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判断标准与判断原则
【英文标题】 Judgment Criterions and Principles of the Effect of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
【作者】 赵心泽【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股东会决议;效力瑕疵;判断标准;判断原则;个案裁量
【英文关键词】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 Validity Defects; Judgment Criterions; Judgment Principles; Discretion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
【页码】 150
【摘要】 股东会决议是多个股东的抽象意思表示,是公司意志与决策的载体,如果股东会决议程序上或实质上的瑕疵将直接影响决议的效力。对决议效力瑕疵的救济,既是维护股东权益又是保障公司健康运营的需要。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制度,但对个别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中的意思表示瑕疵,还须依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与原理对股东意思表示的效力进行认定,股东意思表示未生效将影响整个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此外,对决议效力的认定须在多项司法原则指引下进行个案裁量,平衡不同原则之间的冲突。
【英文摘要】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 is an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of shareholders, and the carrier of a company’s determinations and decisions.Resolutions with procedural or substantive defects can be declared invalid or be withdrawn by a court, which coul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and create a favorable legal environment for companies' healthy operations. Article 22 of China's “Company Law” regulates the litigation rules of defective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s, bu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defective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intentions, China’s “Civil Law”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intentions, which will have influence on the effect of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s. That’s to say, if an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intention does not take effect, it migh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the entire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the resolution should be identified with discre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number of judicial principles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ose principl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575    
  一、股东会决议效力瑕疵诉讼的争点与难点
  股东会是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公司最高权力机关,[1]它是股东作为公司财产所有者对公司行使财产管理权的组织,具有对董事、监事的选任,章程变更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等法律或章程规定的公司重大决策事项的决定权。股东会依据资本多数决的原则,由股东对决议事项通过赞成或否定的方式作出意思决定,股东会决议即是股东投票权利集中后产生的公司意思表示。
  由于股东会决议是依据法律规定的方式形成的,因此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股东会决议才具有法律效力,在内容或程序上违反法律的决议均存在效力瑕疵。股东会决议牵涉股东与公司重大利益,存在效力瑕疵的股东会决议将直接影响股东、公司利益与债权人合法权益,由此对股东会决议瑕疵予以法律上的救济实属必要。我国《公司法》赋予股东以提起股东会决议效力瑕疵诉讼的权利,该诉讼包括撤销决议之诉与确认决议无效之诉,股东可以在诉讼中请求法院对股东会决议效力作出否定性的评价,以救济决议的效力瑕疵,稳定与决议有关的公司法律关系。
