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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现代化的范式转型
【作者】 郝铁川【作者单位】 上海文史研究馆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改革开放;法治现代化;基本理念;独特性;范式转型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3
【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法治转型是世界上一种独特的法治现代化方式。它依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前提条件不同于西方,它采取的转型的理念和方法不同于西方,它初步取得的成效也具有很大的独特性。它坚持了与西方第一波现代化国家不一样的秩序优先、渐进优先、生存权和发展权优先、私法移植为主和公法创新为主的理念和做法。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法治转型表明人类社会的法治现代化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但中国的法治转型仍未完成,法治内部还存在很多不健全的问题,法治外部还面临诸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许多艰巨任务,法治国家的建设还在路上,还不能说已经成为一种可复制的“模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934    
  
  

一、引言

法治现代化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转型本质上也属于现代化转型,但为了与清末以来的法治现代化相区别,我把它称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法治转型。所以然者何?因为它与西方17到19世纪的法治现代化有着重大的差异: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转型依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西方不曾有此转型;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转型依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同时转型,而当年西方法治的现代化转型是依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一种转型;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转型依随着金字塔型人口结构向橄榄型人口结构的转型,而西方当年的法治现代化则较早地就以橄榄型人口结构为基础,如美国从建国开始,社会结构就已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洋葱头式”的形态,中产阶级在社会构成中明显地占据多数,所以有的学者把美国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中产阶级的社会”。[1]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法治转型属于世界上史无前例的转型。

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年,我国的法治转型虽然也曾有过波浪起伏,仍然还在路上行进,并已显现了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我国的法治转型与改革开放一起创造了我国的经济进步奇迹。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平均每年为9.5%,在同一时段,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9%,美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7%,加拿大为2.5%,英国为2.3%,日本为2.2%,法国为1.9%,德国为1.8%,意大利为1.4%。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高GDP增长率也堪称奇迹。这意味着40年来,世界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每走一步,中国就走了四步。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能够达到如此高的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使7亿多人口脱了贫,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达到总体小康,发展水平由低收入国家成为中高收入国家,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英国49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佩里等不少西方人士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走完了西方300多年才走完的路程。[2]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2017年11月13日)封面用中英双语写道“中国赢了”。人们公认中国的法治与改革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第二,我国的法治转型和改革开放一起创造了世界上罕见的40年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社会持续稳定的奇迹。在第一波现代化中,只有英国相对保持了稳定,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法国复辟、反复辟经历了80多年,直到1959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才稳定下来;德国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给本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不仅如此,西方第一波现代化国家的人口要比中国少得多,英国17世纪至18世纪初期的人口是900多万,美国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人口是1000多万,法国18世纪人口是2900多万,德国在19世纪完成统一后的人口是4000多万。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的人口将近14亿,在人口差别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中国能够持续保持社会稳定,不能不说是世界奇迹。而法治的秩序功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我国的法治转型和改革开放一起创造了大国崛起而未向外侵略的和平发展奇迹。西方第一波现代化国家全都具有通过对外侵略掠夺推动本国现代化的不光彩的历史。据德国《每日镜报》2012年11月6日《英国历史学家:全球仅22国未被英国占领过》一文报道,英国历史学家斯图尔特·莱科克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同时期,英国曾侵略了地球上几乎90%的国家。莱科克分析了世界上大约200个国家的历史,并根据史料确定哪些国家曾经被英国入侵。结果令人震惊:只有22个国家未被英国染指。[3]1914年英国占有的殖民地比其本土大111倍,是第一殖民大国,自称“日不落帝国”。美国自独立以来,在本土除了南北战争之外,长期保持了稳定和平,但对外所参与的战争和对外的军事行动多达200多次,仅1945年到1990年,进行的海外战争就有124次,从1991年到21世纪,又参加了40多次海外战争。法国以拿破仑为分水岭,此前的第一殖民帝国有28个殖民地,此后的第二殖民帝国有49个殖民地。德国在“一战”期间至少侵略了50、60个国家,“二战”期间侵略了20多个国家。而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世界第11位跃居到当前第2位,没有发动过一次侵略战争,没有掠夺过别国一寸土地和任何资源。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是按市场价格买来的,中国产品是根据国际合同卖出去的,中国还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一切资源都靠自己发掘或与外国等价交换,中国今天的发展,则需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国的内政与法治密切相关。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

