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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价值指引下的刑法解释
【英文标题】 Explanation of Criminal Law by Legal Value
【作者】 薛生全【作者单位】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 价值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6
【页码】 32
【摘要】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在于保护功能与保障功能的协调统一,及在此基础上人权保障之优先。由此决定刑法的解释应以合理性原则为基础性限定条件,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为补充性限定条件。相应地,刑法解释应采用限制解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9951    
  刑法解释是刑法学上的一个最基本的范畴,它是伴随着刑事法律的产生而产生发展的。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谈谈刑法解释的几个问题。
  一、从刑法文本的结构属性谈起
  进行刑法解释首先要明确解释者、解释的对象和通过解释所要达到的目标。刑法解释的主体是特定主体,只能由司法机关行使。解释的对象应当是法律文本,正如张志铭教授指出的:“法律解释是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和说明”。[1]法律文本是指法律意旨的表达方式,它包括法律规范的条文、立法文献等。进行刑法解释所应达到的目标应当是探求、阐述作为客观独立存在的法律文本的内部合理性所要求的目标;这一探究过程是法律解释者对法律文本和社会发展过程前景预测的整合过程,从而使死法变成适应社会需要的活法,保证法律生命的持续性,这一过程体现着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和补缺性。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它以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对犯罪人的惩罚为其规范主要内容,体现着国家的强制干预性和对个人权利的生杀予夺。它可以剥夺人的荣誉、财产、自由甚至生命,以此来保护社会免受犯罪的侵袭。但刑法犹如一把双刃之剑,用之得当,国家和社会、个人均受其利;反之,则国家和社会、个人各受其害。故刑法文本就应表现出更大的确定性、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内容的更加合理性,因此,刑法规范更多地表现为命令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以此来体现刑法规范的确定不移的指引作用。而民法、行政法等一般法律规范调整的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商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与相互监督制约关系,此种规范的内容更多地表现出意思自治和双向的权利义务制约,多为任意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故一般法律文本的结构属性体现着其开放性,只要是法官本着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之原则,对其解释就可采用多种自由解释之方法。而刑法文本的结构属性要求刑法规范应是封闭性的法律规范,其应保持最大限度的稳定性和内敛性,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法律的安全价值。“从犯罪人的角度讲,只要行为构成犯罪,那么犯罪人就应当依照刑法规范所设定的罪行规则承担刑事责任……从国家的角度讲,只要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就应当依照刑法规范所设定的罪行规则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这同样不能任意改变和必须采取一定的行为实现。”[2]故对刑法的解释应当从严解释,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法官对法律的理解都集中到一个既有的不变的标准中,这个标准就是立法者的意思内容。但是,法律文本一旦形成它就要独立于立法者,以自己的独立存在对社会发挥调整、规范的作用。而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要不断地对法提出要求,要求法适应已经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刑法解释之真谛也就在于此。在这种要求之下刑法的自由解释甚至类推解释均成为必要。
  由此,作为刑法解释对象之刑法文本本身内在地要求严格解释;而刑法解释之目的又要求采用客观解释标准说,依自由解释之适用来求得刑法的合目的性。在这一矛盾的要求中,如何平衡两者间的对立,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支撑点,有的学者认为关键在于把握自由解释之限度,以自由解释之限度来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自由解释之限度只是两者之间的形式支撑点,并没有找到两者的内在一致性,且限度本身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而只有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属性上进行分析才能在刑法文本与刑法解释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支撑起刑法解释的发展空间,进而解决解释的限度、方法问题。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及功能发挥
  法学中,价值一般指社会对法的需要及法满足社会需要的内在属性。法不是中性的,它体现着立法者设定法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及程度,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评价者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标准对其评价。正如杀人行为并不一定都为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当其与立法者所设定的价值目标不相符时,它才具有危害性。但法的价值取向性又要不断地满足发展变化的社会之需要,故其又表现为稳定性之上的发展变化性。因此,法的价值在于以立法者价值设定的稳定性实现一般价值——形式正义,以适合社会需要的变动性实现特殊价值——实质正义。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指导原则,更强烈地体现着法的价值取向性。
  罪刑法定原则依据通说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这一观念之上,是否能推导出“法有明文规定未必为罪,法有明文规定未必为罚”,抑或“法有明文规定即为罪,法有明文规定即为罚”这样带有背离性的结论。这二种结论的导出均不得简单地评价为对或错,它只表明了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价值取向性的不同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是客观的,但其内容是主观的。其主观的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又是相对确定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发展与稳定的统一,其统一的基础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性。如果离开了价值取向性,罪刑法定原则就成了僵化的形式外壳。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之历史本意或其最基本之价值在于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人权。而在限制刑罚权发动,保障人权这一基本价值之上,又体现着人本位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的双向互动。“在个人、社会双本位的价值观念中,个人和社会的比重并非均等,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价值取向上,是以个人权利与自由优先,还是以社会保护优先,完全以不同社会阶段的物质生活条件为转移决定何者优先的选择。”[3]观之当今中国,长期封建自然经济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影响,导致人们形成崇尚权力、漠视法律的观念;家国不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重合,使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本位的防卫观根深蒂固。而市场经济的两大价值支撑点就在于自由与竞争,它们要求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多元的文化理念。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识和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就应当以个人本位为其价值取向,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社会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4]。这样我们就不能仅强调个人本位而抛弃社会本位,我们所要提倡的仍是社会本位的保护功能与个人本位的保障功能的统一,及在其基础上的人权保障优先的价值取向性。
  罪刑法定原则是有价值取向性的,但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性是否像有的学者论述的仅对刑事司法适用具有指导作用,而“在限制立法权的问题上,罪刑法定原则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价值取向上的引导,却无法对立法权构成实质性的制约,它无法遏制恶法的通过和实施,更无法在具体个案中预以救济,以矫正被扭曲的正义”?[5]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思想实践探索的积淀,体现着人类对法的认同感,反映着人们相信法律能保障其生存发展的各项权利。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不在于法律是否专门规定,而在于人们对法治确定不移的信念。观之当今各国对罪刑法定原则之规定,多数国家是将其作为宪法原则规定在宪法中或在宪法与刑事法中进行双重规定,仅有少数国家仅在刑事法中予以规定。同时罪刑法定原则已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被《欧洲人权条约》、《联合国大会人权宣言》、《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所承认。可以这样说,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刑法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从国内法上的原则上升为国际法上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被称为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成为人权保障的大宪章。这样,罪刑法定原则首先要规范作为刑法解释对象的刑法文本的正义性,要求刑法文本的内容必须正当、合理;要求处罚的范围适当、禁止酷刑;主张恶法非法。其次,要调整作为刑事司法之关键的刑法解释的展开,以求得刑法的合价值性,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从而实现刑法文本与刑法解释的统一,实现法的实质正义。
  三、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的制约因素
  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由刑事古典学派倡导的严格罪刑法定原则发展到刑事社会学派倡导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亦由严格解释发展到自由解释,刑法解释的创造性已经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但对于刑法解释创造性限度的把握,必须首先明确刑法解释的制约因素:
  第一,罪刑法定原则规制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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