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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绿色原则”对《民法典》“物权编”的辐射效应
【作者】 单平基【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绿色原则;物权编;节约资源;生态环境
【文章编码】 1001-4403(2018)06-0085-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85
【摘要】 《民法总则》第9条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形成对自然环境恶化趋势之时代特征的私法回应,理应向《民法典》“物权编”发挥辐射效应,避免成为政治性的修辞话语或“口号式”的倡导性规定。《民法典》“物权编”对自然资源所有权、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相邻关系、不可称量物质侵害之救济等已蕴含“绿色原则”法律理念的《物权法》既有规则,应予甄别、承继和细化;对物权取得和行使需遵循“绿色原则”的一般性条款、所有权行使之环保因素考量、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细化、环境容量用益物权、取得时效等《物权法》存在缺失或不够规范的制度设计,应予补阙、修正和具化。既蕴含“绿色原则”法律理念,又不侵害物权体系科学性和规范逻辑性的制度构造,可实现“绿色原则”的物权规则化,构筑对自然环境危机的物权制度回应,彰显《民法典》的时代特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2969    
  
  编纂《民法典》必须重视体系性与科学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经由第9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首次将“绿色原则”创设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意味着它“将直接影响民法典各分编制度、规则的设计、理解与适用”{1}70,要求我们必须关注民法基本原则向民法具体规范的过渡和转化。但是,“绿色原则”应否成为民法基本原则以辐射至“物权编”,尚存争议[1],亟需理论证成。另外,对《物权法》已蕴含“绿色原则”理念之既有规范的甄别,有利于为规则的解释适用提供原则指引;对《物权法》存有漏洞而需要《民法典》“物权编”补阙的规范探讨,有利于“绿色原则”体系效应的彰显。值此《民法典》“物权编”编纂之际,论文以《民法总则》“绿色原则”对“物权编”的体系效应为中心,在证成“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并应辐射至“物权编”的基础上,考察《物权法》已蕴含“绿色原则”理念的既有规范,指出尚存缺漏,助推《民法典》“物权编”立法走向及制度设计之科学。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法总则》第9条已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它所蕴含的理念就应通过制度规范的形式在《民法典》分编中予以实现。但是,检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8年8月27日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以及《民法典》各工作小组提出的分编草案,“绿色原则”恐难避免被“虚置”的风险。就《民法典》“物权编”草案而言,均是对《物权法》中蕴含“绿色原则”理念之规范条款的重复规定,未呈现“绿色原则”对“物权编”的辐射效应和环保规范私法化的趋势。故此,就难免出现立法机关指出的“一些地方和单位提出,本条是环境保护法的内容,不宜规定为民法基本原则”[2],也难以避免学者将“绿色原则”定性为一项不具有裁判功能的倡导性原则的立法解读。{2}17
  当前,关于“绿色原则”最需探讨的是它对整个《民法典》分编立法可能产生的影响,而非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毕竟,“该原则并非裁判规则,不能作为法律论证的大前提”{3}76,可直接适用作为裁判依据的基本原则,只是属于授权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其他原则不具有授权条款的性质,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4}46通常而言,基本原则虽然不直接适用于案件,需优先让位于规则的适用,但构成民事活动及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故此,“绿色原则”所蕴含法律理念的实现亟需私法规则的支撑,避免因规则空缺而使其成为政治性的修辞话语。既然“绿色原则”已成为民法基本原则,那么,在编纂《民法典》“物权编”时,就既需甄别、承纳《物权法》中已蕴含“绿色原则”之法律理念的既有规则,亦需修正既有规则不完善之处,弥补制度漏洞,创设彰显“绿色原则”但又不侵害民法体系科学性和内容逻辑性的规范构造,避免“绿色原则”成为“口号式”的倡导性规定,经由“绿色原则”的物权规则化,构筑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危机的私法制度回应。
