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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文摘)》
法人功能性分类与结构性分类的兼容解释
【作者】 张力【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法人分类;功能性分类;结构性分类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48
【摘要】 民法典中的法人分类,是以营利与非营利法人之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功能性分类,与以社团与财团法人之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结构性分类相互兼容而成的复合体系。《德国民法典》所代表的法人分类方案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基于法人结构性分类的对功能性分类的兼容,但难以适应社会政策对法人制度在兼顾管制与自治价值方面的更高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组织分化进程的国家主导性决定形成了功能性分类主导下兼容结构性分类的法人复合分类体系。我国《民法总则》建立了覆盖民商法全域组织类型的“功能—结构”匹配性渐变序列,为在传统法人结构性分类中无处安放的公法组织在功能性目录下寻获位置;但它同时令民法中的公法人在特别法人以外的营利与非营利法人中均会隐匿存在,提升了公、私法人制度边界弹性与规制难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092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是支持法人结构性分类还是支持法人功能性分类的学者,多承认另一划分方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通过某种途径将另一分类模式整合进自身体系。由此,对不同法人分类模式的效果比较,就从局限于单一层次的排中性争执,变为基于结构性分类而兼容功能性分类的组合模式与功能性分类主导下兼容结构性分类的组合模式之间的,跨层次的综合比较。可以通过对比基于社团与财团法人分类所形成的兼容性法人分类方案与营利与非营利法人分类主导下的兼容性法人分类方案的规范效果,来寻求各法人分类模式间优势互补与体系化的解释方案,以充分挖掘《民法总则》现有的法人分类方案在解释适用与引导立法方面的规范功能与社会功能。
  二、基于法人结构性分类的兼容解释
  基于“人合”的自治组织体(社团)与基于“资合”的他律组织体(财团),是人类结社经验所总结的仅有两类结构模式。但社团与财团的区分标准——以人还是以财产为基础、有无成员大会、自治或他律,却是对人类结社形态的事实描述,本身不具有促成法人结构与目的之间形成匹配关系的价值引导性。相反,对这些事实区分标准的抽象化、绝对化认识,强求社团与财团概念非此即彼,却会形成对与法人目的渐变谱系相匹配的结构渐变谱系的人为割裂,导致法人制度在引导结社当事人选择行为模式方面的规范功能障碍,造成一人公司等中间类型的归类疑难,等等。在市民生活中,这种得引导结社参与人自主设计组织架构的目的性、方向感,以及与过往法人组织架构形成比较关系的标准体系,只可能围绕营利与否、公益性程度、公法上职能背景等法人社会职能评价展开。对于任何新型组织体,都可以根据其结社目的在“全营利—半营利—小众共益—大众公益”的目的变化体系中的具体定位,而判定其组织架构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典型的社团或财团。
  通过法人制度实现对结社自由的国家控制,是法人制度的重要社会功能。私法人的设立只能依据法律的准可,许可主义与准则主义之间仅有准可标准宽严的不同。法律对法人设立的准可也只能以设立人创设组织的目的为切入点。
  《德国民法典》中的法人分类方案之所以成为后世的重要范本,是因其最早形成了明确的基于结构性分类的法人分类兼容性方案。该方案分为三个逻辑层次:第一,私法人的一般概念经社团与财团分类,初步解析出两类基本模式。第二,针对社团,在特定规范目的内区分为非营利社团与营利社团。第三,民法典对国库以及公法上的社团、财团与机构的罗列并不能将这些职能迥异的公法人的结构性设计,兼容进与社团、财团同名或近名的私法人结构性分类中。这就从民法一侧阻断了公法人仅因“看上去结构类似”而对目标私法人组织架构等私法上技术方案的援引之路。对《德国民法典》中基于法人结构主义分类的兼容方案的援引,意味着对法人一般概念、法人分类兼容性,以及其规范功能与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德国经验的援引。而对那些政策情景显著超出德国经验范畴的国家而言,德国的类型化方法运用则不够充分,存在规范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局限。这发生在以下三方面:1.兼容范围和深度不足、2.对“营利—非营利”渐变意义脉络呈现不足、3.对“民法中的公法人”的调整功能局限。
  三、功能性分类主导下的兼容解释
  民法的社会功能是“终极目的”,规范功能是其“手段”。民法的社会功能包括维护统治阶级统治、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等。民法并非纯粹私法,尤其是其中主体制度,其社会功能立足于但不局限于市民社会,对国家政治生活与人民在公法上的行为同样有深远影响。法人制度的社会功能在于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对不同法人制度规则的设立,引导和帮助各类法人发挥自身的职能,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这决定了法人的功能性分类“以法人在国家构想之整体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国家为其分配的职能作为分类标准”。这清楚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法人制度社会功能及其分类方法应有价值的认识传统:将“法人之间的根本差异”定位在其社会经济生活中目的和功能的差异,根据差异引导形成法人外部权利能力范围、内部组织架构方面的匹配性规则。
  独立的法人功能性分类缺乏对私法人一般概念(组织体)的诠释能力,无法形成实现结社自由的结构性机制;“人格+营利/非营利”无法成为法人与自然人(“人格+生物人”)的根本区分点。因此,法人的功能性分类只能通过对结构性分类的不同程度融合,建立功能性分类引导下的匹配性法人结构变化序列,来实现自身的规范功能与社会功能。
  为防止公法上弹性分权借道民法技术实现,《德国民法典》拒绝对机构或任何公法人类型在民法中的对应类型进行结构阐释,是以限缩法人规范功能的方法阻止法人制度社会功能的扩张。但苏联的实践却证明,在立法政策推动下,公法上的机构及其弹性分权机制是可以通过民法技术来表达与实现的。究竟是像《德国民法典》那样,通过公法人与私法人划分而排除公法人对民法典的制度渗透,还是像《苏联民法典》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那样,容让公法人对法人制度的体系融入,取决于有关国家公共政策是否需要在保持国家对主要生产资料的终极垄断前提下,借助公法组织母体与公法组织之间纵向弹性分权机制,实现各类公共资源的社会公共利用与分享。若政策允许,实现公法组织与私法人的体系区隔也许最好;但若政策条件不具备,也不应无谓抱怨,空守结构性分类顶层设计理想,强求民法体制中立,而对功能性分类下事实上遁入私法的公法组织视而不见、“无为而治”。可为的是,在民法规范构造及相应学术理论中,形成对公法组织向民法中法人分类融入过程的辨别、度量、评价与控制手段。
  功能性分类主导下的兼容性分类方案,是在有待调整的新型组织与相对成熟的组织类型谱系之间,于“功能—结构”的差异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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