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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利雅得准则》对我国防控未成年人犯罪的启示
【作者】 崔海英【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利雅得准则;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期刊年份】 2014年
【期号】 2【页码】 63
【摘要】

《利雅得准则》是世界范围内预防未成年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纲领性文件,它是世界各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政策、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学习并借鉴《利雅得准则》对于健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保障未成年人最大权益,防控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拟以该准则的行文结构顺序即章节为主线索,然后梳理出每节对我国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关键词作为副线索进行具体解读,以探寻预防和控制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合理、高效之路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4210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曾经把少年司法制度称为“英国大宪章以来,司法史上最伟大的发明。” {1}联合国第六届预防犯罪大会则将少年司法制度誉为现代法律制度的“王冠”。迄今为止,联合国共出台了三个关于少年司法的规范性文件。{2} “良医治未病”,《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又称《利雅得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在三个文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准则以其高瞻远瞩的目光、开放恢弘的视野、充满关爱的理念对各成员国提出了殷殷的希望,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防控未成年人犯罪的理想框架和图景。准则自1990年通过以后,我国作为成员国虽然进行了积极的引介,该准则的精神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均有所体现,但距离全面实施该准则尚有很大的差距。时值20余年后的今天,该准则仍然对我国未成年犯罪预防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作用。但我国对于该准则的研究却很匮乏,以“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和“利雅得准则”为关键词分别检索中国知网,仅检索到8篇有效文章,其中有2篇是准则原文引介,只有1篇论及利雅得准则的原则,其余文献仅仅是内容稍有涉及,全部文献中没有一篇文献论及该准则对我国的借鉴或启示。时值我国刑法、刑诉法大修后针对未成年人司法的热议日益高涨之际,研究准则对我国的启示就非常必要,极具现实意义。
  准则共7节66条。本文拟以该准则的行文结构顺序即章节为主线索,梳理出每节对我国有启示意义的关键词作为副线索进行具体解读。
  一、综合预防
  (一)全社会努力
  准则在基本原则中明确提出,要成功地预防少年违法犯罪,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未成年人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是一个家庭的事,也不单单是司法机关的事,它需要集全社会之力。我国的现状是:“全”字不全,面不够宽,许多单位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事不关己,就连具有统帅全局的政府所起的作用也乏善可陈;努力不够,深度不备,对有责任的部门如各司法机关,也大都是各扫门前雪,只负责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鲜有暇顾及。唯有公、检、法、司各部门及团委、妇联、教育部门等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协作、共创、互助、共建,形成“司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的体系构架,以及通过“特殊保护机制”的完善、“犯罪防控网络”的构建,才能全面、全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各级政府制定预防计划
  准则要求由各级政府制定全面性的预防计划,并包括九方面内容。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充分体现了准则的精神:第3条即开宗明义申明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参与主体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居委会、村委会等;第4条则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具体职责。各省在国家出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后都纷纷制定了本省的实施办法,但基本上还是原则性规定居多,可操作性不是很强。
  美国的司法部设立了未成年人司法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又在该办公室下设立国家未成年人司法和犯罪预防研究会。另外,在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司法和犯罪预防协调委员会,基本上建立了政府部门间议事协调机构、执行机构和研究咨询机构三位一体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中央架构。我国应参考和借鉴美国经验,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机构,该机构应有独立的预算经费和编制,有法定的职责,能领导、协调和统一各有关部门的行动。这样,各级政府制定的预防计划才能被贯彻执行。
  (三)包容未成年人的“非主流”行为
  准则在基本原则里倡导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要考虑到未成年人的不符合主流社会规范和价值的表现或行为往往是其成熟和成长过程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会随着其步入成年而消失。这就要求我们家长、教师等长辈们不能老拿成年人的价值观来套他们,动辄就给以批评和惩处,这非常不利于其成长。我们不妨以宽容的心态笑看孩子们的“非主流”行为,如奇装异服、染发染甲等,当然仅限于非主流行为而不是违反公德甚至违法犯罪行为,对这些行为只需加以正确的引导即可。叱咤歌坛20余年的齐秦年少时曾因留长发(在当时属非主流)而被警察满大街追赶,因半夜喝醉酒踹邻居家铁门而被报警,最终被送进感化院(相当于少管所)监禁三年半。他的踹铁门行为本属未成年人的一种叛逆表现,到了成年期即会自愈,但当时他的邻居没有宽容,警察和法官也法不容情,齐秦只能在感化院用三年半的自由来向往“外面的世界”。
  (四)避免标签效应