因此,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转型的经验,毫无疑问,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学术意义在于可以弥补当下世界发展法学[4]、发展政治学里中国一章的空白,现实意义在于它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解决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在秩序与民主、自由等关系中坚持秩序优先

按照西方的法学知识体系,在秩序、民主、自由等价值中,民主、自由无疑是高于秩序的。但在发展中国家的秩序与民主、自由关系中,国际社会的一些著名学者和中国领导人却不约而同地取得共识:必要的民主、自由虽然不可阙无,但必须坚持秩序优先。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亨廷顿在其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版)中指出,秩序先于自由和民主,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不受这一秩序规范的民主,必然导致国家机器的衰败。亨廷顿用一条隽语概括了美国的政治结构之所以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它太年轻,而是因为它太古老。”独立后的美国基本上维持了:独立之前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完全适合美国社会,因此,美国的现代化与生俱来,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实现。其他国家要走美国之路是行不通的。“人类可以不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自由。”[5]亨廷顿的学生、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年版)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年版)两部专著中也强调:一个政治体制是由国家能力(the state)、法治(rule of law)、民主问责(democracy)三部分组成的。只有达到三者之间的平衡,一个政治体制和政治秩序才能保持良性,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权力机构是必需的,因为它产生国家能力,形成有效的政治运作体系。法治则保障公民自由,民主问责与法治一道约束国家权力。但如果没有有效国家,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会造成普遍的暴力、贫困、公共服务匮乏、福利丧失,如叙利亚、利比亚等亚非国家。这三者彼此相对独立,但也能相互组合,彼此产生张力,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使得政治秩序演化变得复杂。[6]这就是说,在秩序、民主、自由等一系列价值理念中,秩序第一,其他成分不能牺牲秩序而前行。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样深刻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稳定压倒一切。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7]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稳定”升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理论其实质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认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来维护社会长久稳定。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为了坚持秩序优先,中国在法治领域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保持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稳定,防止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因此,中国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作为立国之本。此后五次修宪对此从未改变,只做巩固、深化工作。例如,围绕四项基本原则,制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载入宪法。正如2018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8]为了防止意识形态多元化,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的新闻媒体、出版、结社等管理制度,也没有简单照搬西方一些国家旨在鼓励人们游行、示威、集会的法律。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的法治化。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执掌政权的执政党,还是缔造政权、领导政权和社会的领导党。苏联共产党的解体,马上带来了苏联国家的解体;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解体,马上带来了南斯拉夫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解体,马上带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中国为什么如今民族团结、没有解体?就是因为中国56个民族都有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存在,56个民族的党员和党组织把56个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所以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没有成为一团散沙。因此,党的领导意味着政治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总体和谐。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鉴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革”出现的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党中央确实强调过党、政分开。而鉴于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和同一时期的东欧剧变,我们党放弃了党、政分开的提法,从实践中提炼出了“党要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科学命题,习近平更是在此基础上强调党的全面领导。1982年《宪法》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宪法序言,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我国《宪法》第1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中增加了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2018年3月5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对何以要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他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宪法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9]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载入宪法,意味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领导。

