理,但预防犯罪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有其客观的实然性和主观的应然性问题;所以,在预防犯罪机制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更需要认识的是以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为指导的思维范式。一般意义上,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所引发的犯罪与反犯罪之间的博弈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必然。也就是说,有何种犯罪行为,就应有与之进行抗制的反犯罪行为。尽管由于人类对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反犯罪的理念、反犯罪现象认识的局限,各种反犯罪现象的表现是不同的;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这些反犯罪现象一经发动,就都以其特殊的构造和运动方式对犯罪现象发生作用,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面对犯罪与反犯罪之间博弈过程的客观性,人们所要做的不是改变反犯罪因素与犯罪因素间的作用规律,而是通过对犯罪因素、反犯罪因素和犯罪因素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认识,不断调整反犯罪因素之间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来增强控制犯罪的主动性和效益。对预防犯罪机制的研究,一方面既要客观反映预防犯罪因素与犯罪因素之间的作用原理;另一方面,又需要根据某一社会阶段的需求提出一定的主观预防理念,以及建立相应的预防犯罪结构和运行保障体系,以确保预防犯罪系统的功能发挥。从上述角度讲,预防犯罪机制具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预防犯罪本身的结构及其在社会运动过程中的实然规律变化;另一层含义是指预防犯罪的调控者基于社会发展需要和对预防犯罪规律的认识而建立的对预防犯罪运行进行调控的应然体系。本文所讲的预防犯罪机制是指后者。具体讲,是国家根据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需要,在认识现阶段犯罪和预防犯罪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由预防犯罪结构、预防犯罪结构运行的条件及相应的调控体系组成的有机体。具体可以用图1来表示。
  二、预防犯罪的结构——内三元互动
  “系统是任何作为对象思考的东西,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17}这是考察预防犯罪机制的一个基本方法。“系统具有一定的特性(结构)才能执行一定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内部关系高于外部关系,可以说结构和特性是功能的基础和根据”{18}。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19};由此,对预防犯罪机制的探讨首先是预防犯罪的内在结构问题。所谓结构,“简言之,就是系统内诸要素的组合形式。”{20}而预防犯罪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以及这些要素应如何构造呢?对预防犯罪结构的定位不同,则对其内在要素及其构造的阐释也有所不同。在有的著述中,认为预防犯罪结构可做多种理解,如预防犯罪活动的结构,预防犯罪体系的结构,预防犯罪组织结构等{21}。本文认为,预防犯罪结构应该指预防犯罪现象得以形成、不可缺少的基本支点及其组合,属于基础层级的结构。至于预防犯罪体系结构或组织结构往往是预防犯罪这种现象出现以后的衍生层级的结构,是结构中的结构。预防犯罪这种主观目的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结构只能是一个由具有受一定预防犯罪理念指导的预防犯罪主体(针对一定的预防犯罪客体)实施预防犯罪内容的三元组合。可以说,任何一种预防犯罪模式都是围绕预防犯罪主体、预防犯罪客体和预防犯罪内容这三个元点建立的。只不过每一单元的具体内容和这三个单元之间的组合方式不同而已。
  (一)预防犯罪构成要素的分析
  第一,对预防犯罪主体的定位。在我国学术界,对于什么是预防犯罪的主体大体有两类解释方法:一是列举式,即根据不同分类标准划分预防犯罪主体。如根据主体的社会属性,根据主体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等{22}。客观地讲,这种分类是对预防犯罪实践的归纳,是一种后预防犯罪的研究角度。二是概括式,即认为预防犯罪主体“几乎包括一切社会组织和有行为能力的一切社会成员”{23},还有的认为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全社会各行各业、各种组织和公民{24}。上面这些解释在已然的犯罪综合治理角度有合理之处。然而,任何一种预防政策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过程中都面临一个应然性的考察,也就是说在特定社会阶段的前预防犯罪问题。这也是主观与客观研究范式在预防犯罪机制分析中的体现。进一步言之,预防犯罪主体应该是能够主导预防犯罪理念、调配预防犯罪整体资源的运行者,而不是预防犯罪工作的具体实施者。