  准则在基本原则里指出把未成年人列为“离经叛道”、“违规闹事”或“行为不端”(criminal,delinquent等词)往往会助长未成年人发展出不良的行为模式。美国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弗兰克?坦南鲍姆提出的标签理论认为,社会给少年贴上坏标签,标定为罪犯、越轨者,这个人就会对标签产生消极认同,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犯罪人。美国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埃德温?利默特用邪恶的戏剧化对标签理论进行了发展:少年初次越轨行为,接受惩罚,进一步的越轨行为,受到更强烈的惩罚,经过这一系列邪恶的戏剧化后,少年犯罪人认同社会给其贴的标签并做出严重的继发越轨行为。{3}
  对未成年人初次越轨行为的社会反应很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继发越轨行为,这些社会反应是严重未成年人犯罪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对于轻微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未成年人真心悔过,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况下,尽量以非司法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等方式结案。正如准则基本原则最后一条所倡导的,应尽力发展以社会为基础的服务和方案,正规的社会管制机构只应作为最后的手段来利用。
  美国犯罪学家Moffitt(1993)在犯罪发展理论中,把未成年犯罪人分为青春期局限性犯罪人和终身犯罪人两类。在青春期出现的反社会行为则很可能只是局限于青春期而不会终身携带;而终身犯罪人的反社会行为起始于人生的早年,一旦拥有则终生难弃。青春期局限性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是社会模仿的结果,他们模仿终身犯罪人的越轨和犯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成熟和独立自主。青春期局限性犯罪人主要是叛逆者,他们把越轨和犯罪行为作为其宣泄压力、降低挫败感和获取独立自主的一种方式。正如Capsi和Moffht所说代数不是一个独立宣言;它不能表明这个年轻人应该被认真对待,但是犯罪可以。”{4}正因为有一部分未成年人犯罪人是青春期局限性犯罪人,过了这一时期他们会自愈,会回归正常人群,故我们的法律不能对其过于严苛,避免把他们逼上终身犯罪人的行列。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封存并不是消灭、销毁,但书条款为犯罪前科记录的不法泄露提供了“可乘之机”。{5}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未成年人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以附条件不起诉,但若改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附条件不起诉更能使标签效应最小化,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利益保护和关爱最大化。
  二、家庭预防
  (一)提供稳定、安定的家庭环境
  准则在社会化过程一节规定,政府应制定政策为儿童提供稳定、安定的家庭环境。早期经历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精神分析理论告诉我们,人成年后的很多问题可以追溯至其童年,人在童年若经历心理创伤,会出现执着现象,使成年人的心理出现退化,形成心结,出现倒错行为,甚至以犯罪的极端方式表达。因此,我们要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安定、健康的家庭环境,让孩子远离虐待、暴力,远离生活的重大变故,不让负性事件成为其潜意识的素材,为日后的心理疾患甚至违法犯罪埋下伏笔。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近年来多次呼吁要重视对孩子的心理抚养,而不仅仅是物质抚养。只有充分的心理抚养,孩子才能具有正常的情感反应,最终才能被教化。李玫瑾教授还多次呼吁父母要亲自抚养,这是储存教育孩子的心理资本:国家应给母亲(或父亲)至少两年的生育假期让她(他)亲自抚养新生婴儿,这样的孩子才能与父母形成依恋情感,形成亲子间的“心理脐带”,父母对其才能有心理控制力,以后的教育才不成问题。
  我国女职工法定产假只有98天。{6}各省大都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延长了产假,最长的也不过半年。除了那些没工作的妈妈外,职场母亲是没时间亲自抚养的,更别说父亲了。0-3岁城镇婴幼儿,全国起码一半以上是由隔辈老人在照料。据调查北京有近80%是由隔辈老人照看,15%由保姆带,5%由全职妈妈看护。{7}2013年8月,“延迟退休:谁来抚育下一代”成为热议话题。当父母亲自抚养难以实现,依靠隔辈抚养就成了无奈也是最传统的选择,延退触动了人们的底线。在国外,男人休产假已成惯例,女人的产假也呈延长趋势。{8}而我国各地规定不同,但最长的男人产假也就一个月。
  我们国家应该制定政策,延长母亲的产假至两年甚至三年,给父亲半年至一年的陪产假。只有这样,父母对幼儿的亲自抚养才有可能,心理抚养才有暇顾及,而这是孩子健康成长的第一步,是防范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最为重要的关口。
  (二)特别关注移民、难民家庭
  准则第15条规定对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上迅速而不平衡变化的家庭的儿童,尤其是土著、移民和难民家庭的儿童应给予特别关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变,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人们在城市之间迁徙频率也在加快,这些移民家庭的孩子面临着文化冲突、生活方式冲突等诸多困惑。近年来,“农二代”在城市的犯罪率逐年上升,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归属感,感觉被边缘化,农村与城市的巨大落差以及城市的腐朽亚文化对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心理因此失衡,导致对城市产生反感甚至仇视,被歧视感和心理落差成为其犯罪动因。农民工是城市建设者,却不是城市资源、利益的享有者,在教育、就业、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许多公民权益事务方面与城市居民严重不对等。因此,政府应当出台政策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权益,给他们和其子女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
  2000年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就已超过0.4的警戒线,2012年为0.474,而且近十年间城乡、东西部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日趋明显。{9}墨顿深刻地指出:“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能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10}当今中国GDP稳步增长,但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总有一些贫困家庭因交不起学费而使孩子辍学在家。未成年人由于家庭贫穷,出于生计考虑而走上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之路的也占有一定比例。我们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不断加大民生投入,提升低收入人群福利,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调整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税征力度,这些对于缩小贫富差距都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三)培训家长