第三,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和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社会稳定。1991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必须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并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长期坚持下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国在世界行政管理上的一个创造。它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体制机制优势,在体制上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格局;在方法上,它运用经济调节、行政管理、法律规范、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科学技术等手段,采取平等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综合机制,构建调解、仲裁、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邀请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的权威性、公信力,借助互联网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在维持中国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大体现。[10]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2015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入了全面系统推进的新阶段。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在政、社关系方面,党的十七大以前一直使用“管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使用“治理”;从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表述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时调整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应对。按照“罗斯托模型”,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4085美元之后,便进入“初步成熟社会阶段”。此前全社会普遍物质短缺,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温饱,物质产品的供不应求是主要矛盾。此后,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期待更高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在“改进社会管理”和“改进社会服务”的同时,更重视“改进社会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即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建包括三个方面:社会事业建设、社会法治建设及社会力量建设。共治即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一是要改善多元治理,二是将社会组织培育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元,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三是发展基层自治能力。共享即共同享有治理成果,体现整体提高、共同富裕的精神。[11]

第四,赋予公安机关社会在公共秩序管理和打击犯罪方面拥有较大权力,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的。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只有在采取逮捕措施时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其他四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则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并执行。再如,侦查主体实施侦查活动可以采取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技侦、通缉九种侦查措施,其中强制搜查、扣押、冻结、技侦、通缉等完全由侦查主体自行决定和执行。法院除了可以审查证据合法性之外,无权对各种侦查阶段的侦查措施进行审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只是事后通过审查案卷、接受控告等被动方式监督侦查主体的侦查行为。当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的素质提高等,公安机关的这些权力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但我们无法抹杀它在社会转型特定时期维持社会稳定曾经起过的作用。

三、在激进与渐进中坚持渐进优先

法治现代化有激进与渐进两种价值观念。法国近代的法治现代化变革实行的是激进式革命,英国则实行的是渐近式改革。美国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期间解放黑奴是激进式变革,但消除种族隔离、实现种族平等却是通过一系列渐进改革来实现的。虽然都是客观条件使然,但人们公认渐变比突变的效果更好一些,因为前者大体能够保持社会稳定和减少生产力受到的破坏。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强调改革是在中共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在4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分别采取了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和习近平提出的“加强顶层设计”的策略,这两大策略都可称之为渐进式的改革,而非激进式的改革。渐进性法治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中央在不同阶段根据形势要求提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法治指导思想和目标。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大幕,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法制要做到“两个不改变”(即: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法制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1996年2月8日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把这一目标载入宪法,丰富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描绘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蓝图;从2002年12月到2004年9月,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多次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2004年4月到2012年,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多次强调党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突出了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深化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于2011年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2015年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世界上法治水平领先的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原来的依法治国改为全面依法治国,提出构建法治体系,制定了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时间表,为新时代法治建设制定了行动纲领。

第二,在宪法规定的国家制度的改革方面:一是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领域,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79年11月26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此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15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之上,所以我国逐步建立了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基本经济制度。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首次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二是在坚持和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城乡人口比原则由1953年的8∶1到1995年的4∶1,再到2010年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立法领域从“先改革,后立法”“边改革,边立法”转向“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立法主体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逐步扩大到所有设区的市;立法理念从“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转向“以提高立法质量为中心”;立法技术从“宜粗不宜细”转向注重法律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立法形式从以制定法律为主转向立、改、废、释、编、授等多种立法手段并重。[12]监督领域从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每年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对其监督,到2006年制定专门的《监督法》,规定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等多种监督方式并行,党的十八大之后对问询问责监督方式有了规范性的发展。三是在行政体制领域,从1988年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强调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到1998年首次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和应对2001年加入WTO而提出建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再到2013年3月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求,重点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一些党政机构合署办公。我国的行政体制、职责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逐渐进行了改革。四是在司法体制领域,从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提出“各级党政领导人,不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都不得以言代法,把个人意见当作法律,强令别人执行”“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做法”,到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并施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从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提出“为了保持县以上公、检、法机关领导骨干的相对稳定,恢复由上级公、检、法机关协助地方党委管理、考核有关干部的制度。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先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2014年6月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规定对人事“省级统一提名,地方分级任免”的方案,提名权在省级,任免权依照法律的规定,依然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实施;再到2015年8月中央深改小组分别以《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我国的司法体制遵照宪法第131条和136条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本着司法权去地方化、去行政化、依法独立行使的问题意识而有序推进。

