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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论国家主权豁免与我国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衔接
【英文标题】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ate Sovereign Immunity and China’s Civil Procedure Jurisdictional System
【作者】 孙劼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日本东北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中文关键词】 国家主权豁免;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管辖权异议;依职权审查
【英文关键词】 state sovereign immunity;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al competence; objection to jurisdiction; examination based on powers and functions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36
【摘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国家主权豁免案件。我国应摒弃既往实践中“从未处理”的做法,转而通过法院裁判的方式对国家主权豁免案件进行审查;在他国法院涉及我国主权豁免的案件中,我国也应通过参与诉讼的方式主张豁免,而不应单纯地依赖外交途径。在理论上,国家主权豁免是与主权派生出的司法裁判权相联系的制度,但是,在实践中,其通常与国际私法或涉外民事诉讼制度相结合,直接涉及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因此,在具体程序方面,国家主权豁免的审查可以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管辖制度相结合。由于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和被动性,法院首先应当实行被动审查模式,国家主权豁免可作为管辖异议的理由被提出。不过,因为外国国家的特殊地位,法院也应当依职权采取主动审查模式。两种审查模式的分界时点应设在答辩期间届满,以便更好地与“应诉管辖”、“缺席判决”等制度衔接。
【英文摘要】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the Belt and Road”, it is unavoidable to face the cases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 of state sovereign immunity. China should give up the way of“never dealing with”in the past practices, and turn to the way of examining the cases concerning state sovereign immunity through the judgement of the courts. And in cases involving China itself in the courts of other states, it should claim immunity mainly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edings, instead of solely relying on diplomatic methods. In theory, the state sovereign immunity is an institution relating to the “Jurisdiction” derived from the sovereignty, but in practice, it is often combined with the rul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r foreign-related civil procedure law, which directly concerns“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al Competence”. Therefore, in terms of specific procedures, the examination of state sovereign immunity may be combined with the jurisdictional system in China’s Civil Procedure Law. Due to the neutrality and passivity of judicial activities, the court should at first adopt the mode of passive examination, and state sovereign immunity may be raised as the excuse for objection to jurisdiction. However, owing to the special status of foreign states, the court should also adopt the mode of initiative examination based on its powers and functions. The division point of the two examination modes should be set at the expiration date of the period for submitting a statement of defense, in order to better connect with the rules such as“responding jurisdiction”, “default judgment”and so 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8560    
  
