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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的再解释
【作者】 徐岱李方超【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贪污贿赂罪;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刑法解释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68
【摘要】 国企改制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经济改革,通过对企业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释放了国有资本的经济活力。然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颁布,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将一些国家出资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重新纳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中,不仅再次强化了国家企业的行政化色彩,更在实务中产生严重影响。本文站在刑法教义学的角度,通过系统解释的方法对该《意见》第6条第2款的规定解释为:“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建议任命,由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有参股公司的董事、监事,代表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在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的权限范围内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从而弥补“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过大、刑法规定内部逻辑不能自恰的缺点。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932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改革措施不断深入,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释放了巨大的动力。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改制的实质是将原国有企业通过重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合资、转让国有产权和股份制等形式,改制为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公司等形式,从而适应现代社会对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的要求。根据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法》5条之规定,改制后的企业统称为国家出资企业。国有企业的改制不可避免地带来企业性质以及从业人员主体身份的变化,即企业不断脱离行政化,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则不再当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同于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我国《刑法》93条之规定,只有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国家出资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此,在司法实务中国家出资企业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问题常常成为裁判的难点和重点。随着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实务部门扩大了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然而,这种扩大在学理上并非毫无争议,且在刑事政策方面也与我国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趋势相龃龉,需要我们进行探讨和反思。

一、狠抓还是放权: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现实纠结

不同于域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要件规定为公务员,我国《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要件设置为“国家工作人员”。根据我国《刑法》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公务员,而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此外还将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如此规定是由我国在订立《刑法》之时的社会基础决定的:彼时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政企一体,注重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管理作用,使得国有企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因此,在国有企业中工作人员的业务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公务色彩,将此类主体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畴内进行管理具有非常充足的合理性。时至今日,借助国企改制的契机将此类人员排除出“国家工作人员”的序列同样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以《意见》的出台为标志,司法部门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命范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大,反而带来一些学理上和实务上的问题。

(一)《意见》对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的扩大

根据我国《刑法》93条的规定,可以将国家工作人员依据认定标准的不同大致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根据所在单位的性质进行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类,基于委派关系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三类,基于所从事的工作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第一种以及第三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多无争议,而由于国企改制等现实情况,第二类“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成为争议的焦点。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意见》扩大的正是第二类“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

在《意见》颁布之前,共有三部司法解释性文件对第二类“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进行了细化规定。

2001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此条规定从消极的角度对我国《刑法》93条关于第二类“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标准进行了重申,强调了委派关系是第二类“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关键所在。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规定:“所谓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种多样,如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不论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此条规定明确了“委派”的认定标准,即具备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形式要件,同时需具备代表委派组织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实质要件,此外还需具备委任、派遣等将本不属于该单位的被委派人员转化成该单位成员的身份转变过程。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6条第1款规定,“纪要”类文件并不属于司法解释,但是前述规定并没有超出我国《刑法》93条之规定的文义范围,体现着司法机关对于相关法条的理解。同样200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解释》也同样规定:“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

而自《意见》颁布后,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也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与前述三部司法解释性文件相对照,此类人员的认定并不能完全符合“委派”的要件,无疑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与以往司法机关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理解不同,《意见》第6条认为,不仅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而且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同样应当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质言之,国家出资企业中原非国家工作人员经过特定企业内组织的任命即可将身份转换为“国家工作人员”。这种身份的转换已经不能够在语义上与“委派”相契合,属于以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形式对于《刑法》法条含义的变更。[2]

(二)扩大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的实践影响

在国家出资企业中,扩大“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会对一些行为的定罪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如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以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为例,根据我国《刑法》385条和第163条之规定,两罪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在于行为人是否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若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考虑其他情节,具备“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将会被评价为受贿罪犯罪行为,而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则会被评价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犯罪行为。可见,《意见》的出台会在司法实践中将更多的行为认定为受贿罪,从而对行为人施加更为严厉的刑罚。

