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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京仲裁》
出口信用保险纠纷先决条款的效力
【作者】 梁鹏【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国际商法【中文关键词】 纠纷先决条款;正当性;合理期待;有效
【英文关键词】 The dispute prerequisite clauses; Legitimacy; Reasonable expectation; Validity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2019年第1辑))
【总期号】 总第107辑【页码】 23
【摘要】

因“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出口信用保险合同中的纠纷先决条款在某些裁判机构被判定为无效条款。纠纷先决条款的目的在于确定债权数额,具有正当性。而被保险人希望借助信用保险合同避免跨境诉讼的期待并非合理期待,不应获得认可。因此,纠纷先决条款整体上应为有效条款,但是,该条款中的“到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和“先行申请执行”的约定却因排除被保险人的法定权利、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而应被认定为该条款中的“不合理因素”,需通过修正的合同解释予以消除。

【英文摘要】

Due to the “aggravation of the insured’s liability”, the dispute prerequisite clauses in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contracts have been ruled invalid by some tribunals. The purpose of the dispute prerequisite clause is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creditor’s rights, which has legitimacy. However, the expectation of the insured to avoidcross-border litigation by virtue of credit insurance contract is not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and should not be recognized. Therefore, the dispute prerequisite clauses as a whole should be valid. However, the agreement in the provision that “filed a lawsuit in the buyer’s country (region)” and “advance application for execution” shall be deemed as unreasonable factor and should be eliminated by the revised contract interpretation due to excluding the insured’s legal right and aggravating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624    
  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1月5日,三维公司与某保险公司签订出口信用保险合同。该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为三维公司,保险公司为三维公司的加拿大买方阿莱克公司的信用承保,保险责任范围为:1.买方破产或无力偿还;2.买方拖欠货款;3.买方拒绝接收货物。保险条款第11条约定:“因贸易双方存在纠纷而引起买方拒付货款或者拒绝接收货物,除非保险人书面认可,被保险人应先进行仲裁或在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在被保险人获得仲裁裁决或者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前,保险人不予定损核赔。”(以下简称纠纷先决条款)[1]此外,在保险合同末尾的纠纷解决条款中,双方当事人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仲裁委员会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三维公司在保单期限内向买方阿莱克公司出口了货物,开出贸易发票七张共计80万美元。不久,三维公司声称,阿莱克公司在收货后仅付了20万美元的款项,而该批货物总价值50万美元,尚有30万美元到期未能支付,故而要求保险公司赔付。
  保险公司经调查发现:在合同主体方面,三维公司所签订的七份合同中,除两份合同的买方签章为“昌宜公司”外,其余签名均为“维达”的个人签名,而不是出口信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阿莱克公司”。在收货人方面,五批货物的收货人均不是阿莱克公司,另两批货物没有收货人的签名。在付款人方面,已付20万美元的付款人是“塞申斯公司”,并非阿莱克公司。据此,保险公司认为三维公司与阿莱克公司的交易并非真实交易,拒绝赔付。三维公司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委员会组成合议仲裁庭对此案进行审理。
  同时,三维公司提交的索赔证明材料中,有三封邮件反映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三维公司的索赔说明中也陈述了存在质量纠纷。保险公司对阿莱克公司的律师调查则表明,阿莱克公司根本不承认这笔交易的存在。这些都说明,即使三维公司与阿莱克公司之间的交易是真实的,由于双方存在贸易纠纷,根据保险条款第11条,三维公司亦应先行仲裁或在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在获得仲裁或诉讼裁决之前,保险公司不应赔付。