  国家主权豁免,系指一个国家及其财产未经该国同意免受另一国家法院的管辖和执行的国际法规范。[1]其作为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之一,不仅涉及国际公法领域的管辖权问题,同时也涉及国际私法领域的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问题、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国家从事商事交易行为的相关问题。[2]由于国际范围内至今没有产生一致的国际实践,致使国家主权豁免仍是国际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然而,学者们对于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实体方面,如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的争议、商业行为的判断标准等,而程序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我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国家及其财产的相关法律问题,包括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同时,我国正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涉及国家及其财产这类重要且复杂的社会关系,[3]应当通过法律对其进行有效调整。并且,该法律制度不仅应当包括实体方面,也应当包括程序方面。
  本文以国家主权豁免与我国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衔接为最终落脚点,首先,从处理国家主权豁免的方式和决定权问题展开,论证二者衔接的必要性;其次,从管辖权多层次概念的角度,探讨国家主权豁免与管辖权的衔接关系,论证二者衔接的可行性;最后,提出国家主权豁免的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两种模式,并将两种审查模式与我国现有的管辖制度结合,试图在现有法律体系中构建一套合理的审查国家主权豁免的程序制度,为我国将来实施国家主权豁免提供理论支持。
  一、衔接的必要性:国家主权豁免的决定权
  国家主权豁免的根据,历史上有4种学说,即治外法权说、国际礼让说、互惠说和国家主权说。[4]在该问题上,当今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主张国家主权说,即认为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的根据是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平等原则)。换言之,国家及其财产享有的豁免权是国家主权派生出的权利。[5]而主权虽然以“权”为名,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身份,即主权者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法律关系。[6]一方面,作为主权者之国家因“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non habet jurisdictionem)的基本理念而产生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导致主权国家之间互相给予豁免或互相不予管辖;另一方面,在国内社会,没有任何其他社会成员的意志高于国家意志,因此,在具体案件中,主权者有权决定是否给予以及如何给予国家主权豁免,而只要是主权者认可的机关作出的决定即有权代表主权者之意志。
  关于由何机关处理国家主权豁免案件的问题涉及案件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作为国家主权豁免案件的决定方时如何处理案件;另一方面,国家作为国家主权豁免案件的当事方时如何处理案件。考察各国实践,主要有两种做法:其一,作为主权者之国家通过行使“行政权”处理案件;其二,作为主权者之国家通过行使“司法权”处理案件。具体而言,当国家作为案件决定方时,其通过行政机关(如国务院)决定是否给予国家主权豁免的方式应当被认为是“行政权”的行使,而其通过司法机关(如法院)决定是否给予国家主权豁免的方式则应当被认为是“司法权”的行使;当国家作为案件当事方时,其通过行政途径(如外交声明)主张国家主权豁免的方式应当被认为是主张“行政权”的行使,而其尊重当地司法权(如参加诉讼)进而主张国家主权豁免的方式应当被认为是主张“司法权”的行使。并且,在后一情形中,作出外交声明或参加诉讼的机关本身的性质并不影响对国家所主张行使权力的性质的判断。例如,国家通过外交部等行政机关参加另一国家法院诉讼的行为仍应当被认为是尊重“司法权”的行使。就此而言,无论是通过“行政权”的行使还是“司法权”的行使来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都是一国内政,都不违反国际法。然而,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并且通常只有通过司法机关处理国家主权豁免案件,才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其与诉讼管辖制度的衔接问题。因此,本部分将就两种处理方式的选择进行论述,并分析利弊。
  (一)我国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实践
  在进行方式选择及利弊分析之前,首先梳理我国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国家实践,考察我国对于两种方式的立场态度。
  一方面,当我国作为国家主权豁免案件的当事方时,涉及以我国政府(含行政区划、政府部门等)为被告的案件、以我国国有企业为被告并同时以我国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以及以我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物的案件。我国在该类案件中的国家实践和立场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通过行政途径(外交声明等)主张我国在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的立场。[7]在1951年永灏号油轮案和1953年纽约运通银行存款案中,我国交通部以及邮政总局发表了主张国家主权豁免的外交声明。在上述案件中,我国均拒绝通过司法途径(参与诉讼)解决国家主权豁免问题,而是通过外交声明解决问题,即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倾向于通过“行政权”的行使来交涉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从案件结果来看,我国的立场在上述案件中均没有得到当地国家(或地区)法院的认可,最终只能通过反制手段对他国财产进行强制征用来维护国家权益。其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倾向于通过参与诉讼的方式主张国家主权豁免。在1977年烟花案中,我国外交部在接到美国法院送达的传票后,通过外交照会声明了我国立场。但该案中,我国并未完全拒绝出庭,而是在调查后委派国内有关部门向法院提出了答辩。[8]在1979年湖广铁路债券案中,我国也在反复发表外交声明未果后,于1983年8月进行了特别出庭请求撤销缺席判决,导致美国法院最终判决认为适用的法律不具有追溯效力而使得我国享有国家主权豁免。