在司法实践中《意见》也确实产生了此类效果。通过对判决书进行检索,自2010年至2018年共有1533起案件被告人作为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员工被判决犯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基本案情均为被告人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员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352起案件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宣判,1181起案件以受贿罪宣判。

而且,自2010年底《意见》颁布以来,司法机关将此类行为认定为受贿罪的趋势越加明显,被告人以犯受贿罪宣判的比例明显增高。通过对判决书进行细致分析,共有93份判决直接援引《意见》进行裁判,其对于裁判结果的影响可以通过受贿罪的宣判比例看出,在历年的实务审判中,大致形成了一种趋势,即在此类案件中法官援引《意见》对行为进行认定的比例大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随之此类案件中以受贿罪宣判的比例也不断增长。几乎可以断言,自2010年末《意见》颁布以来,司法实践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已然扩大,对国家出资企业中员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越来越倾向于认定为受贿罪。

二、扩张抑或类推: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文义困惑

法的规定是概括而抽象的,而并非具体而生动的,这就意味着在具体的判断中评价者必须杂糅自身对条文的理解方可将条文适用于案件之中。然而,包括刑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并非只为司法者制定,法律是为其效力范围内的所有人制定的规则。只有在法条能够被所有人阅读并理解之时,法才能影响公众的行为,并在社会中建立秩序。这种秩序并非来自法律的每个阅读者在阅读法律规定之时的价值取向,而是来自被阅读者普遍理解的法律条文的平白文义。[3]虽然不同个人的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不同,对于法律条文的具体理解也存在客观的差异,但基于平白文义法律总是能在个人的意识中产生大致相同的规则。而当法律作为一种评价规则出现时,若评价者对条文的理解偏离了平白文义,则势必会产生与社会秩序相违背的裁决。在刑法的语境中,这种基于刑法条文的平白文义将刑法条文适用于具体行为的评价之中的规则被概括为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应当定罪,未有明文规定的则不应当评价为犯罪。这一规定正是对刑法的运行应当基于刑法条文的平白文义之规则的明确表述。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这一基于平白文义的解释被称为文义解释。

应当看到,文义解释并非字面解释,且并非所有刑法条文均能够以字面解释的方式得到确定的解释结论。回顾我国《刑法》93条第2款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规定,在具体案件中对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把握则应当从对于法条中“从事公务”“委派”的文义解释中寻求。在《意见》出台之后,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被实际扩大,使得以受贿罪为代表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为构成要素的罪名适用范围相应扩大。然而,与《刑法》93条第2款相对照,《意见》第6条的规定是否仍然涵盖于《刑法》法条文义之内值得深思。

(一)“委派”应是由外向内的派遣

“委派”一词具有“委任派遣”之意。在公众对于法条文义的理解中,“委派”不仅意味着委派者交托给被委派者某项任务,同时也意味着被委派者执行这项任务时必须经历地点或处境的改变。质言之,“委派”一词不仅意味着被委派者所负责任的变化,也表征着被委派者具体或抽象的位置变化。在我国《刑法》93条第2款的规定中,“委派”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因“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委任,获得了从事特定公务的任务;并且,“委派”也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将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完成从事特定公务的任务。这一抽象的位置变化不仅体现在“委派”的平白文义中,也在法条中以“到”字明确表达。“到”便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经过位置的变化到达新的位置。综上,“委派”二字在《刑法》中表达三重意思:第一,“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务由“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交付;第二,“国家工作人员”经历了抽象意义上位置变化的过程;第三,“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务应当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完成。

然而,《意见》第6条的规定则在文义上与《刑法》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有所不同。第一,“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由国家出资企业中的组织做出,这与《刑法》规定委派由“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做出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别;第二,被“委派”的人员并不必然经历抽象意义上位置的变化,并且在常人看来,《意见》中“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对象反而应当是国家出资企业的成员,这与“委派”中派遣的意义并不相符。然而,应当看到《意见》第6条之规定与我国《刑法》93条第2款之规定在文义上并非完全互斥的逻辑关系。国家出资企业中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过程并不必然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委派相冲突,“国家工作人员”可能先后经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和国家出资企业中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过程;同时,“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对象并不必然是国家出资企业的成员,纵使其是国家出资企业的成员也可能因“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过程而产生抽象意义上位置的变化。在此种情况下,《意见》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的规定并未超越刑法条文的文义,应当认为是基于文义的扩大解释。