  具体而言,以下问题亟需解决:首先,“绿色原则”应否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就私法规范意义或民法释义学而言,“绿色原则”与《民法典》旨在就平等主体之间的基础关系加以规范的结构性原则是否存在矛盾?其次,“绿色原则”辐射至《民法典》“物权编”是否具有正当性基础?如何协调“绿色原则”与物权行使目的之经济性、所有权绝对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绿色原则”引至“物权编”需遵循何种逻辑进路,如何在具体制度中予以贯彻和体现?再次,《物权法》既有规范中哪些蕴含着“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绿色原则”的理念?毕竟,民法基本原则有助于理解民法规则,是解释民法规则的依据,对这些制度的识别既便于规范的解释和适用,亦可为《民法典》“物权编”贯彻“绿色原则”提供规则支撑。最后,“绿色原则”将助推民法制度做何因应调整,对《民法典》“物权编”具有何种体系效应?《民法典》“物权编”能否设计出彰显“绿色原则”的具体规范?毕竟,编纂《民法典》要实现“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3]。基于“绿色原则”生发的私法规范嵌入“物权编”时,既应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也要充分考量规范内容、编章结构的科学性和协调性,不应忽视法典的体例安排和内在私法逻辑,致力于形成科学合理的物权体系。
  循此,论文不揣谫陋,探讨“绿色原则”向《民法典》“物权编”辐射过程中生发的上述课题,以助推“物权编”编纂的顺利展开。
  二、“绿色原则”入典的理论证成
  对“绿色原则”应否成为民法基本原则并引至对《民法典》“物权编”调整的探讨,是论证“绿色原则”对“物权编”之辐射效应的逻辑前提。
  (一)质疑“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观点整理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存在质疑“绿色原则”的观点。归纳而言,反对理由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几点[4]:其一,认为“绿色原则”的内容(“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应是宪法、环境保护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实现的任务,可通过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得以体现,不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和承担的任务,也非民事主体能够做到,民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其二,认为不是所有民事活动都会直接涉及环境问题,无论是《民法典》物权编、侵权编,还是亲属编,都无法直接按“绿色原则”进行立法设计,没有相应的具体制度或规则相支撑。其三,认为《民法总则》关于守法和公序良俗的规定(第8条)已涵盖“绿色原则”的内容,“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应属“不得违反公共利益,不得违反公序良俗”范畴,不宜单独作为一项原则。其四,认为“绿色原则”可能引发一系列民事纠纷,给民事活动带来不稳定,应从民事权利行使角度加以规定,不宜规定为基本原则。
  (二)“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正当性面对质疑,“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正当性,至少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编纂《民法典》要回应《民法典》所处时代的需求。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危机,一部优秀的《民法典》需应对时代对私法的挑战,化解传统私法危机,推动经由民法进行社会治理的进程{5},必须反映当前资源环境恶化的时代特征并做出回应。{6}绿水青山、清新空气、***蓝天之美丽家园的拥有需要良法制度的支撑。“绿色原则”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5]之“绿色”发展理念的私法展现,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制度支撑。{7}50-52
  在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绿色发展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模式的时代背景下,《民法典》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环境保护义务,避免出现立法理念偏差,最终导致制度缺失和法律漏洞。那么,《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待环境保护应秉持何种态度?环保规范于《民法典》中如何具体设计?这都是《民法典》必须直面的课题。对此,《民法总则》首先表明立场,从民法基本原则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私法回应,这种层级、内容的条款,在以前民事立法中尚未有过,属于创新。{8}67毕竟,民法基本原则纵贯全部民事立法,对各项民法制度的构建具有统率意义。{4}46