[9]在1985年美国空难家属诉中国民航总局案、1996年马牌烟花案、2003年仰融诉辽宁省政府案、2005年天宇公司诉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青羊区政府案以及莫里斯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中,我国政府也都通过参与诉讼或提出动议的方式主张了国家主权豁免。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转向了通过“司法权”行使的方式来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另一方面,当我国作为国家主权豁免案件的决定方时,除2008年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受理过FG半球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诉刚果民主共和国案(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之外,我国内地法院从未受理过国家主权豁免案件。在该案诉讼过程中,我国外交部驻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曾向香港上诉法院发出过信函,强调我国长期坚持绝对豁免立场,香港法院在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应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10]2011年6月8日,香港终审法院作出临时判决,同时就该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进行解释。同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终审法院的提请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从上述两个国家行为来看,虽然前者是通过行政部门作出的行为,后者是通过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行为,但是二者本质上都尊重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权”的行使。但是,作为案件决定方,我国则从未处理过国家主权豁免案件,体现出拒绝通过“司法权”的行使来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态度。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其一,当我国作为案件决定方时,从我国法院“不管辖、实践中也从未处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针对外国国家财产的案件”[11]的事实来看,我国在既往的国家实践中不倾向于通过“司法权”的行使来决定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其二,当我国作为案件当事方时,我国主张国家主权豁免的方式正在从依赖外交途径向通过参与诉讼的方式转变,并且尽量通过法院地国的法律规定合理解决国家主权豁免问题;而判决后的处理方式也从强制征用、扣押等方式转变为通过调解、准据法的适用、法律的溯及力等方式减少或免除诉讼对我国国家财产的影响。换言之,在我国作为当事方的案件中,我国正在从“行政权”的行使逐渐向“司法权”的行使方向转变。
  (二)美国在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方面的实践
  美国在其国家主权豁免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权力交替的过程,该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12年至1952年。1812年,美国最高法院受理的交易号诉麦克法登号案(The Schooner Exchange v. Mc-Faddon)被认为是美国处理外国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开端。首席法官马歇尔在该案中首次阐述并确认了传统的外国国家主权豁免准则。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判例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对其后类似的诉讼具有法律效力。在其后的贝里兹兄弟公司诉佩萨罗号船案(Berizzi Bros Co.v. The Pesaro)和墨西哥共和国诉霍夫曼案(Republic of Mexico v. Hoffman)中,法院也遵循了相同的立场。[12]在这一时期内,司法部门(法院)主要掌握着国家主权豁免的裁判权,即主要通过“司法权”的行使来决定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第二阶段为1952年至1976年。1952年5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代理法律顾问泰特致司法部长的公函,即著名的泰特公函。该公函除了说明美国将采取限制豁免主义的做法外,还指出,以后遇有外国政府要求豁免时,国务院将随时向司法部提出劝告并将国务院所采取的行动通知司法部。[13]在其后的胜利运输公司诉供应和运输委员会案(Victory Transport Inc.v. Comisaria General de Abastecimientosy Transportes)、纽约和古巴邮轮诉韩国案(New York and Cuba Mail S. S. Co.v. Republic of Korea)、哈里斯和公司广告公司诉古巴共和国案(Harris and Company Advertising, Inc.v. Republic of Cuba)、里奇诉纳维拉股份公司案(Rich v. Naviera Vacuba, S.A.)、化学自然资源公司诉委内瑞拉共和国案(Chemical Natural Resources Inc.v. Republic of Venezuela)等案件中,尽管法院所采取的绝对豁免或相对豁免的立场不一致,但是都反映出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美国利益和推进美国的对外关系,并且政府行政部门在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开始实际享有决定权力。[14]在这一时期,涉及国家主权豁免的案件总是起始于法院,而最后决定权却归于国务院,[15]即主要通过“行政权”的行使来决定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第三阶段为1976年至今。1976年10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FSIA),正式以立法的形式把外国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纳入国内司法管辖范围。[16]前述很多涉及我国的案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法院。在这些案件中,法院而非国务院对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享有决定权,即回归到了主要通过“司法权”的行使来决定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三)国家主权豁免的决定权之选择
