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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论民事案件受理权与管辖权的统一与分开
【作者】 许少波【作者单位】 华侨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管辖规则;管辖统一;管辖分开;跨域立案
【英文关键词】 civil litigation; jurisdictional principles; jurisdictional unification; jurisdictional separation; cross-regional filing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9)03-0167-(0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167
【摘要】 最近在全国范围内试点推行的“跨域立案”改革,其实质是管辖法院的管辖权部分由非管辖法院行使。这在诉讼理论上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管辖权中的案件受理权能否独立于管辖权,案件受理能否与管辖分开。作为民事诉讼架构的一部分,管辖是反映和承载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一个坐标系,管辖统一能够避免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从整体上保障诉讼理想的实现。在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人口流动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随着跨行政区划设置法院和立案登记制的实施,管辖分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管辖的理论逻辑也不排斥管辖分开。但就管辖规则体系而言,基于管辖的法定性和强制性,考虑诉讼当事人的角色分配和“双重推定”法则,管辖统一仍居于基本规则的地位,管辖分开只具有补充性。并且,作为补充规则,管辖分开仅可限定为两种情形:一是具有较大可能调解结案的案件;二是涉弱势群体且请不起律师代理的案件。
【英文摘要】 Recently the reform pilots of “cross-regional registration system” are implemented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The essence of this reform is that the jurisdiction right from competent courts is partially performed by non-competent courts. Then a question worth pondering is raised within current litigation theory, that is, whether the acceptance right in jurisdiction can be independent of jurisdiction right, and whether the litigation procedure can be separated from jurisdiction. As a part of the civil litigation framework , jurisdiction reflects and bears the value of the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The unification of jurisdiction can prevent courts from making contradictory judgments and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litigation ideals as a who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in China and the growing siz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regional courts and the implement of legistration system.the separation of jurisdiction has certain rationality, and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jurisdiction does not exclude the separation of jurisdiction. However, as far as the jurisdiction rule system is concerned, based on the legality and mandatory nature of jurisdiction, considering the role distribution of litigants and the “double presumption” rule, the unification of jurisdiction still occupies the position of basic rules, and the separation of jurisdiction is only complementary. Moreover, as a supplementary rule, the separation of jurisdiction can only be limited to two situations: one is the case with greater possibility of conciliation; the other is the case involving vulnerable groups and unable to hire lawyers to represent th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041    