  在此意义上,“绿色原则”彰显了私法社会化的要求{9}34,是民法社会化的新表现和新动向。{8}68法秩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需受法律基本原则的支配。{10}255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的准则,蕴含着民法调控社会生活所欲实现的目标、所欲达致的理想。{11}23“绿色原则”入典“既传承了天地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又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与我国是人口大国、需要长期处理好人与资源生态的矛盾这样一个国情相适应”[6]。《民法总则》第9条在形而下的层面可促进经济发展、生态改善及满足生活需求;在形而上的高度契合“天人合一”理念;在方针政策角度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而就法政治学而言,便是将环境权纳入人权体系。{12}循此,它所蕴含的法律理念具有正当性根据。
  其次,就法律体系而言,“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之“绿色原则”所欲达致的制度目标,很难说单靠某一部法典(包括环境保护法、环保行政性法律法规)所能实现,而需不同部门法协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26条)确立为一项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法》序言)的前提下,更意味着需要相关部门法协力实现。就《宪法》对部门法的统摄效应及私法规范意义而言,私法直接调整平等主体基础关系的结构性原则应予必要修正,转变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一贯秉持的中立主义立场。[7]
  另外,私法对“绿色原则”的确立可弥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对私人环保义务的规范缺失。《环境保护法》虽对不同主体的环保义务作有概括规定(第6条),但环保义务的具体规范性条款更多以政府、企业的环保义务为核心,私人环保义务以倡导式的自觉履行为主,对私人环保义务的行为模式及法律责任构成并未形成体系化及可操作性的规范构成,形成留白。循此,“绿色原则”为私人环保义务的《民法典》规范化提供了契机。毕竟,民法基本原则是制定、解释和适用民法的逻辑起点,是民法本质特征的集中展现,也是高度抽象的、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标准。{1}49
  再次,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目标提升为“绿色原则”,较之将其作为规制民事权利行使的手段(《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第133条),更具有制度优势。《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第133条将它作为规制民事权利行使的手段,旨在降低《民法典》立法体例安排的难度,避免“绿色原则”对《民法典》现有规范结构造成过分冲击,隐含着对“立法技术及司法裁判对是否具备促成生态环境保护与私法自治价值融合的能力”的担忧。{13}但是,这种制度安排也存在弊端,毕竟“原则是一种要求某事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的规范。因此,原则是最佳化命令。??相反,规则是一种仅能以被遵守或不被遵守的方式来实现的规范。如果一项规则是有效的,它就要求人们不多不少地实现它所规定的内容。因此,规则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可能的范围内构成一种决断。它们是确定性命令。”{14}132
  可见,作为“最佳化命令”的“绿色原则”相较于构成“确定性命令”之民事权利行使的具体限制规则,具有制度优势,更便于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目标。“与法律规范的另一种形式——法律规则相比,民法基本原则在规范表现上较为抽象,权利义务未被特定化”{3}72,需经由具体规则设计以特定化。“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一定是一般化的标准和原则,而不是个别地对每一个个人所下的特定指示。”{15}124前者借助原则自身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可将“绿色原则”蕴含的法律价值和理念在具体案件中弹性适用,并借助“基本原则规则化”的方式将“绿色原则”的内在法益经由立法程序再规则化,避免直接适用“确定性命令”式的法律规则,为案件裁判预留弹性权衡空间。
  另外,就辐射广度而言,“绿色原则”相较于将其作为规制民事权利行使的手段,也更显优势。《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第133条在解释上仅对权利行使发生作用,对其他领域,如权利产生(法律行为效力评价)不发生作用。{8}69《民法总则》在将“绿色原则”提升为基本原则地位之后,预示着该项原则的精神和理念可覆盖民法全部领域。
