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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标准必要专利与反垄断法的最新国际实践
【副标题】 美国FTC诉高通公司垄断一审案研究【作者】 仲春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分类】 专利法
【中文关键词】 标准必要专利;垄断;忠诚回扣;搭售;拒绝交易
【英文关键词】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monopoly; exclusivity rebates; tying arrangements; refusal to deal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1
【页码】 17
【摘要】

2019年5月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在FTC诉高通公司垄断案一审判决中认定高通公司垄断成立。十六万多字的判决详尽地阐述了法院如何认定高通公司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与芯片销售领域的做法排除竞争并构成垄断。涉及法律问题覆盖专利权用尽、搭售、拒绝交易、专利计费单元等,是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司法的重大推进。案件发生在全球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历史背景下,判决的未来走向将反映美国在国家利益、政治考量与法律事实发生激烈冲突时的选择。该案暴露的法律与政策问题将督促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尽快在制定、执法与司法方面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

【英文摘要】

In May 2019, the first instance trial of the US District Court for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held that Qualcomm monopoly established. The 160, 000-word ruling details how the court found that Qualcomm’s practices in the area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licensing and chip sales preclude competition and constitute monopoly. The legal issues cover the exhaustion of patent right, tying arrangements, refusal to deal, the smallest salable patent-practicing unit, etc. This case represents a major advance of antitrust judicial mechanism concerning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The case occurr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requent global trade friction. The tendency reflected by the judgement may indicate the US choice when national interests,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legal facts tangle together. The legal and policy problems exposed in the case make it necessary for China to change from IP policy taker to leader as soon as possib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3116    
  
  

2019年5月21日,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FTC)诉高通公司垄断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高通公司多年来在销售芯片和专利许可领域的行为构成垄断,并支持了FTC的禁令要求。该案是知识产权与反垄断司法领域的重大突破,是高通公司首次在美国本土的司法判决中被认定为垄断。目前案件正处于上诉阶段,2019年8月23日,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暂停执行地区法院颁发的反垄断禁令,并计划在2020年2月审理上诉案。此外,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及司法部均明确反对该判决,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由,认为该判决将使美国面临安全风险,可能会动摇美国在5G技术和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1]

尽管如此,该案一审判决仍显得至为宝贵,十六万余字的判决书详尽地披露了高通公司近二十年来在专利许可和芯片销售领域的反竞争实践,其震撼程度前所未有;从学理角度看,该案将标准必要专利与反垄断法一些重要且基本的问题,如专利权用尽、捆绑搭售、拒绝许可、忠诚折扣、专利计费标准及计费基础等问题再一次置于关注中,并进一步引发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实践的探索。由于高通公司全球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判决书中例举的十五家受高通公司垄断行为侵害的OEM厂商中四家来自中国大陆,三家来自中国台湾地区[2],且目前全球手机市场中国品牌占据了一半以上席位,因此对该案的研究既具有一般意义上深化知识产权与反垄断领域研究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中国执法与司法具有借鉴作用,也对案件中提及和未提及的中国厂商有重大影响。

一、高通公司全球案件概览:层出不穷的反垄断调查与诉讼

高通公司于1985年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迭戈市,在3G、4G、5G技术开发与标准制定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CDMA芯片更处于绝对的技术垄断地位。多年来,高通公司在专利和芯片许可领域的做法不断遭遇各地反垄断行政调查,也受到部分被许可人及竞争对手,甚至是普通消费者的反垄断司法诉讼挑战。

(一)反垄断行政调查

至少从2009年以来,高通公司受到全球包括欧盟、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多地反垄断机构发起多项反垄断调查。各地调查事项主要针对:1.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芯片,向客户提供财务激励,排挤竞争对手(欧盟);2.专利交叉许可协议和不对高通公司主张专利侵权条款违法(日本);3.忠诚协议排挤竞争对手,强迫手机制造商支付一些不必要的专利费用,拒绝向其他芯片厂商授权标准必要专利(韩国);4.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包括对过期专利收取许可费和要求被许可人免费反向许可、标准必要专利搭售非标准必要专利、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主要指不挑战专利权有效性条款[3])(中国大陆);5.以达成专利许可作为向手机制造商销售芯片的前提条件、合同中要求芯片竞争者提供芯片价格、销售对象、产品型号等敏感信息、排他性独家交易折扣等[4](我国台湾地区)。