  一、问题提出
  在民事诉讼中,管辖(权)意涵案件受理(权),受理(权)涵括于管辖(权)之中,也即受理(权)与管辖(权)相统一(后简称管辖统一),受案法院就是管辖法院,管辖法院也一定是受案法院,该规则早已固化为学界的常识,从未有人提出过受理权与管辖权分开或分离(后简称管辖分开)的论断。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近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模式”(后简称“跨域立案”)[1],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3月已确定在全国14个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开展跨域立案诉讼服务试点工作[2],并拟在总结完善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
  根据原创地泉州和福建法院的实际做法,跨域立案模式适用的范围是省内异地各中级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行政和申请执行案件。其基本流程是,“当事人可就近选择具备跨域立案服务的中级、基层法院或人民法庭办理立案事务。收件法院接收当事人起诉材料,核对当事人身份信息,进行初步形式审查后,扫描起诉材料并传输给具有管辖权的受诉法院。受诉法院进行立案审查,制作收件告知书、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裁定书等文书,加盖本院电子印章,再推送给收件法院,由其送达当事人。收件法院仅承担形式审查、风险提示、立案指导、法律释明等职责,不行使立案审查权。”{1}
  透过“跨域立案”的流程不难看出,对案件依法不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以下简称“非管辖法院”)为规避受理案件的违法之嫌,有意选择了非常低调、克制的做法,对案件只作形式审查,只为立案做一些辅助工作,最终是否立案的决定权仍保留在对案件依法享有管辖权的法院(以下简称“管辖法院”)手中。但即便如此,在现有法律和理论框架内,很难释解非管辖法院对管辖法院之管辖权在事实上的僭越。其一,当下已普遍实行登记立案。学界主流观点始终认为,立案登记制只进行形式审查,只要当事人提交的“起诉状”符合法定格式即予登记立案,法院无需再作实质审查[3]。因此,非管辖法院虽然只作“形式审查”,但在登记立案的制度背景下已经足可立案,其实质上已经取代管辖法院行使了案件受理权。其二,根据笔者对泉州法院多名法官访谈,在“跨域立案”模式的实际运行中,因绝大部分案件均属于案情相对简单、应当场立案的案件,非管辖法院实际上确实已经替代管辖法院行使了案件受理权,管辖法院只是履行立案手续,走个形式而已[4]。否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关“当场登记立案”的司法政策就无法实现[5]。其三,即便不考虑前两种情况,管辖法院依然享有对案件的立案决定权,非管辖法院只是辅助管辖法院在立案环节进行形式审查,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至少是对管辖法院独自享有的案件受理权及管辖权之完整性的分割。
  可见,尽管该模式的首创者一再表明,“跨域立案”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法定管辖的一般规定,但其实施后果却导致了管辖法院的管辖权部分由非管辖法院行使,案件受理(权)与管辖(权)在事实上的分开或分离。这样,我国正在变革的司法实践就对原有的管辖乃至民事诉讼的理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民事诉讼中的案件受理(权)与管辖(权)相统一能放之四海吗,案件受理(权)能否独立于管辖(权),管辖法院的管辖权由非管辖法院行使具有合法性吗?深层次的问题是,管辖(权)的实质和核心意指是什么,决定案件受理(权)与管辖(权)统一和分开的法理根据是什么。更为具体的问题是,案件受理(权)与管辖(权)统一的理想是什么,分开的理由和引发的问题是什么,管辖统一与分开在民事诉讼管辖中应如何定位,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以上问题,传统民事诉讼理论囿于受理(权)与管辖(权)完全统一的固有认识,仅限于对管辖概念及与主管区分的教科书式的陈述,相关研究仅涉及管辖权异议、管辖权转移等问题。从未有人对管辖(权)统一提出过任何挑战,也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自2015年“跨域立案”模式产生后,围绕该诉讼服务模式的议论虽然不断增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报道性的溢美之词,深入诉讼法学理进行深层次分析者极少,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观点并展开议论者可谓少之又少。因此,关于民事诉讼管辖的研究是中国本土提出的重大问题,不仅在诉讼理论和学科建设上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而且对我国正在和将要进行的新一轮司法改革也具有阐释性和急迫性。
  二、受理权与管辖权统一的制度设计
  在已有知识体系中,民事诉讼管辖(权)中的案件受理(权)与管辖(权)都是统一的、融为一体的。那么,这种管辖统一的“绝对性”的背后是基于何种考量,究竟有无例外呢?
  (一)受理权与管辖权统一的理想