  最后,基于实定法已将“绿色原则”确定为民法基本原则来证成“绿色原则”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原则的论证思维,违反法律逻辑。但是,若从维护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角度考量,如此思维则意义重大。虽然存在上述关于“绿色原则”的质疑,“绿色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更具有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宣示效果,但是,在《民法总则》已经生效实施的情况下,更需从立法论转为解释论的考量,依此对《民法典》分编中涉及该项原则,尤其是对环境污染行为予以必要规制,使“绿色原则”蕴含的生态文明理念真正在私法制度层面落实。
  应当承认,“绿色原则”对民法体系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需修正既有民法理论和规范。民法调整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意思自治性及其权利实现、义务履行机制的自发性,使其成为最有效益的部门法之一。但是,传统民法在根本上调整的是私人关系,无法解决民事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若不加区分地于民法规范中融入环保因素,过分强调二者同质性,必将破坏民法内在逻辑结构,造成体系混乱及规范冲突。“绿色原则”应成为沟通《民法典》与环境保护法的制度桥梁,但不能作为破坏民法权利体系的手段。
  三、“绿色原则”辐射《民法典》“物权编”的必要性及进路
  对“绿色原则”辐射至《民法典》“物权编”之正当性基础和逻辑进路的探讨,构成“物权编”针对该项原则进行规范配套的前提,也直接决定着具体规范的制度设计。
  (一)“绿色原则”向《民法典》“物权编”辐射的理论基础
  “绿色原则”向“物权编”辐射,理由至少体现为:
  第一,“绿色原则”并非逻辑严谨的行为规则和规范构成,无法独立产生裁判效力和法效果,需借助民法基本原则的统摄性,经由该项原则向《民法典》各编之精细化、具体化制度的辐射来实现。《民法总则》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汇聚各编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构造{16},规定民事活动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在《民法典》中起统领性作用,使各分编在总则的基础上对各项民事制度做出具体规定。[8]其中,民法基本原则蕴含民法基本属性和价值,效力及于整部《民法典》,构成指导民事立法、民事活动和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3}72故此,“绿色原则”应贯穿整个民事立法,构成制定物权规范的基础。
  就文义而言,《民法总则》第9条“绿色原则”与其他原则的表述有所不同。《民法总则》针对自愿、公平、诚信原则(第5-7条)使用了“应当遵循”,针对守法原则使用了“不得违反”(第8条)的表述,而“绿色原则”使用的是“应当有利于”的表述,看似不如其他民法基本原则具有强制性。虽然有此表述差异,但“绿色原则”含有在私法中确立绿色发展、生态安全、生态伦理价值理念的功能,应贯彻到民法典各分则立法中{17},要求立法者应遵循体系强制要求{11}23,将其作为《民法典》分编规范民事活动的基本导向和重要考量。{18}22
  第二,自然哲学观的选取决定着《民法典》“物权编”的编纂走向及相关制度的安排。对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回应,是任何时代都必须直面的永恒哲学命题。民法理论的成立及其展开的样态(民法规范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纂《民法典》所确定的理论基点和持有的哲学思想。一方面,面对当前严峻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为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应进行必要省思[9],不应简单地认为自然界完全可驯服、可征服,不应忽视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长期影响关系。{19}341另一方面,无条件地赋予动物、植物乃至岩石等无生命体以法律人格,而非作为物权客体的绝对生态主义哲学观,将摧毁人类业已建立的整个私权体系,诸如物权主体——客体关系、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法律行为制度、侵权法律关系等规则体系均面临无法重构的危机,民法不再,最终的结果并非“天人合一”,而是会导致“人将不人”{20}6,及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覆灭,亦不足取。