确切而言,本文的预防犯罪主体是预防犯罪的主体元——预防犯罪政策的调控主体。按照法国学者米海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的观点,刑事政策模式最基本的可分为国家和社会模式,也就是说由国家和社会分别主导预防犯罪的运行。“国家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以国家为核心,都以国家性反应来对付全部或部分犯罪现象。”{25}而社会模式排斥了一切的国家反应,它反映了社会整体对国家的取代{26}。如果说国家主导型的预防犯罪模式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有其社会结构的优势,那么,在目前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共存的二元化社会,这种“金字塔”式的模式显然容易失衡。失衡之一是容易导致预防犯罪理念的国家本位思想,淡化社会利益。失衡之二是国家公权型预防与社会私权型预防产生冲突,从而影响市民社会的正常发育。至于忽视国家反应的单纯社会主导型模式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不相适应,难以使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达成和谐。储槐植教授等提出的在我国实行国家·社会双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的观点{27},也就是强调在预防犯罪调控中,“国家和市民社会同处主导地位”{28}。笔者认为,国家和社会双重预防犯罪主体的构建既有利于扩大预防犯罪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在国家和社会的磨合中发现和解决各种矛盾,多方面促进和谐,因此,在现阶段,预防犯罪的主体元是由国家和社会共同组成的两维结构。
  第二,对预防犯罪客体的定位。预防犯罪的客体就是预防犯罪的指向对象。这是一种语意解释,但关键在于预防犯罪的客体应包括哪些方面。目前较为流行的是犯罪原因定位论。如,有的学者认为预防犯罪客体包括两类,一类是潜在的犯罪人,一类是环境{29}。还有学者认为预防犯罪客体是指犯罪原因因素中直接的、间接的,显见的、易变的部分,包括实施犯罪的主体,诱发犯罪的因素,容易犯罪的条件等{30}。以犯罪原因分析为基础对预防犯罪客体的定位方法之所以能够流行,其主要是受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这一传统分析套路的影响。不过,在现代社会,“现代化的扩散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过程和事件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同时同地’的范围”{31};而犯罪现象也会通过犯罪生成因素的泛化、可侵害对象的随机性、侵害手段的高度技术性、侵害过程的反侦查性、危害性效应的连锁式扩散性等特点出现。单一地认同犯罪原因对预防犯罪客体的定位可能会造成预防被动,况且,犯罪原因研究中含有的某些假设成分往往降低预防对象的精确指向;另外,犯罪原因分析的定位方法也易将人们引入两个误区:一个是对预防犯罪目的认识的误区,导致将预防犯罪客体与预防犯罪客体的生成因素混为一谈;这是因为预防犯罪的本意是减少和消灭危害社会的人为现象,而不是人或环境本身。另外一个就是实践的误区。如果对预防犯罪对象缺乏预防依据界定,极易出现预防犯罪的随意性。就目前看,在理论和实践界至少存在对犯罪的两种理解,一个是法定意义上的,一个是犯罪学意义上的,即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唯一标准的犯罪{32},这是一种犯罪扩大化的理解。按照犯罪原因论对预防客体的定位方法,前提定位的不明确会使任何人和各种环境都可列为预防对象,其本身是一种预防成本投入与预期预防收益的错位。退一步讲,如果依据犯罪的法定价值判断,则有一部分危害社会、甚至是严重危害社会的未犯罪化的现象被排除在外,这一点不符合正义与秩序对预防犯罪的价值要求;反之,如果依据犯罪学理论的价值判断,则可能会导致由预防犯罪的泛化带来的某些消极效应,如对私权的侵犯。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对预防犯罪客体的定位首先应从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需要出发,进行国家和社会利益保护角度的考察,至于对某些人或环境的预防只不过是预防的内容。基于此,预防犯罪客体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法定犯罪;第二类是尚未予以犯罪化,但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有可能造成严重侵害的人为现象;第三类是不需要予以犯罪化,但对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有可能造成侵害的人为现象。
  第三,对预防犯罪内容的分析。预防犯罪内容是预防犯罪主体根据预防犯罪需要实施的、作用于预防犯罪客体的各种事实。如此,就出现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哪些事实可以作为且有必要作为预防犯罪的内容。按照犯罪预防场的观点,“预防犯罪的作用对象必须在与犯罪的作用对象具有同一性的前提下,预防犯罪的效应才能形成”{33};因此,以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犯罪机遇+社会管理功能的缺陷+(社会资源使用的不规范)[2]为逻辑主线的,较为全面的预防犯罪内容是由四类因子构成的:预防犯罪主体的形成,对犯罪机遇的控制,对社会管理功能缺陷的修复,对社会资源使用的规范。