  受理权与管辖权统一能够成为国内外学理高度认同的规则绝非偶然[6],考察整个民事诉讼及管辖的制度追求,其必然性至少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找到价值坐标点的唯一,保障整体最优
  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是法治国家民事诉讼的民间程序法。在“法律帝国”的疆域中,民事实体法是静态地授予和界定权利及其发生条件,动态地确定权利则必须通过民事程序法。诉讼程序既是“自由之母”,也是“权利实现的侍女”。作为法治和“法化”社会的担纲者,民事诉讼程序不仅要实现法治国家保护民间社会民事实体权利、维护法和平的理想,而且在权利保护和秩序维护的过程中,还必须达致和张扬程序自身公正、正当的价值指向[7]。
  在民事诉讼程序的架构体系中,法院和当事人是民事诉讼最重要的主体,管辖是法院对本案行使诉讼程序指挥权及审判权的前提,其实质在于确定由哪一级法院和同级法院中的哪一个法院受理和审判本案。基于民事诉讼的价值理想,管辖可被视为发现真实、实现程序公正和快速经济的价值坐标,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分别是该价值坐标的纵轴和横轴,级别管辖主要标注的是国家审判资源投入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公正,地域管辖则镌刻着法律对双方当事人诉权保障的实质平等。确定本案管辖的过程也是寻找和确定级别管辖纵轴和地域管辖横轴交会的坐标点的过程。在理论上,与案件类型最相适应的法院只有一级;在同级法院中,最能保障当事人双方诉讼平等的法院也只有一个。这里的“最相适应”和“最能保障”均包括受理和裁判两个环节,一般不会出现受理可能最好而裁判肯定不公正,或反过来,受理可能不公正而裁判肯定最好。在管辖坐标中,案件受理与审理裁判是一个“一体化的价值坐标点”,它们是同进退的。管辖统一能够保障受理与裁判整体最优,而管辖分开却只能做到部分正当,要么是案件受理,要么是审理裁判。
  2.实行“复式平行诉讼”,从整体上保障诉讼的快速、及时
  以审理对象为标准,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程序可区分为三个阶段的审理,即起诉条件审理、诉讼要件审理和本案纠纷审理。在审理顺序上,由于民事诉讼普遍实行“不告不理”和当事人处分原则,起诉条件审理当然成为后两种审理的前提,绝对不可能在尚未诉讼系属的情况下,就开始对诉讼要件和本案纠纷进行审理。后两个阶段的审理在先后顺序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线性二阶段审理模式;二是复式平行诉讼(审理)模式。
  古罗马民事诉讼采行的是第一种模式,把法律审理和事实审理截然分开,每个案件必须“由法官决定诉讼在法律上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应当受理;如果是应当受理的讼争,再由选定的承审员审理,查明事实,作出判决”。{2}932当时的“法律审理”和“事实审理”大体对应于现在的诉讼要件审理和本案纠纷审理。在此意义上,诉讼要件审理是本案纠纷审理的必经程序,如果未经该程序或经该程序审理诉讼要件不能成立,就必须及时终结诉讼程序。否则,对本案纠纷的审理及所作出的判决,将构成诉讼程序的不合法和判决的当然无效。但该模式到罗马帝政后期即被废止,“诉讼法开始向尽量使判决得以安定的方向发展,只有通过特别程序(比如再审)才能宣告判决无效”。{3}2显然,线性二阶审理模式太过机械和僵化,也使诉讼的延迟和不经济成为可能。现今各国均已摒弃这种延时费力的审理模式,而代之以复式平行审理模式。按照该模式,对诉讼要件和本案纠纷可以同时并行审理,诉讼要件审理不再是本案纠纷审理必经的前置程序,诉讼要件欠缺不构成本案纠纷审理的必然不合法,“对审理对象的选择交由法院根据迅速、经济的观点进行合目的性的裁量”。{3}4
  在大陆法系语境下,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是诉讼要件之一,并非起诉条件。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119条规定,管辖是民事诉讼当事人起诉,也即法院受理案件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这就意味着,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起诉条件、诉讼要件和本案纠纷的三阶段审理程序,在我国则浓缩为起诉条件审理和本案纠纷审理两个阶段[8]。这样,实行管辖统一,即由同一个法院受理和裁判案件,法院可以依职权先对本院管辖权的有无进行审查,进而在此基础上作出本案判决,也完全可以在本案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情况下跳过对管辖的审查,直接作出驳回请求的判决。这更有利于法院在管辖权是否存在与本案纠纷之间交互审理,进而作出更加快速、及时和便宜的裁判。相反,如果采管辖分开规则,人为地将受案法院与审理裁判法院分开,就只能重回古罗马的线性二阶段审理模式。
  3.统一适用起诉条件,避免矛盾裁判结果产生
  在一审诉讼程序起点上,与国外从当事人递交起诉状开始不同,我国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的真正开始是法院已经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并正式立案,而法院的受理立案条件就是当事人具备起诉条件。“受理”也因此成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一个特有概念。{4}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起诉首先应当符合形式条件,然后还应当符合实质条件。是否符合形式条件是容易把握的,而是否符合实质条件却很难判断。如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不属于重复起诉;不存在仲裁协议排斥法院管辖等。这就意味着,就每一具体个案而言,对起诉条件理解和掌握尺度的法院不同,其裁判结果就有所不同。