第三,在行政法领域,主要表现为: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使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但尚未强调行政法的控权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步形成约束行政权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具体表现为《行政诉讼法》(1990年)、《国家赔偿法》(1994年)、《行政复议条例》(1990年)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世纪之交和21世纪头十年我国主要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勾勒了我国行政行为法体系,主要是出台《行政处罚法》(1996年)、《行政许可法》(2004年)、《行政强制法》(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跨进了全面依法行政新时代,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强调,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2020年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2035年到2050年建成世界领先的法治国家等目标。[13]

第四,在刑法领域,一是从不承认罪刑法定到明确规定罪刑法定。1979年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定罪量刑无法可依的局面,但罪名过于粗疏,尤其是允许适用类推;1997年《刑法》,把罪刑法定规定为基本原则,废除了类推。二是中国刑罚逐步轻缓化。1997年《刑法》死刑罪名为68个,相比1979年《刑法》死刑罪名数量有所增加,但从占比看却从29%降为16%;《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死刑罪名减少为55个;《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9个死刑罪名,死刑罪名减少为46个,死刑罪名占比降为10%左右,这表明我国在降低死刑在刑罚结构中的比重方面加大了力度。同时,从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及修正案,在死刑适用上明确予以限制:例如,原则上老年人犯罪一般不适用死刑。刑罚的轻缓化还表现在罚金刑的配置普遍化。

1979年《刑法》配置罚金刑的犯罪共计20个,约占总数的14%。在1997年《刑法》中,配置罚金刑的犯罪多达152个,占犯罪总数的比例约为37%。到《刑法修正案(九)》,配置罚金刑的犯罪已达212个,约占犯罪总数的45%。三是执行刑罚逐步社会化。因认识到监禁刑的作用有限性,缓刑、假释的适用比率逐年提高,并降低缓刑门槛,例如,《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应当适用缓刑”的类型,“不满18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75周岁的人”原则上应当适用缓刑。[14]

第五,在刑诉法领域,主要表现为:一是从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到吸纳无罪推定基本精神。1979年《刑事诉讼法》结束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长期无法可依的状况,但没有确定无罪推定原则。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及要求,确立“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二是从重视打击犯罪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主要表现为1996年通过的刑诉法把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的法律地位由原来的诉讼参与人提升为诉讼当事人,取消收容审查,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规定了疑罪从无原则,否定了“疑罪从轻”“疑罪从有”和“疑罪从挂”。2012年修改刑诉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第2条;确认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是“辩护人”;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和程序;规定了证人应当依法出庭作证的条件。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对于情节严重的,可处以10日以下的拘留;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将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修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提供法律援助。2018年刑诉法修改,再次加强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与诉权的保障。表现为强调律师的作用,不仅在认罪认罚从宽当中要求保障律师的有效参与,而且在缺席审判程序中被告人的近亲属也可以为被告人聘请律师。还规定了律师值班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在人民法院、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第六,在民法领域,主要表现为采取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方式,逐步达到民法典的完成。新中国成立以后,立法机构曾起草了四部民法典草案。改革开放以后,鉴于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民事审判的经验尚有待于进一步总结,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并不成熟。因此,立法机关决定在民法典草案第四稿的基础上,根据“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原则,首先制定民法通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市场活动的民事基本法,具有标志性的民事立法是:1999年的《合同法》,该法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统一,结束了我国合同立法“三足鼎立”所形成的相互重复、不协调、凌乱的局面,实现了合同法律尤其是合同法总则的统一化和体系化。2007年颁行《物权法》,该法的制定历时13年,经过8次审议,创下了法律草案审议之最。《物权法》全面规定了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制度,并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设置了比较完备和明确的法律规范,构建了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2009年颁布《侵权责任法》,该法全面保护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益,通过对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提供救济的方法来保障私权,通过保障私权来奠定法治的基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侵权法与传统债法的成功分离,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特征的侵权责任法内在体系;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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