  对此,《民法总则》第9条将对这一哲学命题的回应置于当前更大的时空背景下来考虑,对“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观予以反思{21},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绝对生态伦理主义”之间秉持了“绿色发展”的中间道路,避免向任何不合理的极端进行偏离。虽然编纂一部先进的《民法典》不应“将目光局限在人与人之间,而是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22},但是,法律在根本上并非调整人类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资源环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23}。毕竟,私法主要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是私法的基本范畴{24}20,而生态主义将人、动物、植物甚至非生物体纳入调整范围,涵扩代内和代际关系,覆盖的利益范围具有模糊和抽象性。循此,绝对生态主义哲学观不应成为《民法典》的哲学基础,在处理民事主体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关系上,科学发展观应得到贯彻。{25}《民法总则》第9条“绿色原则”的确立就是绿色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等自然哲学观在《民法典》中的集体体现,理应辐射于“物权编”。
  第三,物权行使引发的负外部性是“绿色原则”嵌入民法领域的重要成因。任何法律行为均会产生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这取决于私人是否无偿分享额外利益或是否承担并非由他引起的额外成本。大规模的环境恶化是负外部性的明显表现。“市场对负外部性产品(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供给过量,可能无法完全捕捉交易成本和收益事实,为市场失灵提供了经典案例,并提示公共部门可能发挥的作用。”{26}422在物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冲突时,由于经济价值具有独占性而生态价值具有公共性,物权人依据传统民法并无实现生态价值的内在动力,极易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价值。“即使人类不是魔鬼,他们也不是天使;他们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这使得互相自制的体系既是必要又是可能的。”{15}196因此,民法在根本上调整的是私人关系,诸如物权支配性、合同意思自治等无法解决民事行为的外部性问题,传统物权体系对自然资源(水、矿产、空气、海域等)和环境要素的调整更是力有不逮。为契合“绿色原则”要求,“物权编”应对财产权的客体、权能、属性、用益物权、相邻关系等制度进行完善,强化私人环保义务{1}72,将物权行使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的规制整合到具体物权制度中。
  第四,应站在动态、发展的立场,而非采用机械、固化的眼光去审视民法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是民法基本理念的立法确认,而民法基本理念是其所处特定时代特色的法律展现。“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典》对日益严峻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危机的有力回应,统领民事立法和民事裁判的实践面向,引导着民事主体选择低能耗、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彰显了立法者对当前自然资源、环境问题的价值取向。
  之所以创设“绿色原则”,很大程度上在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理念难以被既有的民法基本原则涵括,符合基本原则的动态发展要求。所有权的私人支配性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是物权规范与环境保护存在的根本矛盾{27},难以笼统地被强调自愿、平等、公平、诚信(《民法总则》第4-7条)的传统民法基本原则涵盖。就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而言,《民法总则》第8条中的“不得违反法律”更多指向“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具有高度抽象性,需“由司法机关在个案中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判断”{18}20-21,难以直接涵括“绿色原则”的内涵。《民法典》“物权编”作为自然资源权利配置的规范依据,制度安排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决定意义。若它不关注资源利用产生的环境破坏、污染问题,将可能沦为引发此类问题的制度根源。{17}
  (二)“绿色原则”引入《民法典》“物权编”的逻辑进路
  将“绿色原则”引入《民法典》“物权编”,对物权行使极易引发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冲突,主要有两种解决路径。其一,对传统物权的行使予以环保公法规制的路径,即通过引致性规范,打通私法与公法的通道,对自然资源节约及环保义务坚持“物权编”确认,但主要由特别法调整的模式。其二,将生态价值经济化的“物权编”规范路径,突破传统物权法仅关注经济价值的桎梏,将“绿色原则”的法律理念经由规则转化纳入“物权编”调整,回应生态价值观对《民法典》编纂的要求。
