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论国家紧急权力
【英文标题】 On the State Emergency Power【作者】 郭春明
【作者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紧急权力;紧急状态;人权;民主宪政
【英文关键词】 Emergence power; state of emergency; human rights;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文章编码】 1671—6914(2003)05—0088—(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88
【摘要】

国家紧急权力是国家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所行使的一种不受民主宪政的分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一般限制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必要的权力集中与人权克减来达到消灭危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目的。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涉及到所有的国家机关,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三权合作,以便集中所有的国家机器来应对危机。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由于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与独裁性,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以保证紧急状态的宣布不会成为独裁专制的开始。

【英文摘要】

The aim of state emergency power is to pass the crises and resume the normal order through necessary state power central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derogation. The exertion of state emergency power involves all state organs,and the constitutionalism principle of check and balance must change into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collect all state machinery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The state emergency power’s character is the centralization and autarchy of high level,so corresponding restricting mechanism must be established to guarantee the announcing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cannot become the beginning of despotis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5842    
  
  国家在遭遇到威胁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例如战争、内乱、瘟疫等,一般都要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来行使超越宪法约束的紧急权力。在正常状态下,国家不能够行使以超越宪法限制和克减人权为特征的紧急权力,只有在宣布紧急状态后,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这些权力的行使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而且,随着世界各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紧急状态下的国家权力行使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些过于强调军事色彩、对人民权利限制过于苛刻的紧急权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废弃,例如戒严和军事管制等。另外,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也必须根据紧急情况的具体性质与严重程度而有所不同,即必须遵循必要的比例原则。国家紧急权力行使必须在有能力维护国家生存的同时,对人民的权利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维护,毕竟维护国家生存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
  一、国家紧急权力的概念与特点
  国家紧急权力也称国家紧急权、紧急权等,其字面含义为“国家应对紧急情况的权力”。对于紧急权力的概念,我国台湾学者许广雄认为,紧急权是指“由于战争、外患内乱等原因,使国家处于危险状态时,如果仍旧依循严格的宪法秩序将无法应对该状况,此时必须暂时停止平时之宪法秩序,采取非常措施,以确保国民之权益”;{1}(P279)韩大元认为,“国家紧急权有两种类型:一是紧急命令、戒严等事先可以预见的非常事态下的紧急状态;二是宪法上完全无法预见的紧急状态,有些学者称之为‘超宪法的、宪法外的国家紧急权’”;{2}(P237—238)徐高、莫纪宏认为:“所谓紧急权就是为一国宪法、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当出现了紧急危险局势时,由有关国家机关和个人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规定的范围、程序采取紧急对抗措施,以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特别权力”。{3}(P68)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所谓国家紧急权力是指国家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所行使的一种不受民主宪政的分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一般限制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必要的权力集中与人权克减来达到消灭危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目的。大卫·波纳(David Bonner)从英美宪法和行政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紧急权力有三个主要特征:1.有宪法上的依据,即宪法规定了其只能在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才能够行使;2.它是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受宪法规范的约束;3.它是临时性的,在紧急状态结束之后就停止行使。{9}(P10—15)本文认为,国家紧急权力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国家紧急权力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宪性
