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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革命还是立宪:《人权宣言》给晚清士人提供的启示
【英文标题】 Revolution or Constitutionalism: Inspirations of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for People in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 程梦婧【作者单位】 重庆大学法学院
【分类】 外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人权宣言》;晚清;启示;革命;立宪
【英文关键词】 Dé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Late Qing Dynasty; Inspiration; Revolution; Constitutionalism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
【页码】 125
【摘要】

法国《人权宣言》自晚清传入中国以来,对晚清的革命观念与立宪思想产生了重要启示。一方面,邹容、孙中山等主张行革命之举的晚清士人开始认识到,域外的一系列革命,包括法国大革命,都是权利的革命。因此,革命不仅被看作获取权利的方式,其本身更应被视为一项权利。另一方面,康有为、熊范舆及潘承鄂等倡导走立宪之路的晚清士人,以法国大革命及《人权宣言》的经验与教训,来支持自己的立宪主张。

【英文摘要】

Since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was brought into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it inspired people’s thoughts on revolu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m. On one hand, people who advocated revolution, like Zou Rong and Sun Yat-sen,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several revolutions abroad including French Revolution are not only the way to obtain rights, but also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right itself.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 who stood for constitutionalism, like Kang Youwei, Xiong Fanyu and Pan Cheng’e, supported and proved their view of constitutionalism by learning the experiences of French Revolution and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582    
  