  上述两种路径各有利弊。“对物权行使予以公法规制的路径”之下,《民法典》“物权编”更多发挥规范适用的导引作用,将更多资源节约、环保义务交由其他部门法调整,不会对物权体例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它的缺点体现为,公法对物权支配效力的限制极易使私权成为公权的附庸甚或侵害对象。相反,“将生态价值经济化的‘物权编’调整路径”,是一种更彻底的将物之经济和生态价值均置于《民法典》“物权编”调整的规制模式,也可称为纯私法的解决路径;但是,它的缺点除生态价值的经济性考量本身存在困难之外,更可能对既有物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过多“绿色原则”义务的设置,甚至影响“物权编”的私法属性。
  衡诸二者,将绿色发展理念经由“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实现并引至“物权编”过程中,宜遵循“基本原则—具体规范—个案适用”的逻辑思路。
  首先,“绿色原则”在《民法总则》中的确立奠定了环保理念对各分编的统摄地位,为私法引入私人环保义务提供了逻辑前提,为私法与环境保护法的衔接搭建起了制度桥梁。毕竟,民法基本原则是立法解释的准则{11}23,决定了有效利用资源并防止生态破坏,已成为“物权编”的重要使命。{6}鉴于物权作为私权的本质属性,“绿色原则”宜首先确立为对物权取得和行使行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限制性规范,既明确物权人的一般环保性义务,亦对“物权编”构筑彰显“绿色原则”的具体规范体系意义重大。
  其次,在“绿色原则”作为物权人需承担环保义务的一般性条款在“物权编”总则中确立的情况下,“物权编”分则的制度构建及规范解释在强调物权之经济价值的同时,必须对物权之生态环境功能进行重新考量和定位,并在具体制度构建中尽力给出二者冲突时的解决规则和取舍标准。一方面,这需要将《物权法》中已蕴含“绿色原则”理念的私法规范进行规则整合,实现“‘绿色原则’规则化”,避免在个案中缺少基本规范而“向基本原则逃避”;另一方面,在承继《物权法》已蕴含“绿色原则”既有规范前提下,将更多蕴含此种理念的制度规范纳入《民法典》“物权编”中,使“绿色原则”转变为可操作的具体物权规范。
  最后,将蕴含“绿色原则”法律理念的具体物权规范在个案中具体适用,避免直接适用概括性过强、弹力性过大的基本原则,经由物权规范的具体解释、私法适用,使“绿色发展”理念成为私人内在、自觉的道德确信和行为遵循。当“绿色原则”转变为《民法典》“物权编”的具体规则后,在具体个案中优先适用具体规则、避免向“绿色原则”逃避,当无疑问。同时,在“物权编”中预留对“绿色原则”的弹性解释条款,作为理解和解释规范的基准,为物权行使之环保因素的考量留足解释空间。“绿色原则”作为倡导性原则,尽管没有与其直接对应的法定义务和责任,但民法将从法的价值方面引导民事主体的行为选择。{2}17作为解释物权规范不明确、存有漏洞的准则,“绿色原则”基于对所欲实现生态环保目标的把握,便于明晰规范的疑义,使蕴含“绿色原则”理念的物权规范真正具有可操作性。
  另外,“绿色原则”并非绝对不能适用于个案裁判,尤其是在规范冲突或存有缺漏的场合。基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时代变迁,任何立法均可能存在“盲区”或漏洞。此时,民法基本原则可补充民法基本规则留下的立法空白——填补民法具体权利、义务的法律漏洞。{3}73对应贯彻“绿色原则”但存在法律漏洞的争议案件,虽缺乏规范适用但法官又无权拒绝裁判,就可援引该原则作为裁判依据。“绿色原则”作为兜底性的法律漏洞填补方式,既便于规则与原则的结合适用,也可为司法裁判出现规范不明、冲突时提供解释指引。“司法机关在审判民事案件,适用民事法律规定时,要加强对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保护。”{18}22法官进行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作业时,应考虑“生态环境保护”这个立法明示因素{8}69,面对法律漏洞,有利于生发具体的制度规范;[10]同时,基本原则还可限制、推翻规则甚至创造新的规则,使私法永葆生机。
  四、“绿色原则”对“物权编”的规范辐射
  “绿色原则”向《民法典》“物权编”的辐射及规范“落地”,可避免其成为“口号式”的倡导性规定。“物权编”相关规范建构必须立基于正当性论证{28},既需对《物权法》已蕴含绿色理念之既有规范的识别和承继,亦需对《物权法》尚存缺漏或仍需具化的制度予以补阙和细化。毕竟,编纂《民法典》既需对既有民法规范予以科学整理,也需对已不适应当前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还需对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11]
  (一)《物权法》蕴含“绿色原则”理念之既有规范的识别
  对已蕴含“绿色原则”之物权制度的识别和考察,便于规则与原则的结合适用,亦可在出现规范不明、规范冲突时提供原则的解释指引,更为“物权编”对相关制度的承继提供理论依据。“绿色原则”的法律理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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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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