  国家紧急权力是民主宪政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曾发生过威胁到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紧急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下的国家权力行使与平时相比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它们都是根据统治者的恣意与任性来行使的,既不存在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也没有分权制约的制度保障。因此,在前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存在国家紧急权力。而在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中,国家权力的行使要受到严格的宪法约束,任何违反宪法规定的权力行使都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只有在发生威胁到国家生存的紧急情况从而正式宣布紧急状态时,国家权力的行使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严格的宪法约束,从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集中性与独裁性。但是,这种权力集中或权力独裁必须是临时性的,同时也不能侵犯那些不容克减的基本人权,而且分权制约的政体形式也要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可见,国家紧急权力行使虽然具有某种专制独裁的性质,但是它仍然是宪政的,即受到约束的。这里所说的国家紧急权力的超宪并不等于违宪:首先,这种超宪的国家权力行使来自宪法的授权,即宪法本身规定了在紧急状态下可以采取一定的超越宪法约束的紧急措施,而违宪行为则是直接违背宪法规定的;其次,超宪的目的在于维护民主宪政与人权保障的价值,而违宪行为则是对民主宪政与人权保障基本精神的违背,是对宪法价值的破坏;最后,这种超宪的权力行使是暂时性的,紧急状态结束后就不复存在了,而违宪行为则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予以纠正和制裁。
  (二)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目的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国家正常的宪政秩序遭到了破坏,正常的权力行使对此无能为力,只有诉诸于紧急权力才能够恢复正常的宪政秩序。如果国家可以通过正常的权力行使来解除危机的话,那么是不能够行使国家紧急权力的。因此,只有在穷尽了一切正常的措施之后,国家才可以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来行使紧急权力。
  (三)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具有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权力的特点
  1.国家权力的集中
  作为民主宪政基本标志与保障的分权制约在不同的国家其具体形式是不同的,有的是“立法至上”,有的是“司法优越”,有的是“行政主导”,但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以行政权为主导。此时,行政机关通过委任立法和行政司法的方式,使国家权力暂时集中于行政机关。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完全取消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而是要在保持必要的分权制约的前提下,使行政机关能够充发挥其主动、高效和及时的工作特点,从而尽快消除危机。
  2.国家权力的扩张
  在古典的民主宪政理论中,国家权力的行使是有界限的,它不得侵犯个人权利的空间。宪法对个人权利保障的规定,既是公民自治的领域,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但是在紧急状态下,国家的权力则随着危机的严重程度而扩张,不仅可以管制商业、工业以及国家的运输,而且对于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居住自由、住宅神圣不可侵犯、罢工等自由与权利都可以加以限制或禁止。因此,“在政府与自由的永久争议上,危机意味着更多的政府而较少的自由”。{4}(P132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曾说过:“当国家元首决定有关国家存亡之事情时,个人的普通权利必须向其所认为的必要时机让步”。{5}英国的爱克生勋爵也认为:“不论臣民的人身自由如何珍贵,为了使国家在战争中获胜,或者为免除国家遭受劫掠或奴役,也要依法令做出某种程度的牺牲”。{6}《巴基斯坦宪法》中关于紧急状态下的国家权力行使的规定直接反映了这种通过行使在正常情况下国家不能行使的权力而造成的国家权力扩张的现实,该法第233条规定:在紧急状态宣布生效期间,不得限制国家制定或采取按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无权制定或无权采取的法律或行政措施。当然,这种国家权力的扩张也不是无限制的,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原则,同时不得侵犯那些不得克减的人权,但是,国家权力在紧急状态下得到扩张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
  3.国家权力的解脱
  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不仅要集中与扩张,而且要摆脱宪法与法律的一般限制。宪法与法律所设置的国家权力行使必须遵循的程序规定并不适用于紧急状态,例如不需要搜查令就可以搜查人民的住宅、法院可以用简易程序审讯刑事被告等。这种权力解脱的目的在于保证国家权力行使的高效率,它并不导致新的国家权力的产生,而仅仅是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行使的一种方式:一种没有平时的程序约束的权力行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在1952年的“钢铁公司占领案”中指出:“紧急状态并不创造权力,它仅标志着何时应该行使权力的场合”。{7}大法官休斯在1934年的“住宅建设和贷款协会诉布莱斯德尔案”中也指出:“紧急状态不能产生新的权力,但却可以为权力的运用制造机会”。{8}
  (四)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对民主宪政的消极与负面影响
  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会对民主宪政产生一定的消极与负面影响,国家在行使该项权力时必须慎重。“紧急权力的行使会对(宪政体制)形成威胁。权力都集中于行政机关,有可能形成一个独裁政府”。{9}(P15)按照日本宪法学家小林直树教授在《国家紧急权》一书中的观点,国家紧急权的行使会对现代社会的民主宪政原则至少产生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
  1.对议会制和人权的直接影响。国家紧急权既然是为了应对危机状态,超越平时立宪体制的架构,以发挥集中权力的功能,则紧急权的行使必然使立宪体制中枢的人民代表机关——议会,丧失其对一般行政的抑制和监督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紧急权的发动必然使人权受到抑制和缩减。