然而,《意见》的表述也必然包含着不同于此的情形。当国家出资企业“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对象并未经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的过程,或国家出资企业的“批准或者研究决定”并未引起其抽象意义上位置的变化时,《意见》所涵盖的该种情况便不能被“委派”一词的文义所包含。在此种情况下适用《意见》认定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便应当认为是类推。

(二)“从事公务”应当具有公务属性

在常人的理解中“从事公务”是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或处理的行为。“从事公务”一词表征“国家工作人员”办理国家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外交、国防、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事务。[4]“从事公务”的内容应当具有国家属性,或称公务属性,这就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应当代表国家利益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或处理。在公私权利分野的视角下,“从事公务”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行使国家公权力,对于私权利的行使或为私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无论如何不应当被评价为正当的“从事公务”的行为。不仅如此,“从事公务”还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行为内容的特定性。与国家利益相关的行为种类繁多,但并非所有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行为均属于“从事公务”。“从事公务”的行为是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或处理的行为,对于不属于国家事务的内容进行处理显然不能被常人理解为“从事公务”。在社会生活中,从事生产、经营、技术、劳务等事务的活动,即使该事务是从为国家谋取利益的角度出发并且最终能使国家受益,也不能够被认为是“从事公务”。综上而言,在常人的语境中,“从事公务”表征着两重含义:第一,“从事公务”代表国家利益,是对国家事务进行处置的行为;第二,“从事公务”的内容具有一定限制,须得是对于具有“公务”特性的事务进行处理。

然而,《意见》第6条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从文义上与我国《刑法》93条第2款之规定同样存在区别。第一,“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中代表对其任命进行“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组织从事职业行为,其文义中并不具有代表国家利益从事业务的表述,这与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根本属性的规定并不相同;第二,“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中从事的工作内容为“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而在企业中企业成员所进行的“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行为基本都是对于企业事务的处置,多是依据我国《合同法》《公司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进行的私权利领域内的行为,在常人的理解中这类行为很难被评价为“从事公务”。虽然如此,《意见》第6条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内容的规定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在文义上同样并不必然互斥,二者仍然具有语义相重合之处。在二者语义重合的情况下适用《意见》之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认定,并不构成对《刑法》明文规定之违反。第一,在国家出资企业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命进行“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组织之全部或部分职能可能具有公务属性,该组织可能在一些具体事务中代表国家利益发挥职能。此时,代表该组织的个人在从事职业行为时,便具备了代表国家利益处置事务的属性。第二,在国家出资企业中,企业成员进行“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的行为亦有可能涉及国家事务领域。国家出资企业的行为有可能承担起与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外交、国防、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相关的任务,比如对于管制物品的销售和使用、出于财政目的的投资经营行为、对特定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行为等。当国有出资企业从事此类行为时,与其相关的对国有出资企业进行“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便属于对国家事务的处理,自然具有了对特定内容的国家事务进行管理和处理的属性。

反之,当国家出资企业中企业成员的行为仅代表对其任命进行“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组织却与国家利益和公权力并无关联之时,或者企业成员的行为纯粹是对于企业的事务在私权利领域进行处置之时,该企业成员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被常人理解为“从事公务”。此时,若司法人员仍然依据《意见》第6条之规定认定该企业成员的行为为“从事公务”并认为其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则属于对我国《刑法》93条第2款之规定的类推适用。