  1.预防犯罪主体的形成 人的意志是自主的,但不是绝对自由的,而且,人的意志自主性遵循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从这个角度讲,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形成犯罪化的人格,是由人的理性与社会环境作用后自主选择的结果,同样,一个人不犯罪也是如此。预防犯罪主体的形成不能单纯强调压制人的理性,而应是在尊重人的理性基础上能够使行为人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做出犯罪不利的理性判断,自觉放弃实施危害行为的意图。如果采用单数的分析方法,那么,上述效果的出现取决于两对变量的对比值:一个值是行为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心理因素与消极心理因素相减,正值越大,则行为人自觉抵制犯罪意念的能力越强;反之,如果负值越大,则行为人自觉抵制犯罪意念的能力越小。另外一个值是行为人通过定量的成本付出将合法收益与非法收益相减,正值越大,行为人选择合法途径满足需要的可能性越大,反之越小。预防犯罪主体形成的内容可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增强心理结构形成过程中的正向引导,主要包括进行道德规范和确立守法意识;一类是在注重犯罪高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正常需要,典型的就是保持增加违法犯罪的人受惩罚的可能性和提高社会保障质量的同步。物质需要“既是人的其它一切需要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也还是人成为人的基础”{34},因此,在上述预防内容中,保证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应居于基础地位。
  2.对犯罪机遇的控制行为人能够产生犯罪决意有一个重要外在因素,就是一定的人、物、相关事件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组合下的诱发作用。如夜晚单身出行,在公共场所管理财物不善,矛盾事件的激化等等。对案件易发、多发的空间、时间和人群进行重点控制是减少犯罪机遇的核心。包括防范工作者的投入、防范技术与设施的使用。在对犯罪机遇的控制中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事件对犯罪的诱发作用。强调这种情形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表现在:一方面,利益主体和利益分配的多元化机制容易使不同的社会阶层间产生群体性冲突事件;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生活的自主性运行与自我约束薄弱之间的矛盾可能引发突发性事件。这些事件对犯罪的诱发表现为,一是为犯罪分子所利用,二是直接演变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所以,提高对各种事件的预警、控制是今后一段时期预防犯罪的重要环节。
  3.对社会管理功能缺陷的修复研究表明,犯罪作为治安问题的具有一种寻差性,也就是说犯罪人往往选择防范薄弱的环节实施犯罪行为{35}。社会管理最薄弱的环节也是各种犯罪隐患突出的环节。一些犯罪多发场所和所谓“监守自盗”类型案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与相应的管理工作质量有一定关系。在这个角度,对社会管理功能缺陷的修复也是预防犯罪的一项内容,包括有关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对自身管理的完善,以及具有管理权限的部门对各项管理工作的加强。
  4.对社会资源使用的规范这里所讲的社会资源是针对公众在社会生活中可能接触的实体物质而言的,如爆炸物、刀具、计算机互联网、电话、汽车、有毒物品等。之所以将对社会资源的使用列入预防犯罪的内容,主要是因为犯罪人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源实施犯罪。尤其在现阶段,犯罪的现代化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与犯罪工具的现代化有关,典型的如计算机互联网犯罪。今后一段时期,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市场化运行,如何规范市民社会对技术含量较高的社会资源的使用是一个需要予以重视的问题。
  (二)预防犯罪构成要素的组合
  结构应是一个内部要素有序排列、合理衔接、相互作用的整体。故此,预防犯罪的三元要素组合是预防犯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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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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