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北京仲裁》
国际商事法庭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副标题】 以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和伦敦商事法庭为例【作者】 叶珊珊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仲裁;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伦敦商事法庭
【英文关键词】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Commercial Court of England and Wales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2019年第1辑))
【总期号】 总第107辑【页码】 60
【摘要】

近年来,国际上兴起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的潮流。根据《2018年国际仲裁调查》,国际商事仲裁的优势主要包括裁决的可执行性、避开特定法律制度或国内法院、灵活性、当事人可选择仲裁员。这四项优势无法完全被国际商事法庭取代。对伦敦商事法庭、伦敦国际仲裁院、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以及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年受案量等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证明,伦敦商事法庭和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的设立并未对伦敦国际仲裁院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产生消极影响。本文认为国际商事法庭与国际商事仲裁之间是相辅相成、合作互补的关系,因而国际商事法庭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是积极的。

【英文摘要】

The trend of estab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has arisen internationally in recent years. Pursuant to the 201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the advantage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mainly consist of enforceability of awards, avoiding specific legal systems or national courts, flexibility, and ability of parties to select arbitrators, which cannot be completely repla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Commercial Court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and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prov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ercial Court of England and Wales and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does not impose a negative impact on 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respectively. This article holds the opinio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s complementary and cooperative, and thu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s positiv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627    
  