  2.社会以及统治结构的变质作用。在行使紧急权力之时,不论权力行使者的主观意向如何,如果长期地或屡次地宣告紧急状态,自然会消减社会的民主性格,更进一步地促使依宪法治国变质为“管理国家”。
  3.重大的后遗症——立宪体制的地位下降。主要倾向包括:
  (1)紧急权的发动会给一般人带来议会制度没有效率的印象,或对立宪主义的妥当性产生不好的印象。尤其是一国动员军事力量而发生效果时,更容易提高军事当局的权威,加强国家体制对军方的依赖性。
  (2)如果因镇压国内的政治纷争而行使紧急权时,则只是将表面化的民众不满隐蔽化而已,其潜在的政治不安定反而更加深化。
  (3)一个国家行使紧急权,表示这个国家的议会制或其他机关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不能以正常的政治过程解决问题,会使国际社会产生“体制不安定”的印象,减损这个国家的形象。
  小林直树教授进一步指出,国家紧急权的危险性在于:滥用的危险——对人权和法治的侵害,权力者利用为统治工具的可能;急用的危险——特别是利用为政变武器的可能,设立紧急权的基本前提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宪法体制,但在实际上往往成为统治者为了个人的安全或为统治地位的藉口;对于结社或政治运动的兴起,权力当局如果发现它的国民支持的基础动摇时,很容易利用紧急权的手段来加以镇压。{10}(P43)
  因此,只有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够行使紧急权力,并且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不是毫无限制的,而应当在宪政的框架内行使,尽量使其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
  二、对国家紧急权力的控制
  在国家宣布紧急状态后,虽然可以根据应对紧急情况的现实需要而采取各种紧急措施,但是这种紧急权力的行使不能是毫无限制的,否则紧急状态的宣布就意味着独裁专制的开始。谨防骗子
  斯莱森格(Schlesinger)针对美国的紧急状态实践,认为政府紧急状态权力的行使应当受到以下限制:1.必须存在明确的、现实的和没有争议的威胁国家生存的危险;2.总统必须向议会和人民表明这种威胁的性质;3.议会和人民也同意这种对威胁到国家生存的紧急情况的判断;4.时间紧急,如果等待正常的议会程序必将构成一个不能被接受的危险;5.现存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议会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召开正常的会议;6.问题只能通过总统行使超越法律和宪法的权力来得到解决;7.总统必须向议会报告其行动,由议会对此做出裁决;8.总统的行为不能够与政治程序相抵触。{11}(P450—451)脱宁(Twining)针对英国的紧急状态实践,认为对政府紧急状态权力的控制包括以下内容:1.只有在国家能够证明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够诉诸于紧急权力;2.所采取的措施不能够超出应对紧急情况的现实需要;3.紧急权力的行使不能够超出需要的期限;4.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符合民主的目的,并且接受议会的有效的和定期的监督,同时也应当存在独立的司法审查;5.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清楚、准确地予以公布,以便所有的相对人都能够对相关的权力行使、权利和义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6.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应该有相应的防止其被滥用的保障和制衡机制,同时应当有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12}(P14)
  本文认为,对国家紧急权力的控制应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必须与应对紧急情况的现实需要相符合
  导致国家宣布紧急状态的紧急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危险程度较轻的紧急情况,例如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也有危险程度较重的紧急情况,例如大规模对外战争、社会动乱等。不同性质的紧急情况所需要的国家紧急权力行使是不同的,国家在宣布紧急状态后,具体的紧急权力行使必须符合紧急情况的性质,应当严格在应对紧急情况的现实需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而不能够超出现实需要采取某些不必要的措施,这就是国家紧急权力行使的比例原则。
  (二)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不能够破坏分权制约的宪政精神
  民主宪政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在于分权制约,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虽然表现出一定的集中性与独裁性,但是分权制约的宪政精神不容破坏,这是保证紧急状态不至于使国家沦为独裁专制的关键所在。德国宪政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魏玛宪法》的制定过程中,一位支持第48条独裁条款的制宪委员会委员曾说:“这项权力有很大的功效,尤其当我们考虑到过去那段日子的一些事情时,我们将发现这项权力的确是因我们的时代所需而产生的。它给予总统一项强而有力的武器,而这项武器是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的,所以我由衷地欢迎加强总统的此项权力”。{13}(P197)但是《魏玛宪法》的实践却是令人失望的。按照《魏玛宪法》第48条的规定,在危急时期总统有权解散国会,任命总理及文武官吏,统率军队,并停止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条文的效力。魏玛共和国12年,行使这项条款的次数就高达250余次。正是由于该条款,届届国会被解散,届届国会都没满4年,7届国会平均每届1年9个半月。后来希特勒上台也是利用兴登堡总统的权力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的规定夺了权。1933年3月23日的《授权法》(《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使希特勒集行政、立法和外交大权于一身,《魏玛宪法》虽在,但被希特勒利用《授权法》与剥夺魏玛宪法中某些民主主义性质的条款两个途径暗暗地摧毁了[1]。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魏玛宪法》所规定的紧急权力条款未限定联邦的权力,使得分权制约的宪政原则在紧急状态的名义下遭到破坏,是世界各国在宪政建设中应当记住的一个血的教训。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紧急权力行使的制衡机制。这种权力制衡机制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对行政机关的紧急权力给予必要的监督,防止行政紧急权力的滥用和独裁。
  (三)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不能够侵犯那些不容克减的人权
