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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中国的森林立法及其文化背景
【英文标题】 Chinese Forest Legislation and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作者】 常纪文【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分类】 森林法
【中文关键词】 林业 立法 文化背景 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2
【页码】 24
【摘要】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产、生活和生态资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保护森林的法律规定。但是森林保护法律文化的内涵是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体现在指导思想、工作定位、价值目的、治理模式、治理方式、治理范围、参与主体、法律制度、法律机制和治理效果等方面。本文分新中国建立以前、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体制初建到1 997年、林业全面发展时代和生态文明建设时代五个阶段,对中国森林立法的发展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对其发展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英文摘要】

Forest is what human kind relies on for survival and production. Legal rules to protect forest have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 However,the connotation of protecting forest in law evolves as time goes by,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guide thoughts,work orientation,target value,management mode,management methods,management scope,participants,legal institution,legal system and management effe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rest legislation as well as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in five phases —— pre—China phase,planning economic period,initial period after the set—up of marketing economy to the year of 1997,overall development time of forestry and construction time of biological civiliz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789    
  森林既可为我们提供生产资源、生活资源和活动场所,也可净化大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类在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于森林所在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模式。它一旦为法律所调整,就形成了森林法律关系。森林法律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与民族的森林文化的演化密不可分。
  一、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森林立法及其文化背景
  (一)古代的森林立法及其文化背景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如儒家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思想,要求人道顺应天道,按照自然法则办事;佛家提出了众生平等的“佛性”思想。这些思想,虽然有不同的主张,但都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那就是均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其核心思想。以这个思想为基础的其他社会文化,如养生之道、风水学等,都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融合关系。体现在立法上,历代统治者都注重通过立法来或多或少地确认和发展这种社会文化。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管仲在《管子·五行》中阐发“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命题,提出“顺山林,禁民斩木”(《管子·五行》)的观点;在《管子·轻重己》中提出“毋行大火,毋断大木,毋斩大山,毋戳大衍”的观点。《荀子·王制》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公元前11世纪西周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秦朝的《田律》规定:春天二月,禁止到山林中砍伐树木,禁止堵塞河道;不到夏季,禁止烧草作肥料,禁止采集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兽、幼鸟和捡拾鸟蛋,禁止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元朝有许多限制在森林中打猎的诏令,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冬十月元世祖发布诏令,“敕自七月至十一月终听捕猎,余月禁之。”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诏令,“严益都、般阳、泰安、宁海、东平、济宁畋猎之禁,犯者没其家赀之半。”[1]这些反映朴素但非常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的法律规范,对中国封建社会各阶段的立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封建社会的环境变迁,根据历史记载,变动很大。如自西汉武帝以后,黄河下游平原的原始森林、草地已采伐殆尽,连河湖滩地也都辟为耕地。加上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长期过度开发,水土流失加剧,10世纪以后,河患日益严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整个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流域经济逐渐衰落,以致近代成为中国灾害频发、经济贫困的地区。[2]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战乱时期,曾经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的浪潮,[3]移民浪潮的结局是南方森林的破坏和农田的扩张。明清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使得北部的秦岭、大巴山,南方的浙西、闽西、赣南、湘西等山区大批原始森林被毁。[4]
  从环境科学和环境文化的角度观察,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生态问题虽然在局部地区或者部分流域比较严重,但全球的生态问题还没有形成,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没有达到能全面认识生态规律和生态破坏的外部不经济性的程度,因此,那时的森林资源保护措施并不是以保护生态功能为第一目的的,统治者注重的是森林资源的持续的开发与利用,只是反对浪费性的开发与利用罢了。因此,那时的森林资源保护立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令的性质是功利主义的,如果说这些立法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生态功能的作用,那么也只能算是功利主义立法行为的附带效果。[5]