  管辖统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受案法院与审理裁判法院对起诉条件及立案标准做统一把握,避免法院在案件受理和审理裁判阶段对起诉条件作出互相矛盾的裁判。管辖分开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无端增加,尽管法官并非有意做“只顾追寻自己美善理想的游侠”。{5}41
  (二)受理权与管辖权统一的例外
  受理权与管辖权统一的例外,是指在立法例上案件受理权与管辖权的分开,即受理权由非管辖法院行使,而管辖权中除受理权外的其他权力仍由管辖法院行使的情形。在传统诉讼理论中,没有人从管辖统一的视角讨论其例外,但这不等于说其没有例外。根据笔者的考察,管辖统一的例外主要有三种情形:
  第一,《民事诉讼法》36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这里先后两次使用了“受理”一词,但其含义是不同的。第一个“受理”是“已经受理”的意思。否则,就不用移送管辖了,直接告诉当事人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就是了。第二个“受理”则是“接受”的意思,因为这个“受理”的前面还有“应当”二字。“应当受理”实际上就要求受案法院不管自己对移送来的案件有无管辖权,都“应当”先“接受”再说。显然,在这里,受理案件的法院是受理案件后才发现不属于本院管辖的非管辖法院,或接受移送案件后认为自己对案件仍然没有管辖权的受移送法院,而审判案件的法院可能是对移送来的案件有管辖权的管辖法院,也可能是上级法院指定的法院。
  第二,《民事诉讼法》37条第1款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这里的有管辖权的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在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之前,实际上已经受理了案件。否则,它是不可能知道它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因此,在这里,受理案件的法院是已经受理案件但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管辖法院,而审判案件的法院则是上级法院指定的原本没有管辖权的非管辖法院。
  第三,《民事诉讼法》38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在这里,本来由上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或本来由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报请上级法院审理,使用的都是“审理”而不是“受理”,都省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本来有管辖权的法院都已经“受理”了案件,如果再“受理”就会重复。因此,这里受理案件的法院是本来对案件有管辖权的管辖法院,审判案件的法院是本来对案件没有管辖权的非管辖法院。
  《民事诉讼法》36条一方面默认非管辖法院对案件的“受理”,另一方面又要求非管辖法院把已经“受理”的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第37条第1款要求管辖法院把已经“受理”的案件,因特殊原因通过上级法院指定一个非管辖法院行使管辖权。第38条的意思更明确,本来对案件有“管辖权”的管辖法院行使“受理权”后,可以由本来对案件没有“管辖权”的非管辖法院“管辖”。总之,这三种例外均从法律上肯认了受理(权)与管辖(权)的分开。
  在法律思维的意义上,作为受理权与管辖权分开的“结果”也许并不重要,关键是产生分开这种结果的“理由”。对于以上三种例外,法律相应地也规定了三种理由:
  第一,受理法院没有管辖权。《民事诉讼法》36条规定的理由是,已经受理案件的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所以要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该项理由首先告诉我们,管辖是法定的,不容违背的。民事纠纷种类繁多且日趋复杂化,法院也遍布国内每一个角落。因此,关于当事人起诉和法院受理审判案件的制度安排,也即管辖关涉国家公权力和司法资源的分配,具有公共秩序性、公法性和强制性。其典型体现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专属管辖不仅排斥协议管辖和应诉管辖,如若违反,还会导致本案实体判决当然被撤销的后果[9]。
  基于管辖权的公权性和法定性,在原理上管辖构成本案判决必备的诉讼要件之一。已经受理案件的法院如果不具有管辖权,当事人虽然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在原理上包括管辖权在内的诉讼要件均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范围。也即,对于管辖权的有无,“即便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错误之主张,法院也应当依职权来对案件管辖权的存在与否做出确认”。{6}68这实际上就是法院发现已受理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时应当直接移送管辖的原理所在。
  第二,管辖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民事诉讼法》37条规定的理由是,“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对于这个“特殊原因”,通说认为,有管辖权的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特殊情形有两种:一是该法院的全体法官因为法律上的原因都需要回避无法行使管辖权;二是该法院所在地发生了严重的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因为事实上的原因无法行使管辖权。{7}102就这两种情形而言,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总之,该移送管辖的理由是天灾人祸导致法定管辖权无法实现。
