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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研究
【作者】 宋河发沙开清刘峰
【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国家知识产权局普天新能源(北京)有限公司
【分类】 知识产权法
【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创新驱动发展;知识产权强国;政策
【英文关键词】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wer house; policy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2【页码】 93
【摘要】

我国知识产权政策还存在许多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问题,迫切需要构建有效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构建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和知识产权强国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需要制定和完善面向需求的知识产权研发创造政策、高质量创造政策和组合创造政策,需要制定完善知识产权运用机构支持政策、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需要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和行政执法保护政策,需要制定以引导为主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产权管理政策。

【英文摘要】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briefly) policies of China which don’t meet the demand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P power house. It is urgent to build up an effective IP policy system. So, it is needed to formulate and complete the IP creation policy in R&D, as well as the high quality IPR obtaining policy and the patent portfolio supporting policy aiming at the market demand, as well as the IP commercialization organization supporting policy and IP tax deduction policy. It is needed to enhance the IPR judicial protection policy and the enforcement protection policy, and regulate and issue the IP management policy with maneuverabi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1617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保持经济健康快速平稳发展,必须紧紧依靠创新和知识产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强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必须创造大规模高水平的关键核心知识产权,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构建有效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
  知识产权制度需要知识产权政策的支撑,在《TRIPS协定》下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公共政策,如促进市场主体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的政策[1]。知识产权政策是政府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制度配置和政策安排对于知识资源的创造、归属、利用以及管理等进行的指导和规制,我国应建立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体系[2]。知识产权政策是针对知识产权的权利界定及权利行使而制定的政策措施,狭义上是通过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调整,来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实现效率的改进或协调利益的冲突,广义上是知识产权权利行使产生直接影响的各种政策措施[3]。现有知识产权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宽度、利益平衡等方面,专利长度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福利[4],在对创新保护力度较弱的体制下,对创新的激励仍然可以非常强[5],低的新颖性标准仍然能让更多的中间技术获得公开和授权[6]。Lemley等从期望理论、竞争理论、累积创新理论、知识产权丛林理论研究了知识产权的政策杠杆[7];田村善之通过自然权利论与激励论、劳动所有论与精神所有权论研究了知识产权法的政策[8]。Jaffe研究了美国专利范围、等同原则、专利研究工具、软件专利和先申请制与先发明制的变化[9]。Maskus认为,应将知识产权政策与发展政策结合考虑[10],Bruno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等提出了给予专利申请资助,降低中小企业专利申请费用的建议[11]。
  近年来,发达国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美国法律规定,相关知识产权费用可以列入加计扣除范围,对外购形资产实行摊销政策,对知识产权许可转让收入实行15%所得税优惠税率,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投资所得实行20%优惠税率。欧洲许多国家制定了激励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政策,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研发创造政策、申请资助政策、向外申请资助政策、费用减免政策、知识产权引进费用资助政策、知识产权企业贷款优惠政策、知识产权企业风险投资政策、知识产权产品政府采购政策、专利许可和资本利得所得税收优惠政策。其中欧洲专利盒子(Patent Box)是激励创新企业开发专利产品的激励工具[12],许多国家允许知识产权许可收入和资本利得的收入实行税收信贷政策,即在企业所得税税基中扣除收入的50%~80%[13],实际最高有效税率为2%~16.5%。
  日本、韩国都规定了包括知识产权费用在内的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中小企业费用减免政策和职务发明奖励报酬政策。日本对共同承认的技术许可办公室(TLO)可给予最多达3000万日元的年度资助和上限为10亿日元的贷款担保,对TLO专利申请费和审查费实行三年减半收费。日本特许厅还通过减免费用和加快审查支持中小企业创新[14]。韩国建立了向高校派驻专利管理顾问制度和高技术专业化审查制度,规定知识产权实施收入可减免所得税或法人税,职务发明专利转化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我国2006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制定了包括知识产权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我国2008年又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2020年)》,明确了知识产权政策发展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我国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数量已达三十余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逐渐成型,其中法律形态的知识产权政策已比较完善,但非法律形态的知识产权政策还存在不全面、不系统,不协调,低主动、低水平,低结合、低运用等问题[15]。我国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激励创新。但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发展相对缓慢,应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相协调[16]。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必须调整、完善和提高,应与国家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外贸政策相互配合,并在有关政策出台时增加知识产权条款[17]。