  从法学的角度观察,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森林管理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顺应天意,以自然规律作为森林保护和利用的准则。二是森林资源的生态属性仅得到朴素的认知,内涵朴素,教育、宣传的手段落后。由于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没有达到能全面认识生态规律和生态破坏的外部不经济性的程度,因此现代的生态学知识不可能系统性地形成。但人们能够通过观察,把对树木及森林中野生动物的四季变化等的观测结果上升为朴素的自然规律。三是重视通过严峻的刑法来保护森林,这是和早期“重刑轻民”、“刑民不分”的立法影响分不开的。四是控制加命令的森林保护模式突出了被动性守法的色彩,缺乏主动性的鼓励守法与护法规定。五是现实的立法关注现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即如何持续性地开发和利用森林资源,至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它并不是统治者所首先考虑的,因此,诸家学说的环境文化思想并未完全得到立法的采纳。六是森林保护一般让位于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粮食安全问题。由于疆域广阔,生态移民相对生态治理而言代价更小,因此,在一些时期出现大量移民有组织、有规模的开垦林地的行动,就不奇怪了。
  (二)近代的森林立法及其文化背景
  人类对生态规律尤其是生态功能的全面认识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不仅要求大范围的公害等环境问题的出现,还要求自然科学发展到能使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机理有一定认识的程度。人类对生态规律特别是环境容量等生态功能的科学认识则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随着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规模越来越大,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严重的森林破坏及环境污染问题。虽然当时还没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也没有形成整体的环境观和环境科学观,但那时的自然科学水平已经达到使人类对公害的机理和森林资源的生态功能(如纳污功能等)有一定认识的程度。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在全世界提出生态学的概念。[6]这种生态学认识虽然零散,不系统,但也较为丰富,本质上是科学的。并且人类的经济与技术发展水平已能使各国对森林破坏问题有所作为。如许多国家的国家机构在开始行使环境生态功能的立法权和监管权;企业及个体业主在被允许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同时被政府科以保护、治理、恢复甚至改善森林生态功能的义务。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森林的立法保护方面做过很多工作。如1914年通过了《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通过了《造林奖励条例》。1915年由政府颁令规定清明节为植树节。1928年,民国政府颁布了植树令:“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7]民国政府之所以颁布这道令,是因为孙先生幼年就对“树艺牧畜”十分热爱的缘故。他在海外留学时,经常利用假期回故乡种植桑树。[8]1932年民国制定了新的《森林法》(共77条),该法经过1937年和1945年两次修订,全文被修订为57条。其实施细则于1935年发布,1948年修订。《森林法》考虑了森林的经济和其他公益价值,如第1条规定:“为保育森林资源,发挥森林公益及经济效用,制定本法。”森林有哪些公益效用?该法第10条规定:“森林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由主管机关限制采伐:一、林地陡峻或土层浅薄,复旧造林困难者。二、伐木后土壤易被冲蚀或影响公益者。三、位于水库集水区、溪流水源地带、河岸冲蚀地带、海岸冲风地带或沙丘区域者。四、其他必要限制采伐地区。”此外,该法还规定了如何保护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如何防止森林的水土流失、如何限量开采林木、如何加强自然保育等内容,实际上肯定了森林的环境价值。该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森林权益的行使,如第11条规定:“主管机关得依森林所在地之状况,指定一定处所及期间,限制或禁止草皮、树根、草根之采取或采掘。”也就是说,集体环境权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萌芽。但是这个思想较为分散、孤立、不系统,尚未形成统一体系。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中国的工业总体比较落后,林业也不发达,所以,破坏比较小。一些地方的森林覆盖率很高,如四川省达到19%,广西的一些地方达到近30%,[9]但在辽阔的国土上却有许多光山秃岭、赤地荒滩。由于发展不平衡,在那个时期,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8.6%,因此自然灾害频繁,生态平衡严重失调。[10]个别地方虽然建立了国家森林公园,但面积小、时间短,加上社会动荡,多徒有虚名。[11]
  从法学的角度观察,民国时期的森林管理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法律制度的建设总体比较落后,与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是基本相适应的。二是由于常年战乱,森林法的一些体现现代生态科学的先进制度,如限制砍伐、水土保持等方面的制度执行得不怎么好。三是确立森林的国家、公有和私人所有三种所有制,体现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权制度。这种所有制鼓励个人经营森林受益,发挥了个人保护森林的积极性。四是森林保护的法律措施限于产权确认、产权转移、公益保护、森林防灾、行政监管等方面。
  二、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森林立法及其文化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发展需要木材,需要土地,因此,很多国家的森林环境问题已变得十分严重,森林资源和相关的生态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甚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遭受自然界一连串无情的打击和报复之后,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环境科学”这个词在1954年被美国人提出来了,从此环境科学这门新学科开始了它蓬勃的发展历程。和生态学相比,环境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对森林的保护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认识到了森林资源的有限性、森林自净能力与负载能力的有限性和保护措施的综合性等。在此基础上,一些国家形成了立足于现代环境科学基础的生态文化以及立足于这些文化的立法,国际社会已经推出了《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涉及森林资源保护的条约。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法律文件,生态化和公益化均是森林法的发展趋势。(1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森林立法虽然也体现了这一趋势,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发展状况,这种发展却体现了一定的曲折性。画风不对,如何相爱