  在考察了我国和美国在国家主权豁免方面的国家实践后,笔者认为,当我国作为案件决定方时,我国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国家主权豁免是司法性质的问题,其决定权应在司法部门,即主要在各级法院,而“行政权”的行使则应当仅作为“司法权”行使的辅助手段;当我国作为案件当事方时,针对外国法院对我国国家及财产的管辖和执行,我国也应主要通过参与诉讼来主张国家主权豁免,而不是仅通过外交途径与外国国家交涉周旋。其理由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当我国作为国家主权豁免案件当事方时,上述案件反映出外交声明等方式作用的有限性,即在该类案件中行使“行政权”方式的局限性。首先,外交方式解决该类问题具有不经济性。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频繁,对外商业活动中发生争议的可能性增加,这种争议有大有小,要想每个案件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17]其次,现今的外交方式解决缺乏有效性。上述司法实践清晰的反映出两种趋势:其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交途径能够发挥的作用在限缩。并且,在案件中,我国即使通过外交声明主张国家主权豁免,外国法院仍然会按照其诉讼程序进行裁判,而很少受到外交声明的影响。其二,即使是通过参与诉讼的方式主张国家主权豁免,我国主张的绝对豁免主义的立场也不会被采取相对豁免主义的国家法院所接受。法院会根据其本国的法律或立场进行裁判。即使法院判决我国享有国家主权豁免,也并非因为法院尊重了我国绝对豁免主义的立场,而是因为不符合“直接影响”标准或不是商业行为等理由而不能适用国家主权豁免例外,进而享有国家主权豁免。由此可见,参与诉讼的方式都无法影响法院在国家主权豁免方面立场的选择,外交途径的影响力更为有限。综合前述两种趋势而言,外交途径在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无论是对于案件的诉讼程序还是裁判结果都缺乏有效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当我国作为国家主权豁免案件决定方时,如前所述,国家有权选择由何机关决定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但是国家主权豁免原则作为由主权派生出的、与司法管辖权并列的原则,其本质是一种司法方面的原则,而通过“行政权”的行使决定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会导致权力分工的混乱。我国不是三权分立国家,不存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离问题,但是我国各个国家机关或组织行使自己的职权,进行分工合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18]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在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监察委员会时,也使用了“独立行使”、“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表述。[19]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与我国《宪法》所强调的正是国内层面上行政与审判、检察、监察等机关应分工负责。国家主权豁免制度是涉及司法管辖权的制度,判断另一国家及其财产在我国是否享有国家主权豁免的权力应当属于法院审判系统。美国20世纪主权豁免立法的目的也在于把决定豁免保护效力的职能转移给法院,以便依法律原则对豁免请求进行裁定。[20]除此之外,通过“行政权”的行使处理国家主权豁免案件,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不透明性和缺乏严格程序性,容易导致国家在主权豁免问题上立场不明确、判断标准不公开、不稳定等弊端。
  综合以上两方面理由,笔者认为,当我国作为国家主权豁免案件决定方时,我国应该确立相关法律制度,通过司法裁判方式对国家主权豁免问题进行审查和判断。即使我国仍然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立场,在国家主权豁免案件中也会涉及是否存在放弃豁免的行为等问题的审查和判断,这就需要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进行处理。同时,当我国作为国家主权豁免案件当事方时,我国应该更多地通过参与诉讼的方式主张豁免,而不是单纯地采取外交方式声明我国立场。
  二、衔接的可行性:国家主权豁免与管辖权的关系
  如前所述,当我国作为案件决定方时,我国应主要通过“司法权”的行使来决定国家主权豁免案件。在国际法上,国家“司法权”的行使通常与“管辖权”相联系。然而,“管辖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不同层次上对应着不同的含义。因此,在论述国家主权豁免与具体诉讼管辖制度的衔接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考察国家主权豁免与“管辖权”的关系以及二者在何种层次衔接的问题。
  (一)国家主权豁免与“管辖权”理论上之关系
  有学者认为,当一个国际民事案件[21]寻求司法解决之时,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是本国对该案件是否可以行使“司法裁判权”(jurisdiction)。“司法裁判权”是国家享有的权力,是国家主权的表现。除了国际法的限制,如基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外交和领事豁免权以及国际组织及其有关人员的管辖豁免权而不得行使管辖权,各国基于主权原则都有司法裁判权。[22]当确认了案件不属于前述裁判权豁免的范畴,可以进行司法管辖之时,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本国法院是否应当管辖该案件,即“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al competence)问题。如果确定本国法院可以进行管辖,接下来将涉及“特别管辖权”的问题,即由哪个地区的哪类、哪级和哪个法院具体审理案件。[23]由此看来,通常所称之“管辖权”涉及与主权相联系的“司法裁判权”、国际私法或涉外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以及民事诉讼法上的“特别管辖权”3个层次。