(二)反垄断诉讼

在民事诉讼方面,高通公司遭遇的诉讼数量有限,且多以和解了结。

1. 与竞争对手及下游厂商的反垄断诉讼

2005年7月,美国博通公司对高通公司发起反垄断诉讼并最终达成和解,高通公司向博通公司赔付8.91亿美元。博通看似胜诉,其实是以自身客户向高通公司支付高额专利费为代价,且对高通公司的商业模式并未造成改变。

此外,高通公司近年来遭遇最大的挑战应是苹果公司在全球发起的一系列反垄断诉讼。苹果公司从2017年1月起,对高通公司在中国、美国、欧洲等全球主要司法辖区提起反垄断诉讼或行政投诉。苹果公司认为高通公司滥用垄断地位,收取过高的专利许可费,违反排他芯片供货协议,未支付10亿美金折扣。诉求主要包括要求高通公司不得干预芯片供应,不得向苹果公司产品寻求禁令或排除令,或者向苹果的代工厂主张侵权。但由于苹果公司现阶段在芯片市场无法找到替代高通公司的供应商以及陆续收到的高通公司对其专利侵权不利判决,这一系列诉讼最终以苹果公司向高通公司支付47亿美元和解。

2. 终端消费者提起的反垄断诉讼

2008年11月,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居民Christopher Lorenzo起诉高通公司,认为高通公司利用CDMA技术上的垄断,在CDMA芯片市场获得并维持垄断。原告作为最终消费者,受到高通公司反竞争行为的损害。原告认为高通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加州卡特赖特法案》第16720条、《美国加州不公平行为法》第17000条、《美国加州不公平竞争法》第17200条以及《美国克莱顿法》,构成垄断。但该请求未获得法院的支持。

2017年1月FTC对高通公司发起反垄断诉讼后,美国手机消费者在美国加州北区法院发起对高通公司的反垄断集体诉讼,指控高通公司的反竞争手段致使手机厂商付出高昂专利费并将成本转嫁于普通消费者,造成损害。该案仍然由审理FTC诉高通公司案的Koh法官审理。2018年9月,Koh法官认定全美自2011年2月11日起以个人使用而非转售目的购买UMTS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CDMA和LTE网络手机的个人或实体都可以成为本案的原告,分析认为总数可达2.5亿消费者。2018年10月,高通公司上诉要求重新审查该“集体”的消费者范围,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2019年1月批准了高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对于“集体”范围的认定进入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审理,地区法院程序随之中止。

3. 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审理FTC诉高通公司案

2019年5月,加州北区地方法院审理的诉讼由FTC发起。FTC于2014年9月对高通公司开展调查,2017年1月提起诉讼。2019年1月4日起,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为期10天的开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中,除高通公司许可与供应协议外,FTC共向法庭提交了超过125份的文件和证据资料,充分显示了FTC调查的细致以及反垄断案件调查的难度与工作量之巨大;与此对应,高通公司则在庭审中主要依赖庭审证词,只提交了16份自有文件。且由于庭审证词与早先高通公司内部文件存在诸多不一致,多数文件法院未予以认可。[5]

该案中,FTC依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TCA)以及《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提起诉讼。《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反托拉斯法》禁止“不公平的竞争方法”,包括违反《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行为。

二、相关市场界定与市场支配地位认定

相关市场界定是反垄断案件的起始步骤。高通公司在中国遭遇的反垄断调查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相关市场界定为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和基带芯片市场。该案中,由于FTC发起的是针对基带芯片市场的反垄断诉讼,因而法官并未考察标准必要专利相关市场,仅将相关市场界定为芯片市场,具体而言是CDMA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和高端LTE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并重点考察了高通公司在该市场占有的优势地位。