  (一)1949年—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林业立法。早在1949年4月,晋西北行政公署就发布了《保护与发展林木林业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已开垦而又荒芜了的林地应该还林。森林附近已开林地,如易于造林,应停止耕种而造林。林中小块农田应停耕还林。”新中国成立初期,也进行过森林保护立法活动,如1952年12月,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由于过去山林长期遭受破坏和无计划地在陡坡开荒,使很多山区失去涵蓄雨水的能力,……首先应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地带有计划地封山、造林、种草和禁开陡坡,以涵蓄水流和巩固表土”。中国于1956年建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省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同年10月林业部发布了《天然森林禁伐区划定草案》和《狩猎管理办法》。1957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中规定:“原有陡坡耕地在规定坡度以上的,若是人少地多地区,应该在平缓和缓坡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基础上,逐年停耕,进行造林种草。”1963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的森林资源保护法规——《森林保护条例》,明确提出了保护稀有珍贵林木和狩猎区的森林以及自然保护区的森林。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政治运动期,森林保护法制建设基本处于停滞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中国政府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如1954年9月23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面对国外的封锁,中国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建设。由于技术落后,经济发展落后,唯一的出路是利用自然资源来打开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在林业方面,国家赋予其主要的使命是多生产木材以支援国家建设。由于林木的需求压力大,国家也提出森林的保护问题。如1955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1958年,他又进一步指出:“要看到林业、造林,这是我们将来的根本问题之一。”中国政府也确定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13]
  尽管如此,一些加强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活动还是对森林资源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在工业方面,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15年左右,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除了专业的钢铁厂之外,大炼钢铁的燃料大多来自砍树得来的木材。[14]一些树林在这次运动之中被伐光,一些变成荒山、荒坡,一些变成农田。在农业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全国范围内毁林开荒造田的现象很严重,以山东蓬莱县为例,仅1975年就毁林300亩,砍树4万多株。毁林开荒造田虽然增加了粮食产量,但是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
  总的来说,由于受到当时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在这一段时间,森林立法比较零散,法律等级不高,依法治林尚处在探索和起步阶段。[15]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林业生产活动以政策性文件指导为主,以法律法规规范为辅,且立法的规定与政府的实际作为不太一致。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主要的文化背景有三:一是伴随着革命成功,人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改造自然”的宗旨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在该思想的推动下,不尊重生态规律的现象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二是国家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国家实施有利于人口迅速增长的政策,人口数量的增长加大了对森林资源的消耗力度。三是环境问题和现在相比,算不上很严重,人们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体会不是很深刻,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的观念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6]对森林资源长时期的过量采伐为后来林业的发展和生态的恶化埋下了隐患,如北京春天的风沙天数,从60年代的平均17.2天,增加到70年代的平均20.5天;[17]20世纪70年代以来,黄河就开始多次出现断流的现象。[18]虽然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着手设立“天然森林禁伐区”,开展了一些自然保护性质的工作,但自然保护事业真正走向繁荣的起点,却一直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19]虽然1972年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会后中国国务院也响应了会议的号召——“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环境”,也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32字方针。但在那个政治气候下,森林保护是难有大的作为的。
  (二)1978年—1992年
  从1978年底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提出了土地保护、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三大国策,这些基本国策要么有利于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森林保护理念和科技,要么有利于森林的保育。反映在立法上,中国的森林保护立法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1979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森林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法律——《森林法(试行)》,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全国人大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针对全国人大的决议,1982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植树造林、绿化国家的热潮在全国迅速掀起,这对遏制森林资源锐减的势头、扭转资源危急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从中国最高领导人到亿万民众,年年履行植树义务,至2006年,共参加义务植树人数达104亿人次,义务植树492亿株。[20]在《森林法(试行)》实施的基础上,1984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森林法》,198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1986年国务院批准、林业部发布了《森林法实施细则》。