  公司股东会决议作为法律拟制的多个股东的抽象意思表示,对其效力进行判断具有复杂性。我国公司法第22条规定的决议效力判断规则,预设了个别股东意思表示完全生效的前提;但在个别股东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下,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如何,这在理论与司法中仍存争议。举例而言,在2011年石家庄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大集团”)诉河北国大连锁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大连锁”)案中,国大集团向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国大连锁提供的财务资料具有不实内容且遗漏重要财产,诱使作为股东的国大集团做出了违背真实意愿的错误意思表示,导致国大集团放弃增资扩股,因此请求法院撤销股东会决议的相应内容,并请求根据其所持40%股权认购同等比例的国大连锁的新增注册资本(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1]长民初字第523号判决)。该股东会效力瑕疵诉讼的争点在于作为股东的国大集团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时,应如何对股东会决议效力进行判断。
  实际上,在个别股东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下,对股东会决议进行效力判断是无法单独依据《公司法》22条规定作出的,还须结合《民法通则》58条关于受欺诈一方的民事行为效力的规定,考察单个股东的意思表示效力,进而考量整个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惟有将不同部门法中的相关法律条文固定下来,纳入法院审判的参考适用体系,并确立一套清晰明确的效力判断规则,才能固定法院的审判思路,确定法律推理的出发点,否则法律推理的正确性将无从判断。[2]本文从股东会决议的性质与法理基础出发,将股东会决议效力瑕疵诉讼的司法适用规则与效力判断步骤明晰化,避免法院遗漏适用相关法条,或颠倒适用法条的顺序,以期为公司的健康运营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二、股东会决议的法理基础与效力种类
  (一)股东会决议法理基础——延伸至商法领域的社团决议
  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民事法律行为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也即合同)、多方法律行为(也即共同行为)和决议四种{1}(P.166)。对于团体行为,罗马法中认为,“团体中多数人所为任何事情,都是全体人的行为”{2}(P.68)。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决议,但是指出了团体行为的多数决定原则。近代民法理论中,德国学者将决议从合同中分离出来,作为法律行为中与合同相并列的类型,认为决议也是由多项意思表示组成的,是一种社团决议。有德国学者将决议定义为人合组织、合伙、法人或法人之由若干人组成的机构(如社团的董事会)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意思形成的结果(语言表过方式)。该决议可以以全票一致通过的方式作出,也可以以多数票通过的方式作出{3}(P.433)。
  与社团决议相似,股东会作为公司团体的最高意思机关,采取会议方式形成股东会决议,透过股东的意思表示形成公司团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集体意思,反映公司意志{4}。股东会决议是多数股股东的意思合致{5}(P.239),作为一种社团意思的载体,它是民法中的社团决议在商法领域的延伸。由于资本是公司的基础,按照资本平等原则,公司以出资为依据在股东间分配权力,可以实行权利按资分配的平等{6}(P.354),股东会决议的意思表示一般遵循“一股一票”与“资本多数决”的原则。[3]
  (二)股东会决议效力的“二分法”与“三分法”之争
  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可以分为有效、无效、可撤销与不成立。采取“二分法”的国家,将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分为“决议无效诉讼”与“决议撤销诉讼”。采取“三分法”的国家,则在“决议无效诉讼”与“决议撤销诉讼”之外纳入了“确认决议不成立诉讼”,[4]将“决议不成立”作为一种单独的公司决议瑕疵类型。[5]决议的无效,是指决议欠缺生效要件,因此自始不发生效力;决议的撤销,是指决议存在不公正的因素(可撤销原因),基于撤销权人的主张,被撤销而溯及不发生效力{7}(P.279),被撤销的决议在撤销前满足决议生效的要件,是有效的;实行“三分法”的国家对“决议不成立”的界定,是公司会议的召集程序或者决议方法上存在着可视为公司会议不成立的重大瑕疵,也即公司决议的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瑕疵明显重大,以至于连决议本身的成立也无法认可时,即构成确认决议不成立的事由{7}(P.279)。在此种概念的界定下,决议不成立的原因应归属于决议可撤销的原因,但它与决议可撤销的原因存在程度上或质量上的差别,而在学理中或部分国家的立法中构成一种单独的类型。
  我国《公司法》未就“决议不成立”进行单独规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仅在国外立法与我国理论界存在,法院对于这种情形一般认定为“决议无效”。根据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公司决议是一种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股东会决议的成立与生效也应区分开来{8}。从某种意义而言,决议是否成立属于事实问题,而非价值判断问题,但决议成立与否的事实,是基于立法者设计的决议成立要件来判断的{7}(P.279)。
  三、股东会决议效力形成过程中的问题——决议成立、效力形成与瑕疵治愈
  (一)股东会决议的成立
  1.股东会出席定足数的立法疏漏