法院认为,垄断权力是“控制价格或排除竞争的权力”,但很少能够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一家公司有能力将价格大幅提升至竞争水平之上并从中获利。因此必须倚赖间接证据来加以证明。而根据在先判例,利用间接证据来证明垄断权力,原告需要界定相关市场、证明被告在该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份额以及该市场具有明显的进入障碍、现有的竞争对手缺乏在短期内提高产量的能力。[6]

(一) CDMA芯片市场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FTC起诉认为CDMA芯片市场的相关地理市场为全球市场,高通公司也认可这一结论。但不认可将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CDMA芯片市场。

法院认为,由于非CDMA芯片不能替代CDMA芯片,且高通公司自身的文件也显示其认识到CDMA芯片的独特性,假定垄断者测试可验证市场界定的正确性,因此FTC的界定并无错误。

在该市场,根据高通公司内部演示的PPT数据信息:2014至2016年,高通公司至少占据全球CDMA芯片市场96%的市场份额。此外,高通公司内部多封沟通邮件均显示,对CDMA芯片的定价并非考虑成本因素,而是考虑了竞争替代、OEM厂商的接受程度等因素。相关证据均显示,高通公司竞争对手缺乏短期提高产量以约束高通公司CDMA芯片的能力。该市场进入壁垒明显,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在先经验等。在2015年联发科将CDMA多模芯片商业化之前,高通公司在该市场占据了几乎10年100%的市场份额。即便联发科加入该市场,高通公司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2018年的高通公司战略规划中,高通公司预测将保持对OEM厂商销售份额的79%。

基于以上证据,法院认为高通公司拥有CDMA调制解调器芯片的主导份额,市场进入壁垒明显,竞争对手缺乏约束高通公司价格的能力。据此,高通公司在CDMA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拥有垄断权力。

(二)高端LTE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

高通公司同样认可FTC将高端LTE调制解调器芯片产品的地理市场界定为全球市场,但不认可商品市场的界定。

法院认为,高通公司将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划分为不同层次,其芯片产品从低级入门款到高级均涵盖。OEM厂商一致认为,高端LTE调制解调器芯片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高端芯片在速度、性能、上下行表现、质量以及小型化和功耗方面不同于低端芯片。而LTE作为4G标准,任何高级芯片都需要支持该标准。

法院引用在先案例论证“高级”产品可能区别于“低端”产品,并构成不同的相关产品市场。在2008年FTC诉全类食品超市(Whole Foods Market)案中,全类食品超市和野生燕麦超市(Wild Oats)拟进行合并。FTC提交了无可争议的证据,证明这两家超市比传统超市在提供更高水平的客户服务和独一无二的环境方面更有优势,并对某些客户所信奉的“核心价值观”特别关注。当野生燕麦超市附近新开张一家普通超市时,其销售商品价格维持稳定,但当全类食品超市开在附近时,产品价格则出现下降。根据这一证据,美国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得出结论,天然和有机食品超市可构成反垄断子市场。[7]在美国诉吉利案件中,法院推定,高端钢笔具有独特性,能够为使用者提供形象、威望和地位,可构成独立的反垄断产品市场。[8]

在高端LTE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根据2016年高通公司QCT部门的战略计划,2014年高通公司拥有高端LTE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份额的89%,2015年为85%,2016年预计将维持77%,2017年预计为64%的市场份额。在该市场,高通公司没有遇到有实力的竞争对手。例如,英特尔公司只能提供高端LTE薄调制解调器[9],而联发科公司和展讯公司则没有高端产品,这使得OEM厂商在市场上购买不到合适的替代产品。

与CDMA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一样,高端LTE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进入壁垒。FTC提供给的证据材料显示,高通公司内部文件自认之所以将CDMA芯片定高价是因为竞争的匮乏而不是成本原因,LTE芯片的定价也类似于CDMA芯片。

由此,法院认为高通公司拥有高端LTE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的主导份额,进入壁垒明显,竞争对手缺乏约束价格的能力,认定高通公司在高端LTE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拥有垄断地位。