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有利于保护森林生态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尽管如此,森林资源总体增长仍然缓慢,据第3次和第4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统计数据,1988—1993年,森林面积从1.25亿hm2仅增加到1.33亿hm2,森林覆盖率从12.98%上升到13.92%。[21]之所以效果不大明显,主要的原因是:其一,在城镇的一些单位,植树造林变成了形式主义;在农村,该项法律要求形同虚设。其二,重植树,轻护理。在一些干旱的地方,由于缺乏灌溉水,植上的树很多又死了。其三,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国家开始重视农民个体经济利益的法律保障,由于产权分割或者处置不合理,一些地方的农民大量砍伐树林或者森林,造成大量的森林被毁坏。其四,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条件得以改善,社会建设和生活改善对木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高于生长量,[22]一些地方的林场由于经营困难,不得不加大林木的砍伐量;一些农村的林木砍伐量也比较大。
  从法学的角度观察,从改革开放至计划经济时代结束时期,中国的森林管理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生态文化已经得到重视,如《森林法(试行)》第1条指出:“森林是国家的重要资源,能够提供木材和各种林产品,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能够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障农业、牧业的发展,能够防治空气污染,保护和美化环境,增强人民身心健康。为了加快造林速度,加强森林保护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特制定森林法。”把森林的经济、生态、医学、美学价值全部概括了。《森林法(试行)》和上述其他法律文件,虽然是建国后30年才颁布的,但是根据《森林法(试行)》的立法目的,可以看出社会各界的认识很到位,立法的起点比较高。
  二是开始重视立法和法律制度的建设,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国务院与地方政府,都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开始逐步加强林业立法和制度的建设,如《森林法(试行)》构建了森林的分类管理、森林的分级管理、森林的全民与集体所有、树木的个人与单位所有、森林的合理采伐与审批、全民植树等制度。
  三是重视公民的参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森林赤字为0.3亿立方米,[23]因此,必须在全国采取一致行动——人工造林,为此,《森林法(试行)》在第7条把“植树造林、爱林护林”确立为公民的光荣义务和权利,要求“各地都要在每年植树节和各个适宜植树的时候,组织广大群众植树造林”,同样地,198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要求“开展全民性的义务植树运动。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十一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至五棵,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这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营造了公众参与的法律气氛。为了保证公众参与的可操作性、有效性和合理性,1982年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要求:“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11岁至60岁,女11岁至55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各单位要将人数据实统计上报当地绿化委员会,作为分配具体任务的依据。县级绿化委员会在分配义务植树任务时,要按照每人每年植树3—5棵的要求,确定具体指标,因地制宜地进行灵活多样的安排。可以按单位划分责任地段,承担整地、育苗、栽植和管护任务,也可以按相应劳动量,分配承担造林绿化的某一单项和几个单项的任务。此项任务,可以一年一定,也可以一定几年。对11岁至17岁的青少年,应当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劳动。”
  四是重视科技在林业管理中的作用,如《森林法(试行)》在第5条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造管并举、造多于伐、采育结合、综合利用”的方针,并在其他条款中规定了依靠科技以及加强人才培养的内容。《森林法》第5条则把可持续利用的思想融入到了该方针之中,即“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如何实行永续利用,该条还规定:“国家鼓励林业科学研究,提高林业科学技术水平。”
  五是逐步响应改革开发的时代要求,逐步重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如《森林法》第6条规定了对集体和个人造林、育林给予经济扶持或者长期贷款的制度,规定了征收育林费和建立林业基金等制度;在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了承包造林和林木的产权制度,肯定了集体或者个人承包造林的行为;在第23条还规定了营造者的经济收益和所有权制度。但是,这一阶段正处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历史发展时期,林业法制建设仍然带有较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仍然局限在以木材生产为主的指导思想框架内。[24]
  六是设计了惩罚性的行为罚,如《森林法(试行)》规定:“毁坏城镇和村旁、路旁、水旁、宅旁树木的,毁坏一株要栽活三株,或者处以罚款。”这一做法得到了《森林法》的继承。
  七是法律手段对森林纠纷解决的作用不大。虽然《森林法》第14条规定了产权争议的行政处理和司法诉讼制度,规定:“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但是,1978—1992年是森林产权纠纷的高发期,每当森林所有制变革和山林权属调整时期或者利益分配不均衡时期,加上木材价格上涨,乱砍滥伐毁林事件仍时有发生,如1986年全国林业公安机关受理森林案件6.7万多起,其中哄抢盗伐案件有5万多起;1987年受理森林案件7.46万起,其中哄抢盗伐案件有5万多起;1988年根据辽宁、浙江、湖南等七省统计,森林案件比上年增加20%以上,经济损失也比上年上升30%以上。其中广西、江西、云南、湖南等省特大毁林案件呈急剧上升趋势。1988年初,云南省江边林业局800多人公开哄抢国有林,一个多月之内出动汽车1000余辆,毁掉森林7800余亩。1990年1月9日开始,云南省弥勒县江边地区发生了哄抢国有林木事件。参与哄抢的车辆每日超过百辆,几天之内,毁坏森林5400多亩,抢走林木8000立方米。[25]这些违法现象,很多是由于产权不明晰或者利益分配不均衡造成的,当然,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法不责众”的法律文化思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体制初建到1 997年的森林立法及其文化背景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行动计划》、《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国际法律文件,自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开始全面、系统地影响中国的森林立法,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思想延伸到了造林和森林保护的领域。1993年3月修订的《宪法》明确宣布:“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此,市场因素开始逐步融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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