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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我国逮捕的“结构性”错位及其矫正
【副标题】 从制度分离到功能程序分离【作者】 杨依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逮捕;羁押;强制到案;人权保障【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5【页码】 154
【摘要】

逮捕与羁押关系问题在理论界争议不断,至今仍未形成基本共识。借助“功能结构”的新视角可发现,现代刑事诉讼审前阶段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干预形成了以功能为导向的“两段式”进阶结构。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在功能、程序和价值方面各自具有不同的建构逻辑。当前我国逮捕制度呈现出“结构性”错位,混淆了强制到案和候审羁押的不同程序控制思路,从而导致逮捕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和效能损耗。参照“两段式”的功能结构,逮捕与羁押的分离不应仅停留在制度设立层面,而应当在整个强制措施体系中实现强制到案功能和候审羁押功能的彻底分离。重新整合现有强制到案措施,明确逮捕的候审羁押属性,并全面优化逮捕的程序控制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939    
  
  

一、缘起:我国逮捕与羁押关系之争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普遍将“逮捕与羁押不分”视为逮捕率居高不下、威胁人权司法保障成效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提出我国逮捕制度未来的完善方向应实现“逮捕与羁押相分离”。[1]然而也有研究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我国根本不需要建立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因为我国逮捕和羁押措施本身就是分离的,“只不过我国的逮捕被称为刑事拘留而羁押被称为逮捕”,因此“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与西方大体相当”。[2]研究者对于逮捕与羁押关系的认识差异表明我国逮捕在整个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功能角色至今仍未厘清。当谈及逮捕与羁押是否分离时,“分”或“不分”的实质标准为何?倘若将我国逮捕划分为逮捕和羁押两项制度,可否有效实现大幅度降低审前羁押之目的?过往理论界对于刑事强制措施的研究大多关注于某一措施内部运行机制的完善,却相对缺乏对强制措施之间联动关系的深入思考。而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借助全新的视角,即对逮捕在整个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实践样态进行“结构性”考察。

体系是由某一类具有共同属性的要素依照一定的功能结构所组成的系统。在体系内部,不同的结构形态将直接影响各要素的功能边界与效用发挥。目前,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仅依照强制力度形成了“自轻向重”的简单罗列。各措施之间未能形成鲜明的逻辑与功能进阶关系。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的功能相对分散,难以集中有效地规制。此种“结构性”失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强制措施功能边界不清晰,容易在实践运用中产生功能相互替代或者功能随意扩张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刑事诉讼审前阶段限制与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进行以功能为基础的结构性分析,以此展现强制到案措施与候审羁押措施之间应然的结构层次与动态关联,反思当前我国逮捕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错位冲突,探讨深度激发强制措施功能实效的改革思路。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刑事强制措施体系这一概念源自大陆法国家的成文法传统,英美法国家并未将强制措施体系化,而是散见于宪法修正案、部分成文法以及相关判例之中。但两大法系国家对干预公民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不论在立法设置抑或实践运用中均遵循着一定的逻辑与强度进阶关系。各措施之间功能明确且界限清晰,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二、“两段式”结构: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的功能位阶

现代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在审前阶段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重大干预方式可大致形成“两段式”结构:一是以查获嫌疑人、制止犯罪和及时讯问为目的的强制到案;二是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席审判,防止实施阻碍证据发现或其他社会危险性行为的候审羁押。虽然各法治国家在强制到案和候审羁押的具体措施种类上略有差异,但总体依据上述功能位阶关系展开制度设计。这种高度结构化的功能与程序安排,从形式上展现出强制到案措施与候审羁押措施在时间和逻辑方面的递进关系,强调合法的强制到案是适用候审羁押的法定前置条件;也从实质上厘清了强制到案措施和候审羁押措施因其适用目的之不同,故而各自具备不同的功能层次和价值侧重,不论是立法设置抑或实践运用都不应将二者混淆;更从制度效果上区分了强制到案和候审羁押的不同程序规制路径,有助于最大限度兼顾侦查利益和人权保障的价值需求。

(一)强制到案:侦查利益的重要保障

刑事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须尽快令涉嫌犯罪之人到案才能及时制止犯罪行为、控制危害后果,启动针对嫌疑人的讯问调查程序。因此,强制到案不仅是各国刑事侦查活动的关键步骤,亦是确认或排除被采取到案措施人员犯罪嫌疑的重要手段,在多数案件中直接影响着侦查进程。[3]但由于强制到案实质上构成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重大干预,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对到案手段、到案目的以及到案后的处置权限等进行了严格限制,从而确保强制到案过程的合法与正当,避免对公民人身自由造成不必要的妨碍。