  晚清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法律,无可逃避地进入了根本性的转型时期。众所周知,在晚清中国尤其是最后十年,面对列强欺凌和内部剧变,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从传统帝制转变为现代国家,包括实现法政体系的现代化。这一转型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即道路和方式上的选择:到底是进行革命还是从事立宪?围绕这一问题,晚清的一些思想家、运动派别、士大夫乃至留学生等,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激烈争议和论战,从而汇成一股巨大的时代潮流,并牵引着许多问题的讨论与展开。而包括史学界和法学界在内的当代学术界,对这场争议和论战已经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一研究,很自然地关注到欧美立宪史和法国大革命等历史性事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1}{2}{3}{4}。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法国《人权宣言》(特指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一经典人权文件,是否为这场争议和论战的双方提供了资源与启示?或者对他们起了何种启发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点考察和探讨。下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人权宣言》怎样启发了主张革命的人们;二是《人权宣言》又怎样启发了立宪的倡导者。
  一、权利的革命与革命的权利
  对于主张革命的晚清士人而言,《人权宣言》既是权利革命的产物和表现,也是革命权利的宣告和确认。正是这一认知,使得他们的革命主张,多了一份理据和底气。
  自19世纪末之后,晚清人士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外部世界曾经发生的种种革命。不难发现,无论是西方传教士引进的思想,留学生翻译的著述,还是晚清时期对西方著作的翻译,都对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及法国大革命颇为留心。他们期望从这些国家的革命经验中有所收获,为晚清的变革及制度的建立提供些许启示和动力。例如,邹容就曾提及这几场极为重要的革命:“闻之1688年英国之革命,1775年美国之革命,1870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5}(P.247)而不少晚清人士对法国大革命的赞赏,自然经历了从初步了解到熟知再到推崇乃至狂热崇拜的过程。晚清对法国大革命的了解较早。在1837年(道光十七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1月号所载《法兰西国志略》一文中,讲述到法国路易王朝的历史,其中指出18世纪的大革命:“惟贤士放肆,以不经之道,播弄世俗,因此抗逆犯上。新王接位,甚愿立国之政,惜其无才力矣。……故招爵僧民三品会集,以寻掌管之方法也。国之民人弃王,斩首。”{6}(P.294)而根据陈建华的考察,1890年王韬所著的《重订法国志略》,因为受到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等著作的影响,首次引进了“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这一概念。王韬还认为,“革命”之后的法国变成了“民主之国”,即“法国向时本系国君主政,自1792年易为民主之国”{7}(P.30-34)。这显然深化了中国人对“法国革命”的认识。
  从金观涛等人建立的“数据库”所收文献来看,1900年以前对“革命”一词的200多次使用中,除一篇专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之外(指无涯生:“中国历代革命说略”,《清议报》第31册(1899年10月25日),第1─3页),绝大多数是指法国大革命、欧洲和外国的社会动荡。可以说,“法国革命”是1899年前中国人使用“革命”一词十分常见的用法。这一用法直接影响了当时中国士大夫对“革命”的理解。因此,严格地说,“革命”和revolution的对应,最早是通过法国大革命或欧洲革命以及外国社会动荡这些特定历史事件为中介的,这一中介使得revolution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革命思想建立起直接联系{8}(P.371-372)。可见,法国大革命已受到晚清人士的广泛关注,从而激发了晚清人士对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探讨。
  进入20世纪初,许多文章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过程进行记述。如1903年的《游学编译》在其第4、5、6、7期之中,连续刊登了《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根据日本河津祐的《法兰西革命史》等书编译),详细描述了法国大革命的开端、萌芽、原因等。其中,第4期刊登的《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特别指出:法兰西革命,可以称之为“社会的革命”。但这个“社会革命”的实质,则是“人权革命”。所以,“法国大革命,实平民确认其自有之权利之时代也。”在此意义上,“夫法兰西社会革命者,实一切社会革命之母也。明于法民权利思想之所由以成立者,乃可以提挈民族而立于20世纪之人群。”{9}(P.34-35)邹容则在《革命军》中热情歌颂法国大革命。又如,1904年第5期《大陆》上刊载的《读法兰西史杂记》,详细叙述了法国革命,说“法国革命以前,贵族之凌压平民……,终酿革命之祸,戮君主,伐贵族,成一恐怖时代”{10}。该文还介绍了这一时期的几派革命党,并谈及罗伯斯庇尔。而罗伯斯庇尔正是1793年法国宪法《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起草者。此外,《民报》和《新民丛报》还掀起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大论战。在《民报》上多为支持中国仿照法国、选择革命路线,并与《新民丛报》的改良主义进行论战的论文。较为突出的则是由汪东(署名寄生)在1907年《民报》上刊登的系列《法国革命史论》。这场争论以革命派取得胜利而结束。正如有学者指出:“《新民丛报》在1907年7月停刊,此后改良派便全面退却。革命派通过这场斗争为辛亥革命打造了社会舆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革命者的士气,而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争论在这场斗争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1}(P.29-39)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的传统中,“革命”最常用的意义,不过指汤武革命、易姓和改朝换代。但在晚清,彻底变革和天道周期性更替这两重意思,亦随着革命观念的普及被创造性重构,形成现代革命观念的另外几种意义。其中,推翻旧王朝的“排满/种族革命”在1903年和1906年的使用都有两三百次;1906年“政治革命”达700余次,可印证20世纪初中国革命思想的兴起。统计还表明,“革命”一词的第一个使用高峰出现在1903年,达1400次左右。这一年,邹容《革命军》问世,章太炎为之作序,“革命”从此正名,大行其道。同年6月,章太炎、邹容发表针对康有为的《驳革命驳议》一文,论述中国正面临维新还是革命的抉择,只有革命能救中国。我们还可以看到,“革命军”、“政治革命”成为《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激进刊物的常用词,成为革命派大声呼喊、热情拥抱的对象。可以看到1903年出现最多的是“政治革命”、“排满/种族革命”和“法国革命”(三者使用次数相当)。继1903年高峰后,“革命”一词在1906年再次勃兴,使用达2800余次。这是因为在1905年11月,革命派创办了《民报》,由章太炎主编,这份以宣扬革命为宗旨的刊物中,大量使用“革命”一词{8}(P.375、383、387)。正如上文所述,晚清中国的“革命”思想,显然与对法国革命的了解和认知紧密相关。而“革命党”这一名称则早在1895年就已出现。这个“革命党”的“革命”,主要是指政治上的革命。据冯自由说:“按日人初译英文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1]但政治革命仍是重中之重,且与“汤武革命”的涵义有很大不同:现代政治革命不是易姓革命,而是国体或政体革命。因此,现代政治革命并非“造反”、“叛乱”。