三、滥用行为的法律认定标准

法庭采取“合理原则”及三步式举证责任转移框架方法来进行双方举证责任分配。该方法具体为:在FTC并未举证高通公司签署任何本身违法协议的前提下,FTC应先证实高通公司具有限制竞争可能性,损害相关市场内消费者,具有实质性的反竞争效应。此时举证责任转移到高通公司,由其证明这些行为促进竞争效率,且反竞争性较低,并依次往返进行对抗式答辩。

法院认为,反竞争效果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证明。直接证据包括对竞争实际的有害影响,包括产量减少、价格上涨或相关市场的质量下降。直接证据往往很难获取;间接证据则包括市场支配力加一些证明限制竞争的证据。该案中,法院采取间接证据证明法,即在FTC已经证明高通公司市场支配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高通公司行为在相关市场造成的损害。

法院认为,正如美国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在微软垄断案所观察到的,“垄断者的特定行为是否是排他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激烈竞争的形式,可能很难辨别。非法排斥手段与合法竞争手段一样,也有很多。”这种优势可能是优秀产品、商业头脑或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10]而反竞争行为则是通过“损害竞争过程”来伤害消费者。[11]换句话说,反竞争行为是损害竞争对手机会的行为,使得其失去进一步竞争的可能。[12]

而就反竞争行为的外观表现,法院认为,尽管减少产量是反垄断中常见的一种反竞争效应,但并不是衡量反竞争效应的唯一标准。其形式多变,法院应进一步考量被告被控告行为的综合反竞争效果。最后,这种反竞争测试还要衡量该行为是否实质性地阻碍了一批竞争对手或者严重限制了市场的范围。[13]

高通公司则抗辩FTC必须证明被质疑行为与实际以及重大竞争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法院认为,美国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在微软案中已驳回类似观点,原告并不需要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被告是由于反竞争行为获得持续的垄断权力。[14]相反,在政府执法机构寻求禁令救济的时候,法院可以从被告从事反竞争行为合理推断出该行为对保持市场支配力具有显著贡献。而且,法院的重点是被告行为的影响而不是行为背后垄断者的意图以及垄断者相关行为的可能影响。因此,如FTC能够证明高通公司的行为具有反竞争效应,责任就转移到高通公司身上,需证明其行为存在有利竞争的正当理由。

四、反竞争行为及损害

在阐明证明标准之后,法院将最大篇幅用在分析高通公司商业行为的反竞争性及其损害上。通过展示确凿的证据,法院判定高通公司利用CDMA和LTE高端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的垄断力量对OEM厂商以及芯片竞争对手采取了多种反竞争行为。

(一)违反专利权用尽原则

第一个行为是高通公司特有且广受诟病的专利权不用尽实践。在与高通公司的长期交易中,手机厂商仅向高通公司购买芯片并不足以不侵犯高通公司芯片中蕴含的专利权,厂商还需要为芯片中使用的专利支付额外的专利许可费。法院认定高通公司这一拒绝全面销售芯片的做法违反了专利权用尽(Patent Exhausation)原则。[15]

专利权用尽原则指受专利保护的产品,在被专利权人或其授权人投入市场流通领域后,专利权人对该产品享有的专有权即用尽。此后市场交易流程中对该产品的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租赁、使用、转卖、销毁等,都不构成侵权。

从FTC诉高通公司案一审判决书揭示的信息来看,为避免出现专利权用尽的情况,强化单独进行专利许可的做法,高通公司在出售芯片之前,利用芯片市场的垄断地位,威胁拒绝芯片供货,胁迫原始设备制造商签订专利许可协议。高通公司运营芯片及软件业务相关部门为QCT,而运营专利授权相关部门为QTL, QTL对外进行通信、非通信标准以及非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两部门之间协作完成这一行为。

专利权用尽来自于对动产所有权自由转移的保护。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议》将此原则列为基本内容。西方国家对专利权用尽的理论研究从三个差异性视角构建:以权利人心态流露为中心[16]、以专利特权实施理论为中心和以专利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平衡为中心。权利人心态流露理论认为,在专利权产品第一次销售时,如果权利人或者被许可人没有明确提出限制条件,则意味着购买者获得默认许可,可以对产品进行使用和处置。这其实来源于合同自由理论。专利特权实施理论认为,市场流通是专利产品实施的主要方式,发明人实现经济利益的唯一和主要方式是使得使用专利权的产品进入市场销售和流通。利益平衡理论则既要保障权利人获得回报,也避免影响商业的流通和繁荣。[17]