  第三,法院“认为”的理由。《民事诉讼法》38条规定了管辖权上移和下移两种情形,理由有所不同。管辖权上移的理由是上级法院“有权审理”下级法院管辖的案件,或下级法院“认为需要”由上级法院审理;管辖权下移的理由是上级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管辖案件“有权审理”的背后可以看出,在立法者视阈中,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在管辖问题上系行政领导关系,下级法院的管辖权完全可以由上级法院决定,上级法院审理下级法院管辖案件是其权力范围内的事,无需附加任何条件。但这显然有违司法原理[10],也与我国地方法院及其司法权源自地方权力机关的体制相冲突。
  对于下级法院“认为需要”上移管辖权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3条将其限定为4类案件:一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二是新类型案件;三是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四是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宜行使审判权的案件。这第4类案件又被解释为“当事人与相关法院或法院工作人员(特别是院长、庭长)有利害关系,案件与当地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地方党政机关或个别领导干预审判等情形的案件”。{8}78在这4类案件中,前3类案件明显属于按照级别管辖标准应当由上级法院审理的案件,第四类案件则属于在严格意义上受案法院应当回避的案件[11]。
  管辖权向下转移的理由是上级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对于管辖权下移,学界主流观点持否定态度[12],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曾删去有关规定,但因最高人民法院的坚持,正式法典仍予保留。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42条第1款将“确有必要”规定为3类案件,即“(一)破产程序中有关债务人的诉讼案件;(二)当事人人数众多且不方便诉讼的案件;(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其他类型案件”。关于管辖权下移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在论证保留该规定时的解释是,“民事案件情况复杂,有的案件如破产程序中的衍生诉讼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更有利于当事人参加诉讼,节约诉讼资源”。{9}10应当说,该解释具有一定说服力。
  分析上述各种理由,可做如下归纳:移送管辖是为了实现法定管辖权而放弃错误管辖;指定管辖是在法定管辖权根本无法兑现时不得已而选择非法定管辖;管辖权转移稍显复杂,从立法之善良目的出发,管辖权转移要么是法院受理案件后发现或案件本身的性质、简繁程度和影响范围发生变化,按照我国级别管辖的划分标准,应当上移或下移案件的管辖权,要么是因为受案法院无法行使管辖权需要转移。其实,不管是为了实现法定管辖,还是不得已而重新指定管辖,或者是为了追求应当转移的管辖,都是为了实现理想的管辖。而为了实现理想管辖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追求则是管辖的价值理想。因此,管辖统一是为了实现管辖的价值理想,设置管辖统一的例外也是为了实现管辖的价值理想,只不过是条件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实现管辖的价值理想。反过来,该论断也可以表述为,为了实现管辖的价值理想,受理应当与管辖统一。同样是为了实现管辖的价值理想,受理也可以从管辖中分离出去。申言之,受理只是管辖实现价值理想的一个“筹码”。
  三、受理权与管辖权分开的基础
  在立法例上,管辖统一是原则,受理权与管辖权分开是例外。现在的问题是,除了以上三种例外,就我国意欲推广的“跨域立案”而言,受理权与管辖权分开有无更为一般的理由?在本文看来,二者的分开还是有一定解释空间的。
  (一)管辖权理论的开放性
  受理权与管辖权分开必须在诉讼原理上解决一个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问题,即管辖在理论逻辑上是否能够容忍受理与管辖分开。
  从现有成果看,学界对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议论主要局限于有关民事诉讼法的教科书,并且基本上是描述性的,深层次的挖掘尚付阙如。具体说来,学理对管辖权的认识主要从两条不同的线路展开:第一条线路是管辖权与案件受理权的关系。一般认为,在民事诉讼中,管辖是指确定各级人民法院和同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13]。该线路主要强调了“受理”对管辖的突出意义,这会使不少人甚至专业人士形成一个错觉,认为管辖就是划分法院案件“受理”权限的,管辖权就是案件受理权。