  从理论层面考察,笔者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如前所述,国家及其财产享有的豁免权是国家主权派生出来的权利;而作为司法裁判权的“管辖权”亦是国家主权内在和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此看来,管辖权和豁免权都是国家主权的衍生和体现。[24]这两个从国家主权原则中派生出的权力和权利,是国家主权身份的一体两面,当国家豁免权限缩之时,国家管辖权就会随之扩大,反之亦然。换言之,二者之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25]主权者对于不享有国家豁免权的主体或物(英美法系中有“对物诉讼”)即享有司法裁判权。有人会质疑此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认为并不是所有不享有国家主权豁免的情况下主权者均享有管辖权,如案件与某国不具有“实质联系”或者因“不方便法院原则”而致使法院不具有管辖权的情形。就此而言,前述司法裁判权是国际公法意义上的管辖权,其涉及的是主权派生的权力划分问题,受主权者的意志支配。其与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是不同的概念。而不具有“实质联系”或者因“不方便法院原则”而不具有管辖权正是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范畴,其受国际私法和涉外民事诉讼法的支配,涉及的不是主权者权力划分的问题,而是与他国管辖权协调和分配的问题。具有司法裁判权是前提,只有享有司法裁判权才能继续考察在具体案件中是否具有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因此,实践中会出现享有司法裁判权却对案件最终不具有管辖权的情况。
  综上所述,就理论层面而言,与国家主权豁免所对应的“管辖权”应该是作为主权派生权力的“司法裁判权”,其应当是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的前提(如图1)。
  (图略)
  图1国家主权豁免与管辖权理论上之关系
  (二)国家主权豁免与“管辖权”实践中之关系
  如上所述,司法裁判权涉及的是一国是否有权管辖的问题,而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涉及的是一国在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管辖的问题,二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然而,这种区分是理论层面的,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一个法院既要对司法裁判权进行判断又要对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进行判断。因此,在享有国家主权豁免的主体或物所涉及的案件以及不具备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条件的案件中,法院都不具有管辖权;反之,只有涉案主体或物不享有豁免且具备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条件时,法院才具有管辖权。两种管辖权实际上没有一定的先后判断顺序,进而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将二者一并判断处理的情况,导致二者在实践中的混同与结合。
  既有的国际造法和各国立法中便有将国际私法规则与国家主权豁免相结合的规定。如《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豁免公约》”)[26]10条第1款规定:“一国如与外国一自然人或法人进行一项商业交易,而根据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有关该商业交易的争议应由另一国法院管辖,则该国不得在该商业交易引起的诉讼中援引管辖豁免。”有学者对这条规定的理解是,国家主权豁免的前提是法院地国要享有有效的管辖权,而该条规定中“根据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即是决定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的基础。换言之,关于判定管辖权是否存在的具体标准,要“依国际私法规则中的住居所、国籍、领土连系、或是物之所在地等观念来决定”。[27]笔者对该条规定的理解与该学者持不同观点。该学者对规定的理解可以被拆分成两个部分来考察:首先,其认为国家享有有效的管辖权是国家主权豁免的前提,即认为国家主权豁免是管辖权的例外,只有在有管辖权时才涉及国家主权豁免的问题;其次,其认为判断作为前提的管辖权的方法是“根据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前一部分观点涉及国家主权豁免与管辖权之间何为例外的问题。该问题历来都有争议,但是现在学者们大多比较倾向于认为国家主权豁免是管辖权的例外。[28]因此,该学者将有效的管辖权视为国家主权豁免的前提的观点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笔者亦赞同。但是,关于后一部分观点,《豁免公约》的规定所表述的“根据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虽然是判断是否有管辖权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判断作为国家主权豁免前提的管辖权的标准。作为国家主权豁免前提的“管辖权”应该是指最高层次的“司法裁判权”,是主权权力的体现,而《豁免公约》中“根据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判断的管辖权则是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由此来看,该学者观点理解错误的原因在于其忽视了“管辖权”的多层次性。
  从司法裁判权与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区分的角度来考察,虽然能够解释对《豁免公约》规定理解的谬误,但是尚没有完全解决如何具体解释适用上述《豁免公约》规定的问题。《豁免公约》尚未生效,因此没有国际实践可供参考。然而,除了《豁免公约》外,也有他国国内立法将国际私法规则引入国家主权豁免制度中的情形,如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1605条第1款第2项规定:“如有下列任何一项情况,外国不能免于联邦法院或各州法院的管辖:该诉讼是基于该外国在美国进行的商业活动而提出的;或者基于与该外国在别处的商业活动有关而在美国完成的行为提出的;或者基于与该外国在别处的商业活动有关,而且在美国领土以外进行但在美国引起直接影响的行为提出的”。该条款针对商业活动的3种情形进行了规定,分别要求“在美国进行”、“在美国完成”以及“在美国引起直接影响”。这3个要求本质上是国际私法或涉外民事诉讼法上对案件与法院地有实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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