  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股东会决议的成立必须符合代表一定表决权的股东出席会议的最低数量限制,[6]与代表一定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决议的最低数量限制两个构成要件。关于股东出席会议的最低数量限制,我国《公司法》4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由公司章程规定;特别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法》103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仅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作为计算超过半数的基数;作出特别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未对股东(大)会的出席定足数作出限制规定,仅在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特别决议时规定了表决定足数。
  有学者认为,我国《公司法》未限制出席定足数是一大疏漏,这样股东会决议就可能违反股份多数决的原则,使少数股东轻而易举地操纵股东会,损害其他股东的股东权{9}(P.316)。也有学者指出,公司法未对出席定足数进行限制,并不妨碍公司章程对此作出规定{10}(P.201)。在域外的立法例中,有的国家未对出席定足数作出规定,[7]有的国家规定章程优于公司法,[8]缺少出席定足数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质上的少数决”,即出席股东的表决权过少,难以客观反映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造成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失衡。在立法中限制出席定足数,则可以防止设立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时故意避开出席定足数的规定,或控制股东在修订公司章程时故意取消出席定足数的规定,以任意操控股东会与公司的重大决策。
  有时候,董事或者董事会会试图影响股东的判断,以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支持,而不去积极游说中小股东参与股东会决策;股东也并不能得到充分信息,或者没有积极性去获取这些信息,比如公司仅仅是在网络上公布股东会开会的通知,实际上股东很少去看公司的网站。这个时候,中小股东很可能在毫不知情或不甚知情的情况下,由控制股东作出有利于控制股东利益而违背中小股东利益的股东会决议。对于这种情况,出席定足数可以提供一个实体判断标准,有利于促进股票权征集的发展,尤其是董事会发动的股票权征集{11}(P.428),以鼓励中小股东参与股东会决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股东“理性的冷漠”(rational apathy)与“搭便车”(free-rider)有人担心一旦规定了法定人数,会议会因出席人数不足而有难以召开的危险,然而近年来大量公司在实践中确立了通讯投票及网络投票(电子投票)制度,这将使参与电子投票的股东(参会股东)的人数增多,从而减少因出席股东不足而无法召开股东会议的可能;投票权代理机制也将为股东参加股东会提供更多便利,为公司法规制出席定足数提供现实基础。此外,在定足数规定外,公司立法或者公司章程还可设计相应机制,即使出席会议人数过少也可召开会议。例如,香港《公司条例》(香港《公司条例》《表A》第56条)包含这样的条款,大致上规定第一次人数不足时会议延期,在延期会议上出席的人视作到达法定人数。
  实际上,公司法对出席定足数进行限制将有利于贯彻公司资本多数决的原则。股东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传递与公司近来的运作和将来的前景有关的重要事件的信息{7}(P.79),鼓励更多股东参加股东会将促使参会股东更好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监督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治理,起到保障中小股东权益的作用。在今后的《公司法》修订中增加有关出席定足数的规定将有利于实现上述价值目标。
  2.“决议不成立”的司法判断除去股东出席会议与通过决议的最低数量限制,学者对部分因程序瑕疵(主要是召集程序瑕疵)而作出的决议,应当视为决议不成立还是决议撤销,仍存在较大分歧。将决议成立要件扩大化的学者认为,公司决议的成立要件包括:有会议召开的事实要件(符合股东出席会议的最低数量限制);具备会议召集程序要件(由召集权人召集;向全体股东发出召集通知;决议事项限于会议通知事项);具备决议程序要件(符合股东表决的最低数量限制){12}(P.312)。由于股东会必须经过合法的召集程序始能召开,股东会决议也必须经由符合合法程序的股东会作出方可成立,因此合法召集程序应作为股东会决议成立的一个构成要件与必要条件;此外,将合法的召集程序作为股东会成立的必要条件,有利于鼓励公司全体股东出席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具体而言,经无召集权人召集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未通知部分股东而召开的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就召集通知未列明的事项作出的决议,都应属于决议不成立的类型。[9]
  我国没有“决议不成立”诉讼的法律适用依据,依据《公司法》,决议瑕疵诉讼包括“决议无效”诉讼与“决议撤销”诉讼,在《公司法》未规定“决议不成立”诉讼的情况下,由于“决议不成立”的原因在性质
上归属于决议程序瑕疵的原因,所以该类诉讼应归入“决议撤销”诉讼,而非“决议无效”诉讼。在“决议不成立”的事由下,法院只可撤销决议,不可认定决议无效。
  另有学者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可运用民事诉讼中的确认之诉制度,对确实未成立的所谓股东会决议确认为不存在。[10]如我国台湾地区虽未确立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制度,但判例中已对此作了确认{6}(P.388)。依据民事诉讼法理,在我国实体法未排斥“决议不成立”诉讼的前提下,可基于股东对股东会决议具有诉的利益的事实,允许股东提起确认“决议不成立”的诉讼。在公司诉讼领域,适用民事诉讼法解决公司纠纷有利于补强公司法诉讼规则的疏漏,弥补公司法可诉性的不足,完善我国公司股东的权利救济体系。