在强制到案的功能序列中,逮捕是最典型的强制到案手段,其适用对象、制度功能以及法律后果均体现出及时控制犯罪以及满足基本侦查需要之目的。在适用对象方面,逮捕主要针对正在实施犯罪的现行犯,或者已经实施犯罪的重大嫌疑人。所谓现行犯,通常指犯罪在实施过程中或实施后及时被发现,或者因持有凶器、赃物或其他物件,或于身体、衣服等处露有犯罪痕迹,明显可疑为犯罪之人。[4]现行犯的犯罪嫌疑较为明显,在场的警察或其他公民都可通过直接观察而知晓。因此,各国刑事诉讼立法普遍肯定了警察与任何在场公民对现行犯实施“无证逮捕”或“暂时逮捕”。与现行犯有所不同,重大犯罪嫌疑人是除现行犯之外被强烈怀疑有严重犯罪的人,其怀疑的程度比较强烈或涉嫌的犯罪比较严重。[5]而侦查机关通常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能够基本证明犯罪系其所为。但鉴于重大犯罪嫌疑人往往已经实施完毕犯罪且已逃离犯罪现场,谨慎起见,对于此类嫌疑人的逮捕须由警察或检察官依法实施。

在制度功能方面,逮捕通过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采取抓获、控制、扭送、带到等人身控制手段,从而实现及时控制犯罪以及满足基本侦查需要之目的。抓捕现行犯可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防止更严重的社会危害结果发生。而重大犯罪嫌疑人通常已经逃离犯罪现场,及时将其抓获可以避免其继续逃逸导致诉讼活动无法进行以及国家刑罚权的落空。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侦查机关可以对其展开一系列讯问调查工作,核实嫌疑人身份信息,了解案件事实情况,尽快固定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对于涉嫌犯罪罪名较多或者案件事实较为复杂的,侦查人员还可能进行多次讯问。倘若嫌疑人承认犯罪事实,讯问笔录可用以印证其他证据,共同组成证据链证明案件事实。倘若发现犯罪行为并非嫌疑人所实施或嫌疑人无罪辩解成立,侦查人员则可申请撤销案件。此外,强制到案在英美国家还具有其他重要的程序意义,其不仅可以被看作是针对具体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活动开端,也是在后续环节中适用审前羁押的法定前提。

在法律效果方面,逮捕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通常以制止犯罪和到案讯问所需的必要时间为限,不得突破临时处置措施的本质。强制到案阶段相对封闭,且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为防止公民人身自由遭受过度妨碍,法律在赋予侦查机关强制到案权的同时,还须对权力行使范围进行程序控制。依照国际惯例,逮捕通常只能引起较短时间内的人身自由限制,一般以24~48小时为限,最长不得超过96小时。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到案后会在警察局进行必要的信息登记和讯问。如果认为不具有犯罪嫌疑,应当立即将嫌疑人释放。如果认为确有犯罪嫌疑,则必须尽快送至法官处进行逮捕合理

性依据的审查以及作出被告人羁押或保释的决定,否则将可能被认定为不合理的迟延从而构成违宪。

(二)候审羁押:刑事诉讼秩序的法律维护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发展离不开秩序。一方面,国家有责任对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破坏的社会秩序加以恢复,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的启动和推进也需要以一定的诉讼秩序为基础。刑事诉讼秩序作为及时查明案件事实,确保作出公正司法裁判的重要基础,直接影响诉讼目的和国家刑罚权的顺利实现。但通常情况下,刑事被追诉人在判决宣告前可能会存在两类严重扰乱刑事诉讼法秩序的行为:一是嫌疑人出现逃避诉讼或者毁灭、伪造证据等违法阻碍事实发现的不当行为,严重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二是嫌疑人再犯风险较高,可能继续对他人或社会大众造成新的危害。因此,不同于以侦查利益为主要考量的强制到案措施,候审羁押措施突出体现了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维护刑事诉讼法秩序的目标定位。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存在上述社会危险性的刑事被追诉人,对其施以一定期限的候审羁押,将有助于控制和预防程序性风险。值得一提的是,以被追诉人可能再犯作为羁押理由的“预防性羁押”,虽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在理论上备受争议,[6]但鉴于人权保障和社会公共安全利益的平衡,“预防性羁押”通常被严格限制在少数社会危害性极大或者再犯率较高的特定案件类型中,以避免再犯风险被随意解释和扩张适用进而颠覆了候审羁押的功能初衷。由此可见,候审羁押本质上是一种排除刑事被追诉人对诉讼活动不当妨碍的程序性保障措施,其审查判断虽以嫌疑人涉嫌犯罪之事实为基础,但更加关注对程序性风险事项的排查。候审羁押措施不具有任何实体性犯罪评价功能,亦不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环节。

