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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垄断协议与专利许可交叉问题研究
【作者】 穆颖【作者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
【中文关键词】 横向垄断协议;纵向垄断协议;专利许可;合理原则;本身违法
【文章编码】 1003-9945(2013)04-0009-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4
【页码】 9
【摘要】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交叉问题一直是司法机关在审判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如垄断协议行为与专利许可行为的交叉在司法实践中就较为典型。垄断协议案件的一般分析方法为“合理原则”,但由于专利自身具有垄断性,与专利许可有关的垄断协议在判断标准上具有一定特殊性。我国在此方面的审判经验非常有限,结合美国的经典案例,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些值得借鉴的分析方法和考量因素:第一,与专利许可有关的垄断协议审查应适用“合理原则”;第二,在专利许可的反垄断审查中,专利权人的合理回报应当得到适当尊重;第三,对专利许可协议应当进行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分析;第四,专利联营的积极作用应当得到肯定,但也有可能限制竞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8183    
  
  《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这条规定引发了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律的交叉问题,两者的关系,也引起了法学研究领域的普遍关注。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仅凭上述较为抽象的原则性规定,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2013年初,“华为公司诉美国IDC公司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案”[1]引起了司法机关的高度关注。这也说明,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交叉适用问题,正在,也必将成为司法机关在实际审判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虽然,这一案件仅仅涉及到垄断行为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但是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交叉适用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仅限于此,作为同时审理反垄断案件和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应当对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交叉领域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前瞻性的研究。
  因此,本文专门选取了已达成垄断协议的垄断行为,与知识产权中最具代表性的专利权的许可行为,以二者的关系入手,试图探讨这一交叉领域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希望能够为司法机关未来的审判工作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一、垄断协议案件的一般审理思路
  首先,在讨论垄断协议与专利许可的关系时,我们应当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垄断协议案件的一般审理思路是什么?进而才能够判断与专利许可有关的垄断协议与普通垄断协议相比有怎样的特殊性。
  在反垄断法实施的近5年时间里,法院审理的垄断纠纷案件的数量逐渐增多。从反垄断法实施至2011年底,全国共受理垄断民事一审案件61件,审结53件。[2]2012年,反垄断民事案件明显增多,仅上半年就新收垄断民事一审案件46件,接近前三年反垄断民事案件受理量的总数。[3]在案件数量增加的同时,人民法院受理的垄断纠纷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其中既包括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也包括了垄断协议的案件。而在法院已经审理的垄断协议的案件中,既涉及横向垄断协议,甚至也出现了第一例纵向垄断协议案件。因此,可以说,目前司法机关已经审理了一批涉嫌垄断协议的案件,积累了一定的审判经验。
  其中,“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涉嫌固定价格垄断协议案”[4]的审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横向垄断协议的审理思路。这起案件的原告是广东省深圳市惠尔讯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为广东省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被告的会员是深圳市提供除“四害”服务的企业。原告所控的涉嫌垄断的协议内容是,被告与所有会员单位签订的《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诚信自律公约》(以下简称《自律公约》)第5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本公约适用范围为深圳市招投标承包的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工程,对于在防治工程承包竞投中,为达到承揽工程的目的,报价低于深物价[1997]55号的除“四害”消杀服务收费标准及其他相关收费标准的80%以下者,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自律公约》第6条对报价低于前述标准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本案涉及的相关服务市场是提供除“四害”有偿服务市场,相关地域市场为深圳市,之所以未认定上述协议条款属于垄断协议,其原因如下:首先,涉案条款是在已有政府规定的指导价基础上做出的限制过低折扣规定,并没有完全固定或统一除“四害”服务的市场价格,价格空间仍然有灵活调整的幅度;其次,截至一审审判时,深圳市注册登记有除“四害”经营范围的企业共有838户,而被告拥有会员单位268家,占32%,并且除被告外,还有两家行业协会也从事有害生物防治业务,因此被告在相关市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因为《自律公约》的签订限制了市场竞争,被告的行为亦具备一定的正当性,因为提供除“四害”消杀服务有别于普通服务,这项工作涉及大量的有毒有害药物,无论是消杀过程中药物的使用,还是消杀效果,都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对于使用消杀服务的企业员工、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以及环境保护等具有重大影响,也与当地卫生防疫等紧密相关,是一项事关社会公共利益的服务,涉案协议是为了保证会员向消费者提供消杀服务的质量,避免恶性竞争,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该判决。
  另外一起广受关注的是“强生医疗涉嫌固定最低转售价格案”[5],这是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涉嫌纵向垄断协议的案件。该案的原告是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被告为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和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原告所控的垄断协议是指被告在与原告签订的经销缝线产品的协议中,约定了最低转售价格以及经销区域。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裁判中的基本观点是:《反垄断法》第14条所规定的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不能仅以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是否达成了固定或者限定转售价格协议为准,而是需要结合反垄断法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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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2款所规定的内容,进一步考察此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对于在本案中认定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时应当着重考虑的因素也进行了实质且较为具体的分析,指出需要进一步考察经销合同项下的产品在相关市场所占份额、相关市场的上下游竞争水平、该条款对产品供给数量和价格的影响程度等因素,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虽然这起案件的一审判决并未生效,但一审判决的观点引起了实务界、法学研究界、司法机关的普遍关注。
  从以上两起案件的目前的审理结果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司法机关对于垄断协议认定的基本态度—“合理原则”(Rule of Reason)[6]。“合理原则”是反垄断分析的基本方法,该原则强调对案情、对竞争限制的具体分析和利弊权衡,其核心在于判定涉嫌限制竞争的行为对竞争的整体影响,即通过权衡比较所涉行为的反竞争结果和可能带来的促进竞争的益处,然后对该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垄断进行判断。[7]
  虽然,《反垄断法》第13条[8]明确规定了六类横向垄断协议,并在第14条[9]规定了三类纵向垄断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协议中一旦包含上述规定中的固定价格、分割销售市场等内容就必然构成反垄断法所指的垄断协议。《反垄断法》第13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我们可以看出,涉案协议是否限制、排除了竞争是其构成垄断协议的要件之一。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10]的规定也具有内在一致性。此外,《反垄断法》第15条[11]也列举了七种不构成垄断协议的情形,有人称之为垄断协议的豁免规定。从以上规定以及目前的司法实践来说,司法机关对所有垄断协议都采取“合理原则”。
  二、与专利许可有关的垄断协议的特殊问题
  虽然目前法院已经对垄断协议的审理工作确定了一定的原则,但是与专利许可行为有关的协议有其特殊的地方,尤其是在判断是否“限制、排除竞争”时到底应当考虑哪些因素是法官必须面临和考虑的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专利权是一种垄断权。专利权人放弃用技术秘密的方式保护创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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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郭德忠.专利许可的反垄断规制[M]. 1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2}詹映.专利池反垄断审查标准研究[J].科技与法律,2011,(1):20-25.

{3}董涛.美国专利池反托拉斯理论研究[C]//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专利法研究2010.1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364-368.

{4}吴广海.专利权行使的反垄断法规制[M].1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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