  随着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国际商事纠纷日益频繁和复杂。为了争夺国际商事纠纷这块“大蛋糕”,提升本国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市场的司法竞争力,许多国家纷纷积极探索建立国际商事法庭。可以说,国际上已逐渐兴起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的浪潮。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相同,国际商事法庭也审理国际商事纠纷。本文欲探讨国际商事法庭的兴起是否会对国际商事仲裁产生影响?如会产生影响,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新加坡分别建立了伦敦商事法庭和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同时也有着著名的国际仲裁机构伦敦国际仲裁院(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因此,本文试图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新加坡为例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国际商事法庭发展概况
  国际商事法庭已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热潮。在欧洲地区,英格兰和威尔士早在1985年即设立了商事法庭(Commercial Court of England and Wales),隶属于高等法院的王座法庭(Queen’sBench Division)。[1]由于该商事法庭设在伦敦,因此学者通常将其称为“伦敦商事法庭”,审理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商事纠纷。[2]自英国宣布脱欧后,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探索建立以英语为审理语言的国际商事法庭,试图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这一“大蛋糕”中分一杯羹。其中,比利时政府于2017年10月27日批准了一项设立布鲁塞尔国际商事法庭(Brusse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urt)的草案。[3]据悉,该法庭旨在审理与英国脱欧相关的纠纷以及其他国际商事纠纷。[4]2017年11月2日,德国法兰克福地区法院(German Regional Court of Frankfurt am Main)宣布将于2018年设立一个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审理国际商事纠纷的国际商事法庭。[5]2018年2月7日,巴黎上诉法院、巴黎商事法院和巴黎律师协会共同签署协议,决定在巴黎上诉法院内设立国际商事法庭。[6]荷兰议会上院于2018年12月11日通过《荷兰商事法庭法案》(The Netherlands Commercial Court Act),决定在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Amsterdam District Court)和阿姆斯特丹地区上诉法院(Amsterdam District Court of Appeal)分别设立荷兰商事法庭(Netherlands Commercial Court)和荷兰商事上诉法庭(Netherlands Commercial Court of Appeal)。[7]
  在海湾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均依托金融中心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具体而言,迪拜于2004年建立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并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内部设立法院,审理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有关的或当事人协议提交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管辖的商事案件。[8]2005年,卡塔尔成立卡塔尔金融中心(Qatar Financial Centre),[9]并设立民商事法院(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Court), [10]也称卡塔尔国际法庭和争议解决中心(Qatar International Court and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11]阿布扎比于2013年建立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bu Dhabi Global Market),下设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
  在亚洲地区,新加坡首先于2015年设立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隶属于新加坡高等法庭,是新加坡最高法院的组成部分。[12]同年,哈萨克斯坦在其首都设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并在该国际金融中心内设立法院。印度也于2015年通过了《商事法院,高等法院商事法庭与商事上诉法庭法》(The Commercial Courts, Commercial Division and Commercial Appellate Division of High Courts Act 2015),在区一级设立商事法院,并在高等法庭内设立商事法庭和商事上诉法庭。2018年6月29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市和西安市分别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并出台了多项规范性文件规定国际商事法庭的各项具体制度。
  二、国际商事法庭与国际商事仲裁的优势比较
  根据2018年5月9日英国伦敦玛丽皇后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和美国威凯律师事务所(White &Case)共同发布的《2018年国际仲裁调查》(201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97%的受访者偏好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国际商事纠纷。[13]可以看出,目前国际仲裁是最受青睐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这与国际仲裁具备的优势密不可分。为了更好地研究国际商事法庭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本文拟探讨国际商事仲裁最具吸引力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能否被国际商事法庭所替代。因此,本文将逐一介绍《2018年国际仲裁调查》中最吸引受访者的国际仲裁的四大优势,然后分析该优势是否可为国际商事法庭替代。
  (一)裁决的可执行性
  裁决的可执行性是国际商事仲裁最具吸引力的优势。在《2018年国际仲裁调查》中,64%的受访者表示裁决的可执行性是国际仲裁最有价值的特征,在可选十个特征里排名第一。[14]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得益于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截至2018年5月,《纽约公约》共有159个缔约国。[15]《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了七项缔约国可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16]除此之外,在《纽约公约》任一缔约国作出的仲裁裁决均应在其余缔约国内得以承认与执行。
  相对于国际商事仲裁而言,国际商事法庭目前缺乏一个像《纽约公约》一样拥有众多缔约国的国际性公约,以保证所作判决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可执行性。尽管《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公约》)已于2015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且《海牙公约》旨在使根据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所选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可以在缔约国内得到承认与执行,但迄今为止《海牙公约》仅有32个缔约国,[17]由于欧盟27个缔约国之间的判决承认与执行已通过2012年《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承认执行的第1215/2012号(欧盟)条例》(Regulation (EU) No.1215/2012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得以实现,而《海牙公约》目前的作用仅体现在欧盟27个缔约国与新加坡、墨西哥、丹麦等国家之间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因此,相对于《纽约公约》而言,《海牙公约》目前对于国际商事法庭所作出的判决的可执行性可能发挥的作用仍较为有限。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商事法庭正努力使其判决在更多国家被承认与执行,以减轻当事人关于判决可执行性的顾虑。比如,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作出的判决除了根据《海牙公约》在欧盟27个缔约国和其余国家被承认与执行之外,还可在任何普通法司法管辖区被承认与执行,根据互惠协定在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巴布亚新几内亚、向风群岛(WindwardIslands)、许多东南亚国家联盟司法管辖区被承认与执行,以及基于互惠原则在中国和日本,及一些重要的中东司法管辖区被承认与执行。[18]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更是引入了一大创新机制——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作出的判决转化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中心(DIFC-LCIA Arbitration Center)的仲裁裁决,从而根据《纽约公约》得以承认与执行。[19]
  因此,本文认为至少从目前来看,国际商事仲裁在裁决的可执行性上仍具有绝对优势,且无法被国际商事诉讼所超越。但日后如果越来越多的贸易大国,如中国和美国,成为《海牙公约》的缔约国,以及随着各国际商事法庭在寻求更广泛的承认与执行机制的努力,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判决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会获得更大的国际执行力。届时,国际商事仲裁在裁决的可执行性上的优势将会相对减少。
  (二)避开特定法律制度或国内法院
  在《2018年国际仲裁调查》中,60%的受访者表示避开特定法律制度或国内法院是国际仲裁有较大价值的特征,在可选十个特征里排名第二。[20]国际贸易中的当事人往往由于担心法院的公正性而不愿在对方当事人所在国法院进行诉讼。因此,双方当事人往往更愿意选择与案件无联系的中立第三国进行诉讼或仲裁。[21]而国际商事仲裁赋予了当事人自主选择适用法律、仲裁地、仲裁员、证据规则的权利,准确地迎合了国际商事贸易中不同国籍的当事人避开对方当事人所在国法律和法律制度的需求。
  为了尽可能满足当事人这一需求,大多数国际商事法庭,包括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22]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23]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24]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25]以及荷兰商事法庭,[26]均允许当事人协议约定将管辖权赋予当事人所在国以外的国际商事法庭,而不论该争议是否与该国际商事法庭有实际联系,从而实现避开对方当事人所在国法院的目的。此外,一些国际商事法庭还允许当事人避开特定法律制度。譬如,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允许当事人申请庭令将诉讼程序进行保密处理、[27]允许当事人协议适用新加坡证据规则之外的证据规则,如《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取证规则》(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28]允许采用与国内案件不同的文件出示规则,[29]以及允许当事人申请通过律师的陈词而非专家证人的证词证据对外国法律的问题作出裁定。[30]
  然而,由于国际商事法庭本质上仍是一国内法院系统的组成部分,当事人无法完全避开设立该国际商事法庭的国家或地区及相关法律制度。譬如,在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保密制度的适用有三个限制条件。首先,当事人需要向仲裁机构作出申请。其次,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在作出决定时还需要考虑案件是否属于离岸案件(offshore cases)以及是否所有当事人均同意将案件作保密处理。最后,保密的范围仅限于庭审,这一案件的存在本身仍然是公开的。[31]而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原则上当事人无须申请将案件作保密处理,且保密的范围包括所有案件相关信息。
  因此,本文认为国际商事法庭在避开特定法律制度或国内法院上的制度设计虽然比普通国内法院有所创新,但范围仍较为有限。国际商事仲裁在这方面的优势仍较为明显且无法完全被国际商事诉讼替代,这种差异源于两者的本质不同。具体而言,国际商事仲裁是国际商业贸易当事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选择特定仲裁机构或特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而启动的。而国际商事法庭则是由国家或地区依据国内法设立的法庭。尽管国际商事法庭充分学习了国际商事仲裁的优势并在制度设计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但在管辖权、判决的公开性等方面仍具有强制性。例如,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的案件来源除了当事人约定之外,还包括新加坡高等法院依职权移送给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的案件。[32]出于便利公众对司法的监督以及促进统一国际商事实体法的发展的目的,各国际商事法庭的判决均可为公众所获取。
  (三)灵活性
  在《2018年国际仲裁调查》中,40%的受访者认为灵活性是国际仲裁有较大价值的特征,在可选十个特征里排名第三。[33]如上所述,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当事人有权约定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规则、仲裁地、证据规则等内容。因此,国际商事仲裁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相较之下,国际商事法庭在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6362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