为防止候审羁押异化为获取口供、追诉犯罪的附庸手段,偏离程序性保障的本质定位,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在候审羁押措施的程序设计中建构了较为完整的司法审查与权利救济机制。随着强制到案向候审羁押的过渡,人身强制力度不断加深,司法权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力度也随之增强。在“两段式”结构之下,司法审查机制将逮捕和羁押分属“两段”,阻隔了强制到案向候审羁押的直接过渡,保障了刑事被追诉人获得双重司法审查的机会,为审前羁押的分流和抑制提供了操作性强的制度空间。候审羁押须由中立的司法官以公开言词的方式对是否有必要采取羁押措施进行听证。美国保释听证程序中被告人享有出席听证、免费获得律师帮助、自己作证或者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以及质证等一系列权利。尤其是在保释风险评估环节,检察官还可与辩护律师就社会危险性展开对抗性辩论。[7]受传统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较为简易,通常由法官采取直接讯问的方式进行。但讯问是实施羁押的法定程序条件,法官讯问时必须首先告知被逮捕人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并且在听取警察、检察官、被逮捕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是否羁押的决定。

除了充分保障刑事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在羁押决定作出时的程序参与之外,建立多重而有效的司法救济机制亦是候审羁押法治化与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其旨在使被剥夺自由的嫌疑人、被告人有机会要求由中立的法庭对审前羁押决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持续的审查,并在羁押不合法或已丧失羁押必要的时候尽快地获得释放。只要被羁押者认为原先的羁押决定违法或者先前的羁押条件已经不复存在,都可以向特定的司法机构申请启动司法救济审查程序。在大陆法国家,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就羁押决定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或者抗告,也可以向作出羁押决定的原法院申请司法复查,在法定情况下法官还可以依职权启动司法复查程序。德国允许被羁押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向作出羁押决定的原法院提出司法复审,若复审结果依然维持羁押决定,被羁押人还可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如果羁押期限已届满3个月,被羁押人未提出司法复查或者抗告时,法官可依职权主动进行司法复审。原则上判决宣告前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如有特殊情况应将案件送至州高等法院审查。州高等法院经过言词审理维持继续羁押的,州高等法院应在一审判决前每3个月依职权主动复查羁押必要性。[8]除了提出上诉申请外,英美法国家还规定了一项特殊的权利救济途经。任何受到羁押的人如果认为羁押决定违反宪法与法律,均可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若经法官审查认为羁押理由不适当,法院应当立即发布“人身保护令”释放被羁押者。“人身保护令”既适用于被羁押的被告人也可以适用于被监禁的已决犯。

(三)“两段式”结构之正向程序价值

“两段式”结构展现了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在适用理由上的逻辑递进关系。强制到案作为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的紧急处置措施,其条件设置必然着重关注对犯罪嫌疑的考量。例如在英美国家,不论是“有证逮捕”抑或“无证逮捕”皆以一定的犯罪嫌疑也即合理性依据(probable cause)作为合法性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将其解释为:“实施逮捕的警察如果就其所掌握的事实与证据足以使一个理智且审慎的人相信犯罪事实正在或者已经发生,就应当认定警察的逮捕存在正当的依据”。[9]易言之,只要警察根据当时所掌握的事实与证据足以相信被逮捕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可采取抓捕。然而,候审羁押是在嫌疑人合法到案的基础上,对于另有证据证明将会发生逃避诉讼、阻碍证据发现或者继续实施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行为的嫌疑人或被告人,决定在较长时期内剥夺其人身自由,以维护刑事诉讼法秩序。因此,具备一定的犯罪嫌疑还不足以启动候审羁押,唯有继续满足法定的社会危险性事由才可实施。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羁押实质性三要件就彰显了审查内容的递进关系。被告人除具有“重大之犯罪嫌疑”外,关键是要具备法律所列举的“法定之羁押原因”。纵使符合前两项要件,还须另有“羁押之必要性”,达到非予羁押显难以进行诉讼活动,或者有事实足以认为被告人可能反复实施同一犯罪的标准时才能将被告人羁押。[10]由此可见,重大的犯罪嫌疑虽可直接引起强制到案,但却不能被直接视为继续候审羁押的理由。羁押对公民人身自由影响之深远,其适用“门槛”理应高于逮捕。