  (二)决议效力的形成——股东意思表示效力与股东会决议效力
  决议对那些没有对决议表示同意的人也能产生约束力{1}(P.67),因此决议与意思表示存在根本性区别,关于股东会决议,因其意思形成方法带有团体法性的特点,于其效力也强烈要求团体法律关系的稳定,大部分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的一般原则不适于决议{1}(P.167)。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通常是自然人单独或相互之间的合意表示,其必须是个人意思的真实体现,不得受到胁迫、欺诈等,否则该法律行为的效力存在瑕疵;股东会决议不同于个别股东意思形成的心理过程,它是遵循法定程序而作出的团体意思表示,其效力瑕疵来源于法律规定,既包括程序瑕疵,也包括内容瑕疵。决议一旦形成,即与个别股东的意思表示相分离,成为公司法人的意思决定{7}(P.217)。
  关于个别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意思表示不真实,可否适用民法中自然人意思表示的规定,有观点认为,表决既然为一种意思表示,应可以适用民法关于意思表示的规定。所以自然可以以表决有欺诈、胁迫等原因加以撤销{13}(P.129);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决议为集合的合同行为,各个表决的意思表示已因集合失去其独立性,而成为独立单元的全体意思,自然不得由股东中的一人或数人以其意思表示有瑕疵或错误,依照民法的规定撤销{14}(P.211);另有学者指出,决议是将客观地存在多数的意思拟制为公司的意思,构成决议个别股东意思表示的效力不论为何(无效或可撤销),只要客观地存在正常多数的意思,公司的意思即有效存在{15}(P.383){7}(P.218)。因此,扣除有瑕疵的个别股东的意思表示,导致欠缺必要多数时,决议才存在瑕疵{7}(P.219)。如韩国公司法规定,不得持属于股东个人的表决上的意思表示的无效、取消事由来独立请求取消决议。但是以因股东意思表示的无效、取消,不能充足决议要件为理由,可以提出取消之诉{15}(P.416)。而决议本身是否有瑕疵,应完全依照扣除无效的表决后是否欠缺必要多数的客观事实机械性地决定,民法上一般法律行为一部无效全部无效的理论,在此并无适用的余地{15}(P.416)。
  例如,股东会通过一项决议的表决数为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数的3/4,然而持有出席会议1/4表决数的股东曾经受到欺诈,因此在股东会上作出了非真实的意思表示(表决)。此时受欺诈股东的表决效力为何?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又如何?关于受欺诈的情形,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受欺诈一方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54条规定,受欺诈一方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法相对于民法通则是特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王晓晔、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王彦明:“股东大会决议的无效与撤销——基于德国股份法的研究”,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
  {5}朱江、刘兰芳:《公司法前沿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6}范健、王建文:《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7}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8}李建伟:“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类型及其救济体系再构建——以股东大会决议可撤销为中心”,载《商事法论集》2008年第2期。
  {9}孔祥俊:《公司法要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10}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
  {11}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李建伟:《公司法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日]大隅健一郎、今井宏:《商法》(5),有斐阁1959年版。
  {14}李宜琛:《民法总则》,台北编译馆1977年版。
  {15}[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叶林:“股东会会议决议形成制度”,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10期。
  {17}蔡立东:“公司治理过程中‘多数派暴政’问题”,载《法治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
  {18}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李求轶:《公司诉讼类型化探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0}[日]末永敏和,《日本现代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21}赵旭东:《公司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2}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14575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