  国家在行使紧急权力时虽然可以对一些人权予以限制,但是有些人权是不容克减的,这些人权的存在也构成了对国家紧急权力行使的实质性限制。《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44条第2款规定的不可克减的人权包括:生命权、荣誉与尊严权、信仰自由、住房权、免于酷刑权、正当防卫权和司法权等,《乌克兰宪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的不可克减的人权包括:平等权、国籍权、生命权、人格尊严权、人身权、申诉权、婚姻权、儿童权、司法权、知情权、不得自证其罪权、辩护权等。国际人权公约也有对不可克减的人权的规定,《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第2款列举了四项不可克减的人权,即生命权(死刑和合法战争导致的死亡除外)、免于酷刑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免受奴役的权利以及免受刑法追诉的权利。除上述四项权利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第2款还把免于因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的权利、被承认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的权利以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利等三项人权规定为非克减人权。与上述两公约相比,《美洲人权公约》规定了更为广泛的非克减人权。在该公约中,家庭权、姓名权、儿童权、国籍权和参加政府的权利均被规定为非克减人权。
  三、国家紧急权力的具体行使
  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涉及到所有的国家机关,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三权合作,以便集中所有的国家机器来应对危机。下面就这三个国家机关的具体权力行使分别予以论述。
  (一)立法机关的紧急权
  议会的主要职权包括立法权、监督权、人事权、财政权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两项职权。议会作为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的最重要的代表机关,在紧急权力行使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紧急权力主要由行政机关来行使,但是议会仍然要发挥关键性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以保证紧急权力行使的合宪性。“在紧急状态下,停止议会的活动或过分限制其立法都是不合适的。但是议会必须改变其立法活动,并且可以扮演一个困难而崇高的角色,使一个积极有为的代议政府更具活力、运作更为有效”。{14}(P717)从各国宪法上的相关规定来看,立法机关的紧急权力主要有:
  1.立法权
  (1)授权性立法
  立法机关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法律,即通过运用直接或间接民主的形式把人民的意见汇总起来,经过立法程序而制定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但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效率并不是很高的,因为它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在紧急状态下,立法机关的这种工作效率显然无法满足国家紧急权力行使的高效性和急迫性要求。因此,紧急状态下立法机关的立法主要是授权立法,即通过授权法案,将有关的制定紧急权力行使的法律的权力授予行政机关来行使,但是立法机关仍然拥有必要的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这种形式既保证了应对紧急情况的需要,又使立法机关能够拥有一定的监督权,是当前世界各国紧急权力行使的重要环节。
  英国的议会就经常在紧急状态下通过授权立法来赋予内阁必要的权力。英国的一个委员会在1931年的研究报告中曾指出:“一个现代国家有很多机会突然需要紧急立法,而在许多立法形式中,往往只有委任立法才是唯一便利而且可能的补救方法……议会在事先以委任立法授予行政机关全权来应对影响全国的生存危机的做法不但很谨慎,而且很重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防御法以及1920年的紧急状态权力法。前者是在危机已经发生时的紧急立法案例,后者是在危机尚未发生时便以立法来应对未来的紧急情况的案例……事实上,除了采取这种断然有力的措施来应对紧急局势之外并无它法。因此,只有采取紧急授权的形式来应对危机”。{15}
  (2)直接立法
  授权立法虽然是立法机关在紧急状态下行使立法权的主要形式,但是立法机关仍然拥有直接立法权。不仅议会制国家如此,总统制和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是如此。原则上来说,除了宪法上明确规定的不允许予以限制的公民权利之外,立法机关可以享有的立法权限是不受限制的。尤其在紧急状态下,这种直接立法权也是立法机关监督职能的一种行使方式,即通过直接立法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活动予以纠正和监督。《巴基斯坦宪法》第232条规定:在宣布紧急状态期间,议会有权为任何省或其任何部分就联邦立法事项表第二部分或共同立法事项所规定的任何事务,以及虽未列入上述两表,但视同联邦立法事项表第一部分所规定的任何事项,制定法律。但是由于紧急状态的迫切性要求,议会在立法程序方面有必要予以简化,即将平时繁琐的程序简化为比较简易的程序,以满足应对紧急情况的现实需要。有些国家的宪法对这方面的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例如《菲律宾宪法》第6章第26条第2款规定:任何法案,非在不同日期通过三读,并于通过前三日将最后定稿的印刷文本分别送至各院全体议员,任意议院不得予以通过而成为法律。但经总统证明,为应付公共灾难或紧急情况,有必要立即通过的法案不在此限。
  2.监督权
  除了立法之外,议会的另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行使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该权力是源于议会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性质和地位而产生的,尤其是在议会制国家,“议会至上”原则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议会的监督权。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涉及到国家权力行使和人民权利限制的重要事项行使最终的决定权,即由议会决定有关国家权力行使的合宪性或合法性。在紧急状态下,这种监督权更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因为紧急状态的性质决定了国家紧急权主要要由行政机关来行使,在紧急状态宣布的决定、具体措施的采取、公民权利的克减等问题上行政机关都拥有优先处置权,而且由于司法机关的特殊性质,紧急状态下的司法审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因此,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就主要应该由立法机关来行使[2]。针对议会在紧急状态期间监督权的重要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许广雄.宪法入门(M).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6.