“两段式”结构厘清了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的不同程序控制思路。强制到案向候审羁押的推进过程实则是公权力对公民人身自由干预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加之强制到案和候审羁押的功能定位不同,法律对于二者的程序控制方式与控制力度也应有所区别。根据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强制到案措施的程序规制主要体现在适当依据、可例外的令状主义、迅速带见法官以及人身控制的临时性。而候审羁押制度则必须包含羁押必要性理由、司法审查听证程序、多重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和羁押替代性措施等配套内容。这是由于强制到案仅引起较为短暂的人身自由限制,只要侦查机关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即可达到防止权力滥用之目的。而候审羁押可造成较长时期内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完全剥夺状态,对公民人身权益影响更为深远。倘若发生非法羁押,将会给公民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因此,候审羁押在程序控制上理应比强制到案更为严格,并且权利保障途径也更为多样。

“两段式”结构兼顾了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的不同价值侧重。在侦查利益和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中,强制到案措施必要时可以侦查效率和侦查利益为优先,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允许司法令状主义的例外,但候审羁押措施必须经过严格的司法审查,并辅之以多样的司法救济机制,紧扣人权司法保障的路径展开。及时准确地控制犯罪嫌疑人是警察职业的基本要求。为了高效应对犯罪,各国刑事司法在强制到案的实践环节中普遍承认“无证逮捕”的重要地位,并且允许通过事后司法审查的方式弥补程序欠缺。美国“无证逮捕”适用比例甚至高达95%以上。[11]但依据“两段式”结构,候审羁押立足于程序性保障功能,不是紧急情况下应对犯罪的手段,更不能沦为查获嫌疑人、制止现行犯、获取有罪证据以及其他刑事追诉活动的附庸。因此,候审羁押不能由警察机构自行决定,而是必须在控辩双方的参与下经由中立的法官公正公开地进行司法审查。唯有最大限度保证候审羁押决定的公正性,并为公民人身自由权益提供最严格的法律保护,候审羁押的适用才具备正当性基础。由此可见,强制到案在法定特殊情况下可以优先于侦查效率的需要,但是候审羁押措施必须以恪守人权保障为根本。正是基于“两段式”结构内部特殊的功能层次,西方法治国家才会呈现“高逮捕率”但“低羁押率”的实践特征。

三、“结构性”错位:法律效果与制度功能的实践异化

“两段式”结构之下,强制到案措施与候审羁押措施之间功能界限清晰,且各自具有不同的程序建构逻辑。正因如此,逮捕制度和羁押制度也分属“两段”,服务于不同的目标定位,呈现出不同的程序控制机理,力求在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事项上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侦查机关仅可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对强制到案措施的使用享有部分自行决定权,从而为较长时期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保留了司法审查的制度空间,避免候审羁押措施滥用于犯罪追诉活动,偏离其程序性保障功能的本质。然而,以“两段式”结构比对我国逮捕制度即可发现,当前我国逮捕在整个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存在着“结构性”错位的现状:一方面,从法意理解的角度,我国逮捕兼具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的双重功效。而另一方面,逮捕的上述两种功能又在实践运用中不断被其他强制措施随意分散、稀释与替代。逮捕与其他措施之间的功能边界模糊,不仅令逮捕缺乏独立的法律后果和明确的程序控制方向,还导致逮捕制度运行异化,出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和效能损耗。