(三)国家工作人员类推认定反思

应当看到,基于文义对《刑法》条文进行扩张解释与突破文义进行类推解释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会产生刑法适用的不正义。对《刑法》条文的扩张解释,从本质上仍然是对于既有条文表述进行精进和深化的过程,即使在解释的过程中扩大了纯粹字面意思的含义,但仍然没有超出公众对于该条文的理解。换言之,扩张解释是明确条文的适用情形,促进条文正确适用的过程。而类推解释则突破了刑法解释的正常范畴,本质上是将原不属于特定《刑法》法条规制范围的行为以类推的方式强行适用该法条进行评价的过程。《刑法》条文经类推适用,已经突破了公众的预测可能性,是创造新的刑法规范的过程。[5]而回顾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刑法解释是对既有刑法规则进行解释的过程,在解释之前并不存在的规则自然不应当成为刑法解释的对象。

《意见》第6条之规定,在文义上并非完全是对既有《刑法》条文的细化,而是如前文中所指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对《刑法》条文的文义进行了突破。在《意见》第6条适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在实质上将我国《刑法》93条第2款之规定进行类推适用的情形。这种类推适用突破文义扩张的极限,将原本依据我国《刑法》3条不应当评价为犯罪的行为纳入相关罪名之下,必然带来过度入罪的不正义。在前文中,司法数据统计的结果表明,在2010年《意见》出台以后,以受贿罪为代表的职务犯罪的定罪数量明显增加,这与司法机关仅依据《意见》第6条之文义,突破《刑法》93条第2款之规定人为扩大“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具有必然关系。

三、严守罪刑法定: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系统梳理

从前文中对《意见》的学理分析和实务中司法机关的立场变化来看,以《意见》的颁布为时间节点,“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然而,在学理的视角下这种扩大却是充满争议的。首先,如此扩大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有悖上位法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6条之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因此《意见》应当被看作是效力低于司法解释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就效力而言,我国《刑法》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效力高于其他司法解释性文件,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得与《刑法》规定相冲突,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规定不得与司法解释和《刑法》相冲突。《批复》已经明确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在上位法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意见》突破了委派的要件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扩大认定,如果仅通过文义理解无疑是与上位法存在冲突的。其次,扩大“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有悖刑事政策。在经济体制改革愈发深入的今天,国家公权力应当在恰当的时机减少对于经济活动的控制,将更多的自主权赋予市场主体,在意思自治的范围内合法地进行经济活动。[6]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引下,《刑法》应当摒弃长臂管辖的传统做法,让更多的市场行为回归私权范围。应当看到,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社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知也在不断转变。以企业改制为契机,将更多的主体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才能够不断为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松绑,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最后,扩大“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也有悖于宪法原则。我国《宪法》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基本人权的保障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在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领域,国家应当尊重并保障。这种保障不仅意味着无合法理由不得干涉或阻止公民行使基本权利,也要求国家应当明确坚持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分野,不得将行使基本权利的行为认定为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加以管辖。[7]在国家出资企业中从业是公民正常行使基本权利的行为,将此种行为随意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变相侵犯。

然而,如果对《意见》中相关规定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批评的层面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意义的。《意见》已然颁布,对“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依然做出新的规定,就在事实层面形成了新的法律。然而法不是嘲笑的对象,法必须被人信仰。[8]对《意见》的相关规定从教义学的角度进行解释,使之符合立法目的又能和上位法相契合便是刑法学者面对该问题时的使命和任务。

(一)明确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

《意见》关于将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突破了以往《刑法》和司法解释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标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常常就何种组织才是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产生疑问,在相关案件中这一问题也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给司法实务部门带来不小困扰。在理论界,有些著作对于《意见》第6条的内容虽有涉及但不愿过多讨论其具体含义,[9]而对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也并不能在理论上做到完备。[10]

有一类意见认为,《意见》中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为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党委。[11]支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有资产负有监督和管理职责外,国家出资企业的党委作为国家出资企业中的核心领导组织当然地负有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职责,这是由国家出资企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决定的。然而,这种观点缺乏现实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下简称“《企业国有资产法》”)11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在《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并没有关于国家出资企业中党委权责的相关规定,而是规定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权责。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对公司内资产和其他重大事务进行管理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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