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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行政法学研究》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要件分析
【英文标题】 An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of Interest of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Plaintiff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作者】 李晨清【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法学院
【分类】 其他【中文关键词】 利害关系;权益;因果关系;法律上权益
【英文关键词】 Interest;Rights;Casualty;Rights in Law
【文章编码】 1005—0078(2004)01—101—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1
【页码】 101
【摘要】

“利害关系”可以被分解为“权益”和“因果关系”两个要素。“权益”要素的判断存在“法律上权益说”和“事实上的权益说”,但二者在实践中呈融合之势;“因果关系”要素操作性不强,难以把握,在全球呈枯萎之势;在“法律上权益说”的构架下,“因果关系”有被“权益”吸收的可能。我国宜采用“权益”要素为主、“因果关系”要素为辅的模式解决原告资格问题。

【英文摘要】

The factor of interest of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plaintiff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factors:rights and causality.Two theories exist when deciding whether one private party has rights:the theory of rights in law and the theory of rights in fact.These theories become to unite increasingly in practice.Contrary to the factor of rights,the fact of causality is hard to grasp.Under the theory of rights in law,it is possible for the factor of causality to be adsorbed into the factor of rights.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plaintiff,we’d better adopt the model with the factor of rights as the main factor while the factor of casualty as the assista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152    
  一、利害关系的构成要件分析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利害关系的要件构成,主要持以下几种不同观点:(1)二要素说。[1]之一:相对人或相关人有应受司法保护的利益。之二:相对人或相关人应受保护的利益被行政行为的效力所影响(一般表现为某种利益的损害),并且这种影响到了相当因果关系程度。(2)三要素说A。[2]之一:存在合法权益(公法上的权利)。之二:具有一个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之三:合法权益和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三要素说B。[3]之一:起诉人具有权益。之二:必须是起诉人本人所特有的权益。之三:起诉人的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直接影响。(4)四要素说。[4]之一:客观上有一个行政相对人(广义的行政相对人,包括了对象人和相关人)。之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利影响。之三:行政相对人对受到不利影响的合法权益有所有权。之四:具体行政行为与合法权益的不利影响有因果关系。如果我们对以上观点进行简化和整理,可以得出:二要素说即:权益+因果关系;三要素说A即:权益+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果关系;三要素说B即:权益+本人特有权益+因果关系;四要素说即:相对人+权益+本人特有权益+因果关系。
  在分析利害关系之前,我们很难绕开或者说不得不仔细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原告资格”,因为利害关系是用以确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是原告资格的核心问题。所以,要分析利害关系的构成要件,就必须先考察一下何谓“原告资格”。根据《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的解释,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本案诉讼的正当原告。如果起诉人符合原告资格的各项要求,具有为司法争端所影响的足够利益,就可以认为起诉人在诉讼中享有法院应当给予保护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原告资格的另一个作用是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法院是否享有审判某一司法争端的权力。原告资格与起诉人实体诉讼请求的是非曲直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不难看出,该定义反复强调“足够利益”、“充分影响”,为的是表明,原告资格的本质是一种“关联度”。所谓“度”通常的解释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环节点。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不同的人与同一个司法争端有着不同的强弱关联,而只有那些与争端的关联强于某一个“度”的人才能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因为此时他们的身份在法律上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如何确定这个“度”的位置,便是“原告资格”这一工具概念的任务了。那些经过“利害关系”度量,被认为具有较强关联的人,才是拥有利害关系的人。其次,要说明的是,利害关系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关联度,它具有客观性,不随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作为利害关系的衡量尺度,“利害关系标准”本身的内容也应当是客观的。由此我们可以来解释为什么《行政诉讼法》第2条并非是用以表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条款,因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主观上认为合法权利遭行政主体侵害,在客观上对于关联度的强弱是丝毫没有影响的。[5]最后,需要表明的是,具有了原告资格,并不意味着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告。它仅仅显示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在其他条件符合的情况下,转化为原告的可能性。因此,原告资格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它必须与受案范围、起诉时间等制度相互配合。如果从相反方向来理解的话,其实说明了“利害关系标准”所能衡量的内容的有限性。它仅仅表示的是某种“关联度”,而不能无限扩大,甚至与其他的诸如受案范围相混同。