  对于法国大革命,不论是许多人对其表达欢迎与赞誉,还是如康有为那样鲜明而坚定地予以抗拒,都会谈到这场革命的思想基础:民主、自由、平等,当然也会涉及《人权宣言》。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人权革命。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不同的:欢迎与赞誉法国大革命的人,高唱自由、平等的口号,以号召革命。而康有为则对在晚清中国实行革命,表示强烈的反对(详见下文)。
  从《人权宣言》传入晚清中国的角度看,晚清人士对待法国大革命的不同态度,都是有意义的,都可能引起人们对《人权宣言》的关注,亦即都可以包含在萨义德所讲的一国思想文化进入另一国所需要的“接受条件”之中。不过,那些对法国大革命大加推崇的言论,可能起的作用更大。这类言论,大多会表彰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爆发出来的人权思想与主张。这里仅举几例。
  第一,1902年,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中认为:“夫法国大革命,实近世欧洲第一大事也。”而这一革命又是“何其伟也”,其最大功绩和影响在于:“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其余波亘八十余年,其影响及数十国土,使千百年后之史家,永以为人类新世元之一纪念物。”{12}(P.863)梁启超对法国大革命作为人类自由之开局的赞美之心,溢于言表。
  第二,同样在1902年,杨度在《〈游学译编〉叙》中说:“自法国大革命之风潮起,演成全欧革命。思想言论,以自由而日发达,遂成今日如锦如荼之世界。”他还据此预言,如果中国学术界中有一能为国民开自由之路的卢梭、为国家定权限的孟德斯鸠、有能立自由平等国家的革命者,则中国可以与各文明国家“争荣于20世之文明史”,并“占最优之地位”{13}(P.12)。
  第三,1903年《大公报》发表的《法国大革命颂》一文,[2]更宣扬法国大革命在人权上的伟大贡献。该颂词说:“造国民万年之幸福者,非革命不为功;固国家万岁之邦基者,非革命无由致。革命者,法语译为Revolution, 盖即所以破坏专制君权,以大伸共有民权焉,旨哉革命,革命伟哉,革命仁至爱溥哉。一度之大革命也,虽然专制之君每恶言革命,以压抑民权为目的。”但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首唱民权自由之公理”,米波拉等人又“创设国民议会,复倡自由民权之词”。其民权中最尊崇而可宝贵的内容,就是自由,包括每个人应有天赋自由、应享有政治权利以及既不能奴役也不能被奴役的权利。在此背景和情形之下,法国“民权大伸,所有全国民众皆得参与国政,各享自由平等之乐利,至今雄飞强立于世界中”。这也造就了法国的荣耀,也就是时至今日,“法国共和旗帜遍及寰瀛,其价值之高,直与云日而争耀”。所以,“民权之尊崇贵重有如此者,迄今民主国中,岁岁以是日为大革命庆辰”。
  第四,1907年,《新世纪》杂志第1期发表《新世纪之革命》一文,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法国大革命对人权的宣告:“至法兰西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革除王位,宣布人权,乃为新世纪革命之纪元。”{14}(P.976)
  以上这类赞颂之词,尤其对法国大革命与自由、人权之关系的揭示,以及明确宣布法国大革命实为权利革命、人权革命,不仅为晚清人士关注和推许《人权宣言》准备了不可缺少的话语与文化场域,而且实际上也是将《人权宣言》视为革命的动力和胜利成果。确认和突显法国大革命在人权上的贡献与《人权宣言》的革命性,无疑成为一些晚清人士主张革命的重要方式。
  不仅如此,倡导革命的晚清人士,还从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中得到启发,进一步将“权利的革命”转换成“革命的权利”。从逻辑上讲,为了争取权利的革命,不可能不成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权利。“革命权”的观念或概念,即由此而生。也就是说,在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的影响之下,革命人士不仅仅选择了革命之路,而且认为“革命”是一项很重要的人权。一方面,革命人士号召进行革命,推翻满清专制政治,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的人权及其保障问题。另一方面,为了鼓动民众参与革命、支持革命,革命人士又将革命称之为一种“天赋人权”。
  邹容1903年在其《革命军》第六章《革命独立之大义》第十九条倡言:“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尤其对于专制政体,“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放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全权利之心,岂非人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自重之义务哉?”{5}(P.257)邹容认为人民拥有“革命权”,亦即革命是“人民至大之权利”,虽然自称“谨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但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崇拜来看,也并非没有受到《人权宣言》对“反抗压迫”这一天赋人权予以确认的启迪。有趣的是,《革命军》一书正巧被不少人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3]这似乎既暗示了《革命军》对法国《人权宣言》的借助,也表明其在阐明革命的作用上与《人权宣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年,章太炎、邹容发表《驳革命驳议》,批驳《中外日报》所刊《革命驳议》一文。《革命驳议》主张维新,而反对革命。但章太炎、邹容则认为仅靠维新已不足以救中国、立宪制、造新政。他们从各国立宪史中观察到:“夫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而且提出“革命之权”{5}(P.263、270)。
  也许是受到邹容和法国《人权宣言》的启发,孙中山更明确地将革命视为“天赋之人权”。他在《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1910年2月28日)中说:不理解“革命”之义的人,以为“革命”二字是“不美之名称”,故而不敢言说闻听。其实,“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国人数千年来惯受专制君主之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他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立法改良之;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辞。”特别是在晚清,“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救性命之惟一法门”{15}(P.441-442)。当作为一种“天赋之人权”的革命,用来推翻践踏人权的晚清专制政治时,它俨然成为所有其他人权的最后捍卫者和拯救者。正如孙中山自己所指出:“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扼。”{16}(P.8)在这个意义上,《人权宣言》的“反抗压迫”权,邹容和孙中山的“革命权”,都只是保障所有其他人权的一种迫不得已但又不可缺少的最后手段而已。辛亥革命的爆发,可以由此得到部分解释。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二、《人权宣言》启示下的立宪主义
