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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论宪法救济的原则
【英文标题】 The Doctrines of Constitutional Relief【作者】 胡锦光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分类】 中国宪法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9944    
  
  在我国,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是否需要直接适用宪法给当事人提供救济的案件或者事件。这些案件或者事件中所涉及的适用法律还是适用宪法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如2001年的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受教育权案、2002年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身高歧视案、2003年的孙志刚被收容遣送案、2004年的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拒绝录用案等。一些学者认为,只有直接适用宪法才能给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一些学者依据立法法的规定甚至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有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这就涉及到在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在何种情形下应当给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又在何种情形下才应当给受害人提供宪法救济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宪法救济的原则。
  一、案件性原则
  所谓宪法救济,指因规范性文件实施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为保障和实现受害人的权利而给其提供的程序性权利的制度。案件性的具体要求包括:
  第一,在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不得提出宪法救济。基于立法机关的立法裁量权,其有权判断应该制定什么规范性文件,先制定什么规范性文件,后制定什么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规定一些什么内容,等等。规范性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围绕着是否应该制定该规范性文件和是否应该规定这些内容发生争议,是完全可能的。但由于该规范性文件尚未生效,并未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产生实际的影响,因而,公民不得将其作为宪法救济针对的对象。
  第二,在规范文件生效以后发生具体案件之前不得提出宪法救济。已经生效的规范性文件可能因违反宪法而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但在发生具体案件之前,公民不得向宪法救济机关提出请求。其原因是:(1)这些规范性文件是一种普遍的规范,它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个人而制定的,其作用于具体的个人、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还需要通过一项具体的行为而实现。换言之,特定公民的宪法权利和义务并没有受到规范性文件的实际影响。[1](2)一般而言,各国实施宪法救济的机关通常是以诉讼方式提供宪法救济,而诉讼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了实际案件,存在实际争议以及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在解决实际争议过程中,较为易于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了宪法,而根据宪法原则去抽象地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宪法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2](3)在没有发生具体案件的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能是某个规范性文件的受害者,假定没有案件性的限制,任何一个公民在某个规范性文件生效以后,都可以向宪法救济机关提出请求。如此,宪法救济机关必然会被宪法救济请求的潮水所淹没。
  第三,公民必须在发生具体的案件之后才可以向宪法救济机关提出请求。所谓案件,必然地是规范性文件已经生效,已经通过某个具体的行为实际作用于特定的公民个人,某个特定的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而发生纠纷,这种纠纷已经符合规定而成熟为案件为法院所受理。由此又产生以下要求:(1)发生实际纠纷;(2)纠纷已经成熟为案件;(3)案件被法院所受理;(4)公民个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而不是他人的宪法权利受侵害。此时,公民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提出宪法爱法律,有未来救济请求。在孙志刚案中,俞江等三位公民并未被作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收容遣送,因而他们的宪法权利并未受到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侵害,他们不具备以自己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的资格。[3]在张先著案中,171个公民联名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制定的公务员体检标准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也不符合这一原则。
  俞江等三位公民和171名公民可能以《立法法》并未限制必须是自己的宪法权利受侵害来进行反驳。笔者认为,《宪法》和《立法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是受害的公民,必须具有案件性,但是,这两项要求是不言而喻的。如同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请求一样,它们也必须是在受理并审理案件过程中,结合具体案件的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就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而不可能在不存在案件的情况下,抽象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某项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
  英美法系国家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提供宪法救济。其理论基础是个人权利保障,因此,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又称为“私权保障型”。普通法院行使司法权的基本条件或者自律原则就是案件性。公民在发生具体案件的前提下,才能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普通法院只能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附带地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
  大陆法系国家由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提供宪法救济,理论基础是既要保障宪法秩序又要保障个人权利,因而,宪法法院既可以依据抽象的请求依据原则进行审查,又可以在发生具体案件的情况下依案件的具体情形进行审查。而公民个人提起宪法诉讼的资格,必须是在发生具体案件的前提下才能获得。
  二、穷尽法律救济原则
  穷尽法律救济原则是世界各国宪法救济机关在处理公民提出宪法救济请求时所共同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里涉及到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的关系及相关方面的问题。
  (—)宪法与法律的关系。宪法的制定权主体是人民。在人民主权原则下,民意在一国之中是最高的。因此,宪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地位最高,法律居于宪法之下。法律的效力取决于其与宪法的关系,与宪法相一致,是法律具有效力的前提;“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不是法律”,当然也就不具有效力。
  (二)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被称之为“宪法权利”,而由法律所确认的公民的权利被称之为“法律权利”。基于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权利只能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同时,法律权利必须与宪法权利相一致,法律权利不得与宪法权利相抵触。
  (三)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关系。因宪法的适用而产生的问题是宪法问题,因法律的适用而产生的问题是法律问题。宪法与法律的基本功能有差异,它们适用的对象是不同的。宪法是通过控制国家权力的运行及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而起到人权保障书的作用的。因此,宪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二是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作出具体的行为。法律则是调整公权力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及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因法律是直接依据宪法制定的,在调整以上各项关系时,直接依据的是法律,而不是宪法。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问题是法律问题,是法律适用的结果。宪法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宪法;二是国家机关直接依据宪法作出的具体行为是否违反宪法
  (四)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的关系。当公民的法律权利受到侵害时,其可以通过法律救济制度保护自己的法律权利。法律救济制度主要是诉讼制度。司法机关在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时,其依据是规范性文件,最高依据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包括法律在内的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唯一依据是宪法,而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了宪法,可能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越严格依据这些规范性文件,公民的宪法权利就越受到侵害。因此,就需要为公民提供针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救济制度。这种救济制度就是宪法救济。
  可见,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的功能是不同的:宪法救济的客体是宪法权利,而法律救济的客体是法律权利;宪法救济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规范性文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法律救济针对的对象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的具体行为;宪法救济是判断某个直接依据宪法进行的行为是否合宪,而法律救济是判断某个直接依据法律进行的行为是否合法;宪法救济解决的是因宪法的适用而产生的宪法纠纷即宪法问题,而法律救济是解决因法律的适用而产生的法律纠纷即法律问题。
  如前所述,法律救济的基本方式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相对于宪法救济的方式,人们通常将这三大诉讼称之为“普通诉讼”,将提供法律救济的法院称之为“普通法院”或者“普通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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