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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背景下专门学校的司法化改革
【作者】 李中良毕宪顺燕丽
【作者单位】 鲁东大学{博士研究生}鲁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英语教研室{教师}
【分类】 其他【中文关键词】 专门学校;少年司法;非刑罚处罚方法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57
【摘要】 专门学校的既有贡献彰显出其独特效价,成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也应该清楚认识到其生源骤减的窘境。健全的少年司法非刑罚处遇体系是少年司法先进、完善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然而,处于深入改革、完善时期的我国少年司法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却存在诸多缺陷。从适用对象,适用范围,司法程序,执行场所、执行机关和执行期限,“专门学校学生”记录封存制度的角度,将专门学校纳入少年司法体制,是解决两者困境的必由之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8000    
  引言
  从犯罪学的角度,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犯罪率的大幅度上升,在社会变迁剧烈的国家,青少年犯罪尤其突出[1]。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受此影响,青少年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以2009-2011年人民法院判处未成年人罪犯情况为例,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犯罪的比例一直高于6%[2]。若考虑犯罪暗数和审判之前司法分流掉的案源,此比例应该更高。
  在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劳动教养制度废止,这给本来就青黄不接、处境尴尬的罪错青少年[3]处遇带来严峻挑战。进而言之,之前劳动教养所担之责,势必会转移到收容教养和专门学校[4]等其它处遇措施上。某种意义上,这是给困境中步履蹒跚的专门学校带来的一丝机遇,它若能有效填补劳动教养取消所留下的空白,便极有可能重塑专门学校初建之时的辉煌。但是,专门学校效价的充分发挥需以突破目前困境为前提,换言之,只有借少年司法改革的东风,将专门学校纳入到少年司法体制之下,才能让它破茧成蝶,充分应对社会转型期下不断涌现的罪错青少年。
  一、专门学校与少年司法的困境:两个不争的事实
  (一)专门学校的困境:生源危机
  进入90年代后,国家加大了法制力度建设,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等相继入宪,法制的人道主义精神尽显无疑。在此背景下施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章第35条规定:“对未成年人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应当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在司法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该法律规定异化成家长“掩护”孩子不到专门学校就读的挡箭牌。专门学校在法制人本主义化的“挟持”下,招生原则由之前的硬性规定衍化成三自愿,即学生入校就读,需经过学生本人、家长和学校的同意。对本应该送专门学校的学生采取了自愿原则,而法律法规配套措施又不到位,所以严重制约了专门学校的发展。截止1966年全国拥有工读学校220余所,然而,截止2014年只剩下67余所[5]—这便是专门学校窘境的最好佐证。事实上,在困境中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专门学校发展的新常态。
  (二)少年司法的困境:非刑罚处遇体系不完善
  少年司法以罪错青少年权利保护和健康发展为最高目标[6],以他们顺利实现社会复归为本真意蕴和应然追求。非刑罚处遇经非正式司法程序处理罪错青少年,完全契合少年司法的基本理念,既具有人道化、社会化、轻缓化的特点,又能淡化标签效应,更利于罪错青少年的社会复归。事实上,非刑罚处置措施[7]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处理青少年犯罪中最为常用的手段,并在国际人权法中受到高度重视[8]。极端言之,如果将少年司法看作一个“理想国”的话,处在象牙塔最顶端的毫无疑问是罪错青少年的社会复归,而非刑罚处遇体系则是这个理想国的坚固根基。倘若非刑罚处遇体系不健全,少年司法理想国之大厦则必有倾倒之危机。相较于域外发达国家之先进做法,我国少年司法观照下的非刑罚处罚方法还存在诸多不足,兹就主要方面分述之:
  首先,非刑罚处罚方法主要散布于刑法之中,种类少且缺乏系统性。对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者实施的犯罪行为,《刑法》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对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者实施的危害行为,《刑法》17条第3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总体而言,《刑法》中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只包括七类,缺乏量刑阶梯,难以体现对不同行为的区别对待。其次,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小成人”性质。未成年人或青少年不同论是一种司法拟制,更是一种至今仍然获得有效话语支持的司法拟制[9]。罪错青少年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他们需要用与成人全然不同的二元界分式的理念和规则。正如有学者指出,要有特殊的理念,特殊的组织,特殊的罚则,特殊的程序,特殊的手段[10]。然而,我国缺少独立的未成年刑罚立法,刑法中零散规定的各种非刑罚处罚方法是成人本位下对青少年符合条件的适用。简言之,此模式将罪错青少年看作“小成人”,根据罪质条件决定适用与否,但是这种将“成人衣服”穿到青少年身上的做法,必然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再次,非刑罚处罚方法缺乏实效性。非刑罚处罚方法适用条件状述笼统模糊,导致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无法真正做到以之为据,致使各种方法不能得到有效的、合理的落实,难以取得真正效果。