  经本案仲裁庭审查,三维公司与阿莱克公司之间的交易属于真实交易。对于保险合同第13条约定的纠纷先决条款,仲裁庭成员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多数仲裁庭成员认为,我国《保险法》第19条规定,“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属于无效条款,出口信用保险中的纠纷先决条款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据此当属无效条款。并对之详细解释道:出口信用保险的设置,本意在于弥补被保险人参与跨境仲裁或诉讼能力上的不足,如果被保险人有能力通过跨境仲裁或诉讼维护自己的合同债权,则无须就“买方拖欠货款”“买方拒绝接收货物”等情况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先行跨境仲裁或诉讼的适用无疑会使被保险人购买此类保险的本意落空,不符合公平原则。即便需先行仲裁或诉讼确定损失等,也不应约定到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该条款要求被保险人应先进行仲裁或在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在被保险人获得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保险人不予定损核赔,属于保险人通过格式条款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无效。
  三维公司与阿莱克公司之间的交易是否真实,是一个事实问题,笔者在此不予评论。但是,纠纷先决条款的效力则是一个法律问题,该条款是否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影响巨大,有必要在此加以讨论。
  二、纠纷先决条款的正当性
  债权数额确定是保险人对信用保险赔付的前提条件。信用保险承保债务人的信用,亦即在债务人不能偿还其对债权人的款项时,由保险人就其不能偿还的部分对债权人赔付。然而,保险人赔付的前提,必然是债权数额确定,不可能要求保险人在债权不确定的情况下随意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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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当事人之间存在贸易纠纷的情况下,债权数额往往无法确定。无论双方存在的纠纷是货物数量纠纷、质量纠纷抑或其他纠纷,只要存在纠纷,其必然结果之一便是,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无法得到确定,既然债权数额无法确定,保险人暂时便无法赔付。只有等待债权数额确定之后,方可赔付。
  而争议债权数额确定的方法,目前看来无外乎调解、诉讼和仲裁三类。这三类确定债权数额的办法,均表现在纠纷先决条款中。调解是确定债权数额最为便捷的办法,但是,由于双方调解达成的最终数额乃是保险人赔付的最终数额,为了防止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谋骗取保险金,调解的结果必须经过保险人同意,这就是纠纷先决条款中出现了大意为“除非保险人书面认可……”表述的原因。如果贸易双方无法通过调解达成一致,确定债权数额的最终办法便只能是诉讼和仲裁。于是,在纠纷先决条款中便出现了大意为“被保险人应先进行仲裁或诉讼”的表述。同时,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在发生纠纷时提起诉讼或仲裁,而不是保险人自身提起诉讼或仲裁,此点亦无可厚非,因为对于贸易纠纷来说,只有作为卖方的被保险人享有起诉或仲裁的权利,作为贸易纠纷之外的第三人,保险人当然无权提起诉讼或仲裁。
  由此看来,在贸易双方存在纠纷的情况下,保险合同中的纠纷先决条款要求被保险人先行诉讼或仲裁,显然具有正当性。贸易双方存在纠纷,意味着双方无法就债权数额达成一致,而作为企业的保险人,通常没有能力,也没有资质确定债权的数额。即便其通过调查确定了债权数额,往往也难以获得债权人的认可。债权数额只能通过债权人、债务人和保险人公认的机构确定,从实践来看,这一机构只能是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保险人来说,这是唯一能够确定债权数额的办法,舍此而别无他途。倘若法院认定纠纷先决条款无效,便会造成债权数额无法确定,从而导致保险人无法赔付的局面。
  在出口信用保险中,纠纷先决条款更具正当性。这是因为,国际货物买卖较之国内买卖更具复杂性,各国贸易制度的差异会给债权数额的确定造成更大的麻烦,合同主体、收货主体和结算主体的不同令保险人无法确定债权的真实性,更无法确定债权的数额。例如,在本案中,与三维公司签订合同的主体有两个,但均不是阿莱克公司,七单货物的接收主体亦非阿莱克公司,已结货款的付款主体亦非阿莱克公司,保险公司很难确信阿莱克公司的信用出现了问题,更无法确定债权数额,显然更需要借助纠纷先决条款解决这一问题。
  三、被保险人期望的不合理
  有些裁判机构在文书中声称:“如果被保险人有能力通过跨境诉讼维护自己的合同债权,则无须就‘买方拖欠货款’‘买方拒绝接收货物’等情况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先行跨境诉讼仲裁的适用无疑会使被保险人购买此险的本意落空。”言下之意,被保险人购买出口信用保险的“本意”在于避免跨境诉讼,而这一“本意”是合理的,因而纠纷先决条款应当无效。自理论的角度分析,裁判机构此举乃是套用英美保险法理论,以被保险人对避免跨境诉讼具有“合理期待”,而保险人应当以满足这种“合理期待”为由,判决保险人应当赔付。
  那么,被保险人避免跨境诉讼的“本意”或“期待”究竟是否合理?我们可以援引在英美已经较为成熟的合理期待理论加以研究。
  合理期待理论的基本要求是被保险人的期待是客观的,不能是被保险人一方的主观想象。正如英美学者所言:“合理期待原则是一个客观的规则,也就是说,它保护多数保单持有者在保险保障上的合理期待,而不是主观的想法和保单持有人独特的期望。”[2]而合理期待的“客观”实际上是标准主体的“客观”,是大多数与发生纠纷的被保险人处于同等地位的主体所作出的判断,即一个“理性外行人”处于被保险人所处地位时所作的判断。[3]而且,这一判断应当发生在保险合同订立之时,而不是发生在纠纷之时。
  就纠纷先决条款而言,理性外行人在订立合同时似乎不会出现“避免跨境诉讼”的“客观”期待。一方面,被保险人在订立信用保险合同时,大约很少联想到跨境诉讼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交易都能正常进行,发生纠纷概率不高。交易卖方能够联想到的,可能只是交易货款无法收回时,由保险公司赔付货款无法收回的损失,极少直接联想到在保障范围内发生纠纷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少数人会联想到保障范围内的事项发生纠纷,其通过购买保险代替跨境诉讼的期望也是不“客观”的。对一个“理性外行人”来说,其应当知道发生纠纷之后,交易双方必然存在债权数额确定的困难,也可以预料到保险人在债权数额不确定时无法作出赔付,必须通过相关司法机构确定债权数额,因此,即使持有保单,亦不可能产生保险可以替代跨境诉讼的想法。亦即对被保险人来说,发生纠纷即可要求保险公司赔付的想法完全不符合一个理性外行人的正常想法,因而不属于“客观”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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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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