  第二条线路是管辖与主管、管辖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关于主管与管辖的关系,几乎所有学者均认为,主管是确定管辖的前提与基础,而管辖则是对属于主管范围内案件的具体落实。主管解决的是民事审判权的行使范围,管辖是对法院整体意义上的民事审判权的落实。主管体现的是法院审判权对外的效力,管辖则体现法院审判权对内的效力。{10}61对于管辖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审判权是国家赋予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管辖权是在依法分工的基础上,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因此,审判权是确立管辖权的前提,而管辖权是对审判权行使的落实[14]。从这些描述看,该线路强调的是“审判权”对管辖权的意义。据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推断,既然管辖权是对审判权的落实,岂不意味着管辖权实质上就是审判权。
  如果把以上两条线路所形成的判断结合起来,就会发生冲突,就会得出管辖权既等同于案件受理权又等同于审判权的结论。这肯定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案件受理权显然不能与审判权划等号。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管辖(权)、案件受理(权)和审判(权)这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此,笔者认为,第一,在宏观层面,审判权首先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是在本国与他国及他国国民之间的关系中行使的国家权力。“一国审判权范围原则上仅限于其领域范围内,而对于所有在其领域内之权利主体(人)或客体(物)具有审判权;相对地,除非经过他国之同意,任何国家原则上不得在其他国家之领域内行使审判权。”{11}62一国行使主权的范围,也是一国的管辖范围。因此,国家主权(政治概念)意义上的审判权也是国家的司法管辖权,“管辖权”和“审判权”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使用的。第二,在中观层面,审判权是国家权力在各个国家机关配置的结果。在我国,审判权是相对于立法权、行政权和检察权而言的,是整个法院系统根据宪法分得的一种国家权力。整个法院系统行使审判权的范围,其实也是法院管辖的范围,“审判权”与“管辖权”也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的。整个法院系统的审判权,也即学理上所称的“主管”,具体又包括民事审判权、刑事审判权和行政审判权。由此,整个法院系统的民事审判权与其民事管辖权也是一致的。第三,在微观层面,整个法院系统主管的审判权确定后,还必须分配给不同的法院实施,从而具体落实宏观和中观意义上的审判权。为此,在不同级别法院之间及相同级别法院之间配置审判权的结果就产生了微观层面的管辖权。此种意义的管辖权由于必须对具体个案行使受理、审判等权力,因此,案件受理权与审判权等共同构成了管辖权,“管辖权”与“审判权”不能等同使用。
  基于以上分析,管辖权和审判权均有三个层面,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管辖权就是审判权,审判权就是管辖权;在微观层面,管辖权与审判权是不能画等号的。三个层面的管辖权是连接贯通的,审判权也同样如此。它们是同种性质的权力在不同场景下的不同称谓,只是范围略有变化。前两个层面的管辖权和审判权是以国家或整个法院系统作观察的,是通过在法院系统外部分配到的权力形成的;第三个层面的管辖权和审判权是以单个法院为观察的,是法院系统内部配置的结果,是以前两者为前提的。前两个层面的管辖权和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或对国家权力的直接分配,第三个层面的管辖权和审判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但它们分配的都是国家权力,在质的规定性上都是审理和裁判案件的权力。必须特别提出的是,在微观层面上,案件受理权与审判权在管辖权中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管辖权的核心内容在于,“通过裁判拘束当事人,使当事人服从裁判,并通过执行来对债务人施以强制力”[15]。因此,审判权是管辖权最核心的权力和本质所在,案件受理权相对于审判权只是边缘性的权力,那种把案件受理权等同于管辖权的看法完全是对管辖权的误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从管辖(权)中分离出去的只能是案件受理(权),不可能是审判(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科的划分及管辖权等基础性概念主要源自前联和大陆法系国家。在这些国家,它们一般都用审判权来说明和描述管辖权,很少与案件受理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至少从字面上看是这样。苏联学者一般认为,将属于法院主管范围内的一切案件在法院系统的各个环节间加以分配,并以此来划分或界定各该法院的权限,就是诉讼案件的管辖(权)[16]。也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案件管辖是一种法律制度,它是确定司法系统内部具体的法院之间审理和解决这类或那类民事诉讼案件的权限[17]。很明显,在他们看来,管辖划分的是法院审理案件的权限,不只是受理案件的权限。我国早期也有不少学者与苏联学者持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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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詹旋江.福建全省范围内推行跨域立案服务〔N〕.人民法院报,2015-09-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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