  表面上看,两者的困境是在各自不同语境下的矛盾展现,实则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两者互为彼此的解决之道。换言之,将专门学校纳人到少年司法体制框架之下,是同时解决两种困境的理想抉择。
  二、专门学校司法化改革的缘由梳理
  (一)专门学校与少年司法关系源流考
  在少年司法体制中,教育感化作为对罪错青少年的保护性处遇,不仅在域外发达国家早期有之,即便近代的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亦有体现。域外以日本、德国为例兹以说明。日本独立的少年法制定之前,有关少年[11]犯罪的问题主要规定在刑法之中。在日本旧刑法时期,对于不满16周岁的少年犯,可以根据犯罪行为的情形将其收容于惩治场[12],它开创对少年进行教育性处遇及保护主义的先河[13]。随着少年刑事政策的不断完善,惩治场后被感化院[14]所取代。独立的少年法,即《昭和少年法》正式施行之后,感化院被改造成少年院[15]。在德国,政府于1919年向议会递交了关于少年罪犯特别处遇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经过修改后于1922年被提交议会并于1923年通过,《少年法院法》及少年司法制度即告诞生。《少年法院法》规定了若干种教育处分措施以作为刑罚的替代措施,因此法官可以对犯罪少年判处教育处分而不判处刑罚[16]。
  1910年,清廷派员参加第八次国际监狱会议(即近代所称“万国监狱会议”),会后形成的《考察司法制度报告书》[17]以专门篇幅介绍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感化制度,并注意到了感化教育制度的“以教代刑”本质。清末对感化教育的推崇,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进行了将计划付诸实践的改革[18]。延续清末建立专门感化教育制度的改革,1922年2月国民政府颁行了《感化学校行章程》,感化学校随即相继建立。根据赵琛《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记载,1935年全国感化教育机构已有44所,其中公立25所,私立19所[19]。
  (二)专门学校司法化改革的法律依据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和处理的指导原则作出明确的规定,即“主管当局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另外,《北京规则》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措施提出明确要求:“应使主管当局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对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有些可以综合起来使用。这类措施包括:(a)照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上述各种不同的非刑罚处置措施是在充分考虑青少年犯罪的复杂情况、吸取多数国家少年司法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现代各国制定青少年犯罪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重要指南。此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和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可见,两部国际法都强调了教育感化在罪错青少年非刑罚处置措施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已将增设教育感化机构视为联合国少年司法的一项重要准则。
  与此同时,教育感化也是我国少年司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未成年人保护法》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此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第44条第1款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我国少年司法不仅将罪错青少年教育感化作为一项重要原则,而且试探性的将专门学校纳入到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之下,不过这一步踏出的不够坚决,还有很多需要完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35条第2款规定:“对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第36条第1款规定:“工读学校对就读的未成年人应当严格管理和教育。工读学校除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与普通学校相同外,应当加强法制教育的内容,针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开展矫治工作。”
  (三)突破专门学校困境的必由之路
  美国犯罪学权威马汶·沃尔夫冈(MarvinE. Wolfgang)指出:“中国的工读学校是预防少年犯罪的最佳模式,建议西方的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应该很好的研究中国的工读教育”[20]。作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专门学校自建立至今,实际教育、矫治和挽救众多罪错青少年,而且教育功能由校内辐射到校外。但是,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专门学校困境中步履维艰的现实,甚言之,专门学校或许已经到了关门的境地。
  在招生自愿原则背景下,专门学校本真价值发挥低效,专门学校的生源越发减少,并可能如劳动教养一般退出历史舞台。基于它的独特价值,必须于困境之中挽救专门学校,而最直接、最有效、最快速改善专门学校颓势的途径就是将招生方式改革纳入到少年司法体制改革之中。简言之,由少年法庭最终裁决是否入校,具体的司法程序下文会详细述及。于此,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司法裁决就能保证生源吗?怀疑盖源于对我国目前有必要进专门学校的学生数量的不甚明解。此外,国家以司法方式裁决是否入校,会释放出重视专门学校的信号,进而引导社会舆论,吸引更多的优秀工作者和社会资源,扶大厦于将倾。
  (四)少年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
  少年司法以罪错青少年权利保护和健康发展为最高目标,以他们顺利实现社会复归为本真意蕴和应然追求。目标的达成、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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