  法国大革命与《人权宣言》在为一些晚清人士革命主张所借重的同时,又为另一些晚清立宪人士倡导立宪提供了营养。在此方面,考察晚清的思想文化尤其是法政方面的著述,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一些立宪人士鉴于法国大革命以及《人权宣言》的教训而主张只可行立宪而不得行革命,而另一些立宪人士则借镜法国大革命包括《人权宣言》的经验以支持自己的立宪主张。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都成为了立宪主义者借用的资源。这里主要考察康有为和熊范舆等立宪人士的相关论说。
  (一)康有为的立宪主张与《人权宣言》
  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民主、自由、人权思想,有许多考察和反思。这些考察和反思,并非纯粹出于历史学家的立场和套路。对于康有为来说,更主要也更重要的是借此来思考晚清中国的命运和道路:
  “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势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宏巨若兹者,亦可鉴也。”{17}(P.371)康有为倡导立宪而反对革命,就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应当注意到,康有为并没有完全否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功绩。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1898)、《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1902)、《物质救国论》(1904)、《法兰西游记》以及所附《法国大革命记》(1905)等著作或文章中,断定法国大革命是各国实行立宪政治的一大源起。他说:“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17}(P.371)这一“立宪之政”,既包括“立宪君主制”,也包括“立宪民主制”。
  但是,康有为更屡言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性。在他眼中,法国大革命是一幅极为骇人听闻的悲惨画卷:血流满地、尸骨横飞,从而给法国和欧洲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最典型的描述,莫过于他在1898年的《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所写:“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莽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革变频仍,迄无安息,旋人洄渊,不知所极。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空洒国民之泪,凄侧千古,感痛全球。自是万国惊心。君民交战,革命之祸,遍于全欧,波及大地矣。诸欧鉴戒巴黎,杀戮略减,而君主杀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则百年来百国宝书实录,莫不同然。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若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皆自法肇之矣。”[4]法国革命如此血腥的教训,历历在目,中国岂能重蹈覆辙。康有为的目的,在于以法国大革命为反面教材,让清政府和各方人士引以为戒,从而推动君主立宪。
  再从比较的角度看,康有为将法国的革命与英、德的君主立宪或君主制进行比较,贬法而赞英、德,以力证中国当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他说:“是故比英言之,则法革命之祸,与英安乐之福,宜其绝殊多;比德言之,则法人自由散漫之失,与德国以主权国权督率之褥,又可作证。夫英为立宪国,而非民主,德更兼君权而主服从,然较之于法,其效之得失若此。”再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不少人则沉迷于法国革命:“今吾国人多好述法国革命自由之说,不以为谬,行陷淖而艳称,而欲师之。”有鉴于此,“吾今特列法与英、德政治之比较,以见得失之实,吾国人亦可以知所择矣。”若“但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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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

{2}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下),中华书局1994年版。

{3}侯宜杰:“革命派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理论之评议”,载《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

{4}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5}邹容:“革命军”,周勇主编:《邹容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

{6}“法兰西国志略”,爱叹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正月,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版。

{7}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8}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9}“纪十八世纪法国之乱”,载《游学译编》1903年第4册。

{10}谭丛:“读法兰西史杂记”,载《大陆》1904年第5期。

{11}金重远:“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好饿但是不想动

{12}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3}杨度:“《游学译编》叙”,载《游学译编》1902年第1期。

{14}“新世纪之革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

{15}孙中山:“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16}孙中山:“对外宣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17}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2007年版。

{18}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康有为:“法兰西游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8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康有为:“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3}熊范舆:“立宪国民之精神”,载《中国新报》1907年第4期。

{24}潘承锷:“序”,载《各国宪法源泉三种合编》,[德]挨里涅克原著、[日]美浓部达士原译、林万里和陈承泽重译,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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