{2}韩大元·保障和限制人权的合理界限(A).许崇德.宪法与民主政治(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

{3}徐高,莫纪宏.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4}Cecil T.Carr,Crisis Legislation in Great Britain, Columbia Law Review, Xl ,1940.

{5}Mr. Justice Holmes in Meyer v Peabody (212 U.S.78, 85).

{6}Lord Atkinson in King v Halliday (1917), A.C., 271—272.

{7}Youngstown Sheet&Tube Co.et al. v. Sawyer, 1952,72 S.Ct.863.

{8}Home Building and Loan Association v. Blaisdell, 290U.S.398—483,1934.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9}David Bonner, Emergency Powers in Peacetime, Sweet&Maxwell, 1985.

{10}莫纪宏,徐高.戒严法律制度概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11}Arthur M.Schlesinge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Popular Library, 1974.

{12}W.L.Twining, Emergency Powers: a Fresh Start, Fabian Tract 416,1972.

{13}Dr.Ablass, quoted in C.J.Friedrich,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Power in Germany,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 xxvii,1933.

{14}Lindsay Rogers, Legislature and Executive in Wartime, Foreign Affairs, XIX, 1941.

{15}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inister’s Powers (1931), Cmnd.4061.

{16}Youngstown Sheet&Tube Co.et al. v. Sawyer, 1952,72 S.Ct.863.

{17}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8}Clinton Rossiter,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9}(巴西)安东尼奥.A.坎萨杜.特林达德.各项人权的相互依存——实现人权的障碍与挑战(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4).

{20}Ex parte Milligan, 71 U.S. (4 Wall.) 2,2—142(1866).

{21}刘小兵.戒严与戒严法(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22}Youngstown Sheet&Tube Co.et al. v. Sawyer, 1952,72 S.Ct.863.

{23}(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M).邓正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4}(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M).刘瑞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5}M.Redish, The Federal Courts in the Political Order,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11.

{26}李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及其限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4).

{27}(美)克劳迪奥·格罗斯曼.紧急状态:拉丁美洲与美国(A).路易斯·亨金,等.宪政与权利(C).郑戈,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8}陈新民.公法学札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9}(英)詹宁斯.法与宪法(M).龚祥瑞,侯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0}Hirabayashi v. United States, 320U.S.81—114(1943).

{31}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323U.S.214—248(1944).

{32}Ex part Endo, 323U.S.28—310(1944).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15842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