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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文摘)》
绿色原则与法经济学
【作者】 贺剑【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社会成本最小化;民法经济分析;民法基本原则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10
【摘要】

《民法总则》第9条的绿色原则并非仅有环境保护一端,而是有环境保护与节约资源双重面向。环境保护诚然是绿色原则的重点,但无论是在公法层面还是在私法层面,环保意义上的绿色原则均难以有所作为,诸多应用舛误重重。节约资源有片面和全面之分,片面的节约资源在目前实践中颇为常见,但均为绿色原则之误用;全面的节约资源等同于社会成本最小化或社会财富最大化,即法经济学,而这才是绿色原则的未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093    
  
  

引言

绿色原则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创新,规定于《民法总则》第9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从环境保护角度理解绿色原则。但绿色原则还有另一种可能的理解。从文义来看,绿色原则有“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双重面向。如果“资源”仅指环境法上的自然资源,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自然都指向环境保护。但是,“资源”也可以作宽泛理解,节约资源因而可能指节约任何财产或资源。

节约资源不同于环境保护,只是正确认识绿色原则的第一步。事实上,节约资源本身也可能有不同理解。第一种是司法实践普遍采取的片面理解,即节约资源是指节约特定财产或资源。本文将论证,此种片面的节约资源意义上的绿色原则之适用均为误用。第二种理解乃本文主张的全面理解,即节约资源并非节约特定财产或资源,而是节约所有相关财产或资源,即社会成本最小化或社会财富最大化。此种效率意义上的绿色原则,与法经济学相当。这是学界和实务界迄今未曾论及的一种理解。

一、环境保护:有心栽花花不开

(一)环境公法意义上的绿色原则纯属歧途

在公法层面,绿色原则目前有两种适用方案。第一种方案将绿色原则视为一项立法指导原则,认为在制定民法典各分编时,应予以贯彻和体现,包括在合同编规定破坏环境为合同无效事由之一,增设各类“绿色”有名合同等。

第二种方案将绿色原则视为一项“转介条款”,使环境保护的强制性规范通过技术化装置进入私法,法官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引致环境立法中限制民事主体权利的强制性规范(即相关环境立法),对私主体环境保护义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作出评价。民事主体基于绿色原则负有环保义务,因而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形式合宪性)和比例原则(实质合宪性)。

上述两种公法层面的适用方案均难以成立。首先,绿色原则文义上只调整“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且体系上位于民法,从中很难解释出某种公法甚至宪法义务。而且,即便有公法意义,绿色原则也不过是既有规则(《宪法

》第26条第1款、《环境保护法》第6条第1款)的重复,并无实益。前述两种方案的错误根源在于:虽然民事权利可因环境保护而受限制,民事主体也可因环境保护而负有义务,但一为公法限制,一为私法义务,彼此不无关联,却又不容混淆。

(二)环境民法意义上的绿色原则窒碍难行

绿色原则只可能是一项民法原则(私法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绿色原则大体有两种适用可能:其一,作为“价值宣示”,表明环境保护是民法的基本价值,虽不能直接适用,得出具体法律后果,却可以在目的解释等利益衡量的场合间接适用。然而,绿色原则很难作如是观。首先,前述绿色原则或环境保护的价值仅体现于环境侵权等少数制度,不具有普适意义,与“基本”原则实难相称。其次,绿色原则在概念上已为《民法总则》第8条的公序良俗原则之“公序”(社会公共利益)所涵盖。作为价值宣示,在公序良俗之外强调环境保护,似乎并不意味着环境保护是一种位阶更高或权重更大的公共利益,亦不代表着其是一种更为确定、更有可操作性的“类型”,进而可以增强法律适用的安定性。

其二,作为“造法条款”,经由造法得出具体民事法律后果,然后直接适用。在逻辑上,环保意义上的绿色原则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援引环保法规以规制民事活动;另一方面,偏离环保法规(即提出更高或更低的环保标准)以规制民事活动。

环境民法意义上的绿色原则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与诸多既有规则或原则重复,因而无适用必要。二是,就基于环境保护而限制权利或课予义务的所有情形而言,如果只是单纯关乎环境公益,而不涉及当事人私益,相关当事人或者缺乏权利(如没有损害而无法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虽有权利但缺乏足够的行为激励(如私益未曾受损而不愿请求继续履行),此类环保的私人执行机制难免沦为具文。此时,更适合以公法手段(如罚款)而非私法机制保护环境。而如果权利限制或义务课予同时涉及环境公益和私人利益,就私益保护而言,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既有民法原则即足以胜任,此时环境保护实为私益保护的“副产品”,而非与之并驾齐驱的目的。诚然,本文尚未能穷尽所有情形,故不宜盖棺论定,彻底否定环境民法意义上的绿色原则,但断言其窒碍难行,应无疑义。

在笔者统计的50份裁判文书中,仅有两例在环境公法的意义上适用绿色原则,且明显有误,例如作为滥伐林木罪的定罪依据,除了引用《刑法》条文,居然还引用了绿色原则。另有17例在环境民法的意义上适用绿色原则,其或为无关宏旨的引用,或为不当重复,甚至纯属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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