(一)逮捕兼具双重法律效果

由于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内部未能形成清晰的强制到案和候审羁押的功能位阶区分,导致逮捕长期在理论研究和法意理解上兼具着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的双重功效,影响了对逮捕本质功能的认识和把握。正如研究者所言,“我国逮捕既意味着抓捕的行为,也意味着羁押的状态;一旦逮捕决定作出,既实施抓捕之行为亦应随之将犯罪嫌疑人予以一段时间的持续羁押”。[12]回顾过往关于侦查到案的研究可以发现,“就到案措施的具体类型而言,侦查到案的法定措施最多,包括传唤、拘传、刑事拘留和逮捕”。[13]逮捕的强制到案属性不仅在理论研究中已有一定基础,还在法律文本和相关的解释规定中有专门的体现。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或是检察机关起诉时还未逮捕的被告人,认为应予逮捕的可以直接决定逮捕。并且,在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也可对尚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被告人直接决定逮捕。不仅如此,《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54条还明确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执行拘传、拘留、逮捕、押解过程中,应当依法使用约束性警械。遇有暴力性对抗或者暴力犯罪行为,可以依法使用制服性警械或者武器。可见,从法意理解的角度,我国法律和相关解释规定并未明确将逮捕的强制到案属性排除在外,明确要求逮捕的适用须以被逮捕人事先已被控制到案为前提。易言之,既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将其抓捕到案,也可以在嫌疑人、被告人已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非羁押”状态下转为逮捕,还可以在嫌疑人、被告人先前已被刑事拘留的情形下转请报捕。并且从前述公安机关内部的办案规定来看,拘传、拘留、逮捕的执行方式具有相似性,均可依法使用约束性、制服性警械以保障对嫌疑人的抓捕控制。由此可见,我国逮捕制度在规范设计与实践运用层面均包含了一定的抓捕与强制到案(庭)的功能效果。

除了抓获、强制到案的功能外,我国逮捕更突出表现为在较长时间内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羁押的状态。并且逮捕数量大、羁押时间长所导致的审前羁押普遍化问题长期存在。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来看,2013年1月至2016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248058人,不批准逮捕819098人。[14]可知近年来批准逮捕人数约占总移送审查逮捕人数(4067156人)的80%左右。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相关统计(参见表1),倘若将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人数与全国人民法院判实际决有期徒刑以上人数进行对比即可发现,2013年至2017年间全国检察系统每年批准逮捕人数约为84万至108万余人。而同一时期全国法院每年审理刑事案件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被告人数则大约保持在60万至71万人。易言之,在此期间,全国平均每年约有26万以上的被逮捕人在审前阶段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人身自由剥夺,却最终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逮捕后至生效判决前的最高羁押期限,致使羁押期限长期依附于办案期限。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就可能与审查起诉和审判的办案期限完全竞合。在不少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被逮捕,那么在随后的刑事诉讼阶段其羁押状态也会自然延续,只有在极少的案件中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才有可能变更强制措施”。[15]曾有研究者对2012~2013年我国某市两级法院刑事案件卷宗材料和判决书进行整理时发现,而以到案为基点,50%的证据实际上在到案5天以内即可采集完毕,86.5%的证据在侦查阶段已收集完毕,但实践中审前羁押期限却平均长达174.8天。[16]更不必说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念斌案”与“李怀亮案”,案件均经过多次发回重审与补充侦查,虽然二人最终都被宣告无罪,但在判决生效前二人已分别先行羁押8年与11年之久。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以期通过明确检察机关的捕后持续审查职责,及时将已不符合逮捕条件或者丧失羁押必要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从而缓解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押到底”“一关了之”的现状。然而在制度具体运行过程中,羁押必要性审查存在着适用范围较窄、检察建议说理不足、律师参与度不高、风险评估和后续监管机制尚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导致羁押必要性审查人数占批捕人数的比例仍然偏低。[17]从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1056616人,对审前、审中可不继续羁押进而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相关办案单位予以采纳的64106人。[18]也即在捕后直至判决宣告前的阶段仅有6%的嫌疑人、被告人可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予以释放。逮捕作为我国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却长期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因逮捕所导致的审前羁押普遍化的问题依旧存在,不仅严重影响着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工作的成效,也不利于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表1 2013~2017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人数与全国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人数差额(人)

┌────────┬──────────┬──────────┬────────┐

│        │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全国法院审理判决有期│差额      │

│        │人数        │徒刑以上人数    │        │

├────────┼──────────┼──────────┼────────┤

│2013年     │879817       │609526       │270291     │

├────────┼──────────┼──────────┼────────┤

│2014年     │879615       │615139       │264476     │

├────────┼──────────┼──────────┼────────┤

│2015年     │892884       │657377       │235507     │

├────────┼──────────┼──────────┼────────┤

│2016年     │842372       │634799       │207572     │

├────────┼──────────┼──────────┼────────┤

│2017年     │1081545       │710605       │370940     │


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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