  在考察了“利害关系”的一系列特性之后,以此为参照,可以来分析我国学者对于利害关系构成要件的几类观点。四要素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精致构架,但既然是分析构成要件,则必须达到所谓结构上的最简化,因此,四要素说仍然存在化简的余地。首先,任何的行政行为都必有相对人(即公权力的承受者),其不言自明,也是原告资格制度的应有之义。其对“利害关系”所要测量的关联度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可以去除。其二,“本人特有权益”要件应当能够被“权益”要件所吸收,它可以作为“权益”的一项性质加以讨论,因此也可去除。依此类推,经过化简,四要素说和三要素说B都可以还原为简单的二要素说,即权益+因果关系。随之,我们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三要素说A中的“成熟行政行为”要件是否必须呢?“成熟的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上的概念,来源于美国的行政法中的“成熟原则”。它和“穷尽救济原则”一起被用来判定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恰当时机。在美国行政法的结构中,“成熟原则”是和原告资格作为两类问题加以讨论的,成熟原则并不当然地包含于原告资格当中。因为,虽然成熟原则和原告资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多时候,不具备原告资格恰恰是因为行政行为缺乏成熟度,但是,仍然要注意的是这两个问题的着眼点是完全不同的。“起诉资格着重于案件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成熟度原则着重于行政程序是否发展达到适宜于法院裁判的程度”。[6]可以这么说,两者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描述着同一事物,因此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是存在于不同标准、不同维度之下的两个不同原则,属于并列而非包含关系。由此,我们仍然可以将三要素说A中的“成熟行政行为”要素去除,而化简为二要素说。
  在经过由繁人简的剥离之后,关于利害关系要件的观点被统一为两个要素,即权益和因果关系。至于,它们能否再被简化为单要素说,从法解释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存在可能性的,[7]但是笔者认为二要素说在理论分析上更为方便,能够简单明彻地表达“利害关系”的所有方面,因此值得肯认。“权益”要件是“利害关系”的一个基础性要件。是否存在公法所保护的权益或者事实上公法上值得保护的权益,是判断是否存在利害关系的重要方面。假如这个“权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和司法争议发生任何联系;如果它存在,则相对人已经和司法争端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关联。因此,它对于“利害关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另一个要件,“因果关系”则是在“权益”要件的基础上而展开的,它表达了行政行为和受损害的“权益”之间的一种联系。这一要件所考虑的是,假如有确实的“权益”存在,但是在“权益”损害与行政行为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那么我们也很难说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有足够的争讼利益。该要件的目的就是,确定行政行为对于“权益”的损害是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而这种相当因果关系,使法律认为相对人有足够的利益推动行政诉讼的进行。总的看来,“利害关系”标准的运作是通过两个相互牵连的步骤来完成的,首先判断“权益”的有无,然后判断“权益”与行政行为因果关系的强弱,从而最终决定是否有原告资格的问题。当然,关于两个要件在各自运作的时候必须遵循何种规则,亦存在不同观点,这将是下文想要重点分析的。
  二、“权益”要件的两种运作模式
  在如何判断是否具有“权益”的问题上,大致有两种自成体系、并且相互对立的学说,即法律上权益说和事实上权益说。
  (一)法律上权益说(法律权利说)
  法律上权益说,是一种从分析实证的法学方法出发,以实体法为现实依据,来分析、推导利害关系“权益”要件的方法。它认为“利害关系”构成要件之一的“权益”只能是来自于法律的认可。判断“权益”的有无,必须从法律本身出发。而“权益”既然为法律所承认,便上升为权利,因此,该学说又可称之为“法律上的权利说”。“不预定一个调整人的行为的一般规范,关于权利的存在与否的陈述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法律权利问题的话,就一定要预定一个法律规则。在有法律之前就不能有什么法律权利”。“只有在法律上受保护的利益已被侵犯的私人,可以在因国家义务未履行而产生的诉讼中成为当事人一方时,那个私人的权利才与国家的义务相适应”。[8]凯尔逊的这两段关于法律权利的论述,或许正可以概括地成为法律利益说得以展开的理论起点。
  法理分析显示“法律权利”的存在状态分两类。一类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权利;另一类是所谓“推定权利”,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依照法律的精神和逻辑推定出来的权利。[9]由于第一类法律权利具有明文性,因此可以直接适用法律规定来判断相对人是否具有“法律权利”。但是在行政实体法当中,第一类型的权利极为罕见,大多数情况下,必须通过推定的方式来判断相对人是否拥有法律上的权利。在德国的理论中,把这种经过推定的法律上的权利称之为“主观公权利”。[10]任何主观公权利(类似于本文所述“法律上权益”)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他人(行政主体)具有相应的法律义务,该义务以某个客观存在的法律规范为依据。也就是说,只有法律规范为行政主体设定了义务,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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