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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故国留正气白首俱壮心
【副标题】 访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法制组 副组长、著名律师 李文杰
【作者】 周恩惠【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86年【期号】 1
【页码】 2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5636    
  李文杰先生早年曾担任过著名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案的义务辩护律师。他谦然、豁达,富有个性地说:“我不是一个党员,与法学家张发渔、王斐然二老的革命经历不同;我没做过法官,与被选到国际法院当大法官的倪征噢校友的地位和贡献不同。我只不过是从旧中国走过来,没喝过‘洋水’的普通律师,在党的教育下做了一些工作,盖棺定论还有待晚年”。
  在一个霜天枫叶红似火的下午,我驱车来到北京的新街口,在一条幽静的小巷里找到了李宅,访问了李文杰先生。李老虽已年迈,但在他身上人们感觉不到“苍老”二字。李老除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法制组副组长、中国民主建国会驻会常委外,还兼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经贸部特邀顾问,中国国际信托公司董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中国会计学会顾问,厦门大学教授等职务。据说他每天工作量之大,要以分秒来计算。我们见面时,李老正看他与政协副主席吕正操等三十多位政协委员去广东省经济特区调查涉外经济合同订立、履行情况后,撰文《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必须与增强法制观念,健全涉外经济法规同步进行》,作为六届政协三次会议提案。李老出于对法学和法制建设事业的关心与热爱,破例拿出两个多小时来接受记者采访。
  李老谈话风趣横生,时间跨度也很大,从梦幻收童年到多事之秋的中青年时代,进而谈到他的晚年如何发奋工作,把失去的宝贵时光追回来。他的思想潮水,似奔腾的骏马,驰骋在七十九年的广袤历史空间。伴随着他深情的回忆,我的眼前仿佛展现出一幅幅现代中国的历史画卷:
  ——三十年代初。日寇入侵蒋溃退,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无端地逮捕了抗日救国会沈钧儒等七位领导人,于是在国内外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营救运动,先于上海后在苏州,法庭内外开展了激烈斗争。李老说:“我当时资浅、年轻,荣幸地参加了为‘七君子’义务辩护的行列。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每一个被告可聘请三名律师”,共有律师二十七名。
  李老谈及此事时,我不明原委地问:“那么,七位被告怎会有二十七名辩护律师呢?”“噢,是这样——”。李老把话锋折回解释道:“当时除羁押“七君子”之外,当局还株连了三位爱国人上(罗青、顾留馨、任崇高),这三人各请了两位律师,21+6不是等于27吗?”
  李老解除我的疑窦后又说,在这些律师当中,目前健在的恐怕只有五个人了,在大陆的除他外,还有汪葆楫和谢居三;在台湾的有蔡六乘和陈志皋,他俩到晚年还以律师为业。李老想到这供同仁好友时,不胜感叹说:“啊,往事依稀人俱老……”
  李老告诉我说,“七君子”的案由为“赤化”嫌疑,国民党反动政府想用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置“被告”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律师团便以“爱国无罪”为辩护主题,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辩护策略是:
  (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国民党政府所立之法来“回敬”于彼。例如,该刑事诉讼法268条规定:“犯罪事实依据证据认定”。鉴于当局没有拿到“七君子”与中共确有关系的真凭实据。于是律师们会同被告们,在上海高等法院刑庭上,攻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空言指控是非法的。几经斗争,最后迫使法官作出责付律师,当庭开释。
  听李老说他还有当时的日记,我征得主人的同意,从日记上见到:“出庭为王(造时)、沈(钧儒)等事,与审判官龃龉。”画风不对,如何相爱
  (二)团结战斗,仗义执言。国民党政府再度拘捕“七君子”,秘密押解到苏州。律师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公好义,纷纷赶赴苏州。每次开庭,律师们群起而攻之,使法官、检察官屡屡陷入尴尬境地,一个检察官在起诉书上把山东省说成与陕西省相毗邻。李文杰等律师当即站起来抨击说:“检察官先生,您连起码的地理常识都不具备,那么,您在起诉书上的指控又有何价值呢?”猪怕拔毛,检察官怕当众揭短,他失去了理智吼叫起来,丑态百出,法官只好急促休庭。再翻开李老当天的日志,上面写道:“与检察官大开辩论,法庭七气氛至为紧张”。
  (三)与外界社会密切配合。“七君子”入狱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大城市以及海外爱国侨包、外国友人的慰问电、函如雪片般飞来。宋庆龄等联合声明;“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共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受审关押”。宋庆龄从上海亲赴苏州,要求入狱。这种凛然正气,使国民党当局惶惶然不知所措。李文杰律师多次去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探监,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史良等在狱中无所畏惧,在刺刀下照旧看书、谈笑。他们对律师的辩护十分满意。国民党当局在内外强大政治压力下,加上“七、七”事变的爆发,终于被迫作出了无罪释放“七君子”的决定。李老感慨万千地说:“半夜霹雳空杀人,须臾云破见星斗,在这次营救运动中,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力”。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后,战线西移,上海郊区陷落,市区沦为“孤岛”。在这一隅之地,日本侵略势力和汉奸势力互相勾结,无恶不作。爱国人士沪江大学教授刘湛恩,《大美晚报》总主笔张似旭等,先后被暗杀,白色恐布笼罩了上海。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地下后,仍灵活多样地继续进行战斗,如公开出版《鲁迅全集》,用鲁迅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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