  准则第16条指出要为家庭提供学习机会,让家长学会怎样做父母和培养亲子关系,同时发现孩子问题。这一条非常有远见,但到现在我们的社会也没有做到。
  许多做父母的以为有了孩子就是天经地义的父母,殊不知不懂如何做父母就如同没有驾照上路一样属危险驾驶,做父母也需要学习。而我国的现实是父母只有当孩子出问题了(网瘾、吸毒、打架等),才会去求助于一些专门的咨询机构,当然也有觉悟高的父母主动自学或向专业机构求学的。
  人的心理发展虽然是终身性的,但最重要的阶段在人的早年。从出生开始,整个未成年期的心理发展内容极为丰富,发展顺序依次为:情感、言语、社会性、认知方式、观念、性格、自我意识、同辈交往等。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的“性格决定命运”早就成了一句至理名言,而性格形成的关键期在12岁之前,仍处于心理依恋期。进入青春期(12-18岁)后,孩子的独立性增强,逆反心理出现,即进入人生又一个关键期。性格是后天形成的,尤其受早期抚养人养育方式的影响至深。{11}只有当人进入成年后,性格才能趋于稳定。这些心理学知识如果为家长所掌握,那么教育起未成年的孩子来就会驾轻就熟,事半功倍。
  为了防范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我们应该指定专门机构来培训家长,建议由妇联或团委之类的机构来具体组织;课程形式是免费的公益讲座,但要求是家长的必修课,规定修完的发结业证,就像“父母执照”一样,对没有参加培训而孩子违法犯罪的家长要予以处罚,各地可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办法中予以具体规定;课程内容要涵盖亲子教育理念与方法、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以及法律常识等。
  三、教育预防
  (一)公共教育要惠及所有未成年人
  准则第20条规定各国政府有义务使所有未成年人都能享受公共教育。话虽简短,但做起来很难,难就难在如何涵盖所有未成年人。
  我国因经济困难、学生残疾、教育政策{12}及教育布局调整{13}等原因,中小学的辍学率居高不下,尤以初中为甚,农村更为严重。{14}据2013年5月3日国家审计署公布,重点核实的52个县1155所初中、小学学校,辍学人数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翻了一倍还多。未成年人辍学与犯罪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未成年人一旦辍学在家,没有正事可做,就可能会结交社会上的“不良朋友”,从而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上海市高院公布了1984-2005年对上海市少年犯罪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少年犯的学历较低,初中文化以下的占未成年犯总数90%,辍学无业的占了一大半。{15}山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一项调查发现,在押1000多名少年犯中辍学生占70%左右,辍学与违法犯罪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16}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8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等接受义务教育。”但仅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制度加以保障,才能真正实现“教育惠及所有未成年人”的理想。如对因经济困难上不起学的,社区、家庭、学校均可向政府汇报,由国家资助困难家庭孩子上学。
  对被监禁的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权又该怎么落实?《东京规则》第38条规定,达到义务教育年龄的所有少年均有权获得教育,并尽可能使其就读于拘留所外的社区学校。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6条规定:“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法》第21条规定:“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和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未成年人应当进行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人民政府予以保障”;《监狱法》第75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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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江国栋:《设立未成年人专门检察机构的思考》,载刘向文主编:《俄罗斯法学研究论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2]吴宗宪:《西方犯罪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3]Capsi, Avshalom and Terry E. Moffitt. The continuity of maladaptive behavior: From description to understanding in the study of antisocial behavior. In D. Cicchetti and D. Cohen(eds.),Manual of delinquent psychology[ M]. New York: John Wily.1995:p.500.

[4]陈在上:《封存消除预防:未成年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三部曲》,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6期。

[5]《缩小贫富差距正当其时》,载《上海金融报》2013年1月22日。

[6]康树华:《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一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审计署:《辍学率5年翻了1.1倍》,载《领导决策信息》2013年第18期。

[9]陈轶琚:《未成年犯罪调研成果公布盗窃罪、抢劫罪占前两位6成以上为共同作案辍学无业占了大半》,载《青年报》2006年6月24日。

[10]张晓晶:《青少年辍学之痛一辍学青少年犯罪问题透视》,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09/02/content_6647312.htm,2007年9月2日访问。

[11]高国垒:《少年犯义务教育现状忧思》,载《上海法治报》2008年2月24日第A04版。

[12]王志亮:《美国犯罪人的危险评估》,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2期。

[13]高岩:《德育学原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崔海英:《美国虐童防控对策研究》,载《政法学刊》2013年第3期。

[15]施琦、康树华:《再论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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