  由于知识产权制度主要借鉴发达国家的作法,我国很少发布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期限、利益平衡等政策,审查政策和司法保护政策对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引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科技规划纲要》中的知识产权政策只涵盖了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一部分,在运用和管理方面涵盖还很不够。《科技规划纲要》知识产权运用政策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的政策又多是思路性和原则性政策,可操作性显得不足[18]。现有研究对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和构建方法研究十分不足,对知识产权政策体系边界、构成及政策设计缺乏深入研究。构建符合知识产权发展规律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产权配套政策措施,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必然要求,是从根本上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各类创新主体和全社会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知识产权政策问题分析
  公共政策分析要分析其一致性、不一致性、冲突性和缺陷性[19]。实际上,知识产权政策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策体系性分析,主要分析知识产权政策是否符合创新驱动发展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要求,政策体系是否完整,是否有缺失的政策。二是政策缺陷分析,从各项知识产权政策本身出发,分析政策存在的主要缺陷和问题。三是政策协调性分析,主要分析各项知识产权政策之间是否存在交叉重复和冲突问题。我国知识产权政策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知识产权政策体系不完整
  从体系看,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政策主要集中在保护和管理上,而创造政策和运用政策相对比较缺乏,因此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政策应当是未来我国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借鉴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按照科技成果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过程,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知识产权政策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收费与资助奖励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上,这与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有很大差异。
  (二)知识产权政策存在缺陷
  一是我国现有知识产权研发创造政策缺乏促进科技创新活动形成核心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有效组合的政策,知识产权碎片化现象严重,导致知识产权运用困难。缺乏科技创新项目立项、验收的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政策,这已成为科技成果转化难的突出问题。还缺乏市场需求导向的高校科研机构知识产权创造政策,产学研合作缺乏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有机结合政策。现行税收政策限制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形成无形资产前的很多知识产权费用不能列入税前150%加计扣除范围,形成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费用需要摊销而且时间较长,影响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引进。科技项目经费管理政策对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激励不足。知识产权权利获取政策关于知识产权质量规定存在不足,一些核心术语和概念的规定还不很充分。审查机制也不完善,缺乏实用性的审查。收费标准多年没有变化,代理市场存在“逆向选择”,影响了知识产权质量。很多重大国际技术标准很少有来自我国的知识产权,但我国国外知识产权财政资助政策却在2011年废止了。
  二是我国知识产权运用政策存在缺陷。缺乏兼并收购中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缺乏知识产权与自主技术标准相结合的实质性政策,知识产权商业化运用政策存在诸多问题。我国促进知识产权运用的科技法、知识产权法没解决创造面向需求问题,没解决转化中信息及其风险不对称问题,缺乏对技术转移组织机构与人才团队、能力建设的支持支持,缺乏对知识产权创业和知识产权集成的支撑政策[20]。长期推崇的中介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缺陷,而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的经验已经证明,技术转移中介模式不可能成功;美国阿贡实验室技术转移办公室经验证明,知识产权运用最好的方式是对它进行投资。税收政策也存在较大不足,我国对自主知识产权产业企业没有实行低增值税优惠政策,高校科研机构和转移税收政策起点低,税负增加,还形成了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缺乏知识产权对于主营业务贡献的认定,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和和职务发明人知识产权股权奖励报酬还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个人税率高达20%,对非职务发明人知识产权转化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一次征收造成税负过高。我国还缺乏新型知识产权运用机构支持政策,如技术转移办公室、专利池运营公司等。此外,创业引导基金设定门槛过高,知识产权运用引导基金模式还不清晰,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由于缺乏风险分担机制一直发展缓慢,缺乏促进知识产权运用的担保、保险与再保险政策。知识产权审查对知识产权运用的导引也不够,专利收费标准过低,实行费用减缓政策而非减免政策,针对经济困难主体而非市场失灵主体,实施许可的专利还要补交缓交费用,与促进专利实施目的相悖。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缺乏有力措施。知识产权保护弱严重降低创新收益预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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