1. 欧盟

欧盟为实现市场一体化,极力推行专利权用尽原则,因为限制越多,就越不利于产品在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流通。1975年,当时的欧共体就在《欧共体专利公约》第28条对专利权用尽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当一项欧共体专利所覆盖的产品在任何一个欧共体国家内制造,并由专利权人或者经专利权人明确同意而在任何一个欧共体国家投放市场之后,该专利权的行为不能延及与该产品有关的任何行为,除非欧共体有关法律另有规定。[18]

欧洲专利权用尽理论首先由德国人Josef Kohler提出。其1900年出版的《专利法》一书中提出,货物的自由流通需要专利法上绝对的、内在的限制。随后,专利权用尽在德国原帝国最高法院1902年的一份判决中正式确立。[19]

2. 美国

最早的专利权用尽案件即出现在美国法院的判决中。1873年美国Adams v. Burke案[20]明确了对产品销售专有权的限制,该案涉及一项使用在棺材盖上的专利。1863年5月26日,Merrill & Horner公司获得了一项专利,该专利对棺材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在该专利权证书上,明确该专利权的地域范围为以波士顿城市为中心的10英里半径圆圈之地域范围内。1865年3月13日,Merrill & Horner公司将该专利证书上授予的权利转让给了Lockhart & Seelye。随后,专利权再次被转让给一个叫Adams的人。不久,Adams起诉一个叫Burke的殡仪员,认为他在专利权证书之外的地区使用该专利棺材盖产品,侵犯了其所有的专利权。起初美国地方法院支持了专利权人对专利产品的使用地域限制,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专利权受让人在其地域范围内出售专利产品,即意味着购买人享有在任何地方使用该专利产品的权利;受让人制造、销售和使用专利棺材盖的权利虽然受限于一定区域,但并不妨碍购买者在受让人限定区域之外使用该棺盖;专利权人出售专利产品,而该产品的唯一价值为使用时,意味着放弃了对该产品限制使用的权利;向专利权人或者其受让人购买其专利机器,只要该机器能够使用,不受该专利权期满和续展的影响,无论该专利的期满和续展有利于原专利权人还是有利于其受让人,该专利机器的使用权不受影响。该案体现的裁判思想在美国被归纳为“首次出售原则”,即专利权产品首次被投放市场之后,权利人获得报酬,其在专利产品上的特权即消失。

美国专利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专利权用尽原则,而是由司法判例承担起明确、细化专利权用尽原则内涵的责任。这虽然确保了个案适用专利权用尽原则的灵活性,但一定程度上也牺牲了法律的稳定性。[21]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法院,对该问题的观点可能存在变化。例如,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曾明确提出权利相对用尽的观点,即专利权用尽只是在没有售后限制条件时的缺省规则,专利权人对违反可执行的限制条件的购买人可以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关于专利权用尽原则的判例总体上是持绝对用尽观点的,即使专利产品购买人违反了专利权人设置的售后限制条件,也不构成专利侵权。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例显示专利权用尽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美国最高法院在2008年的Quanta诉LG公司案[22]的判决倾向于绝对穷竭,并发展了专利权穷竭适用于方法专利、符合一定条件的“未完成产品”的出售导致专利权穷竭、跨专利穷竭等新规则。[23]该案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梅尔法官认为专利穷竭原则不适用于方法专利。而美国最高法院的托马斯大法官则认为:(1)专利穷竭学说适用于方法专利,方法专利通过出售包含该方法的专利物品而穷竭;(2)被许可方出售给第三方计算机制造商的计算机零部件实质包含了专利权人持有的方法专利,被许可方出售实质体现专利权人所持方法专利的计算机零部件的行为是专利权人“授权”的,对专利权人的专利产生耗尽作用。FTC诉高通公司案中,Koh法官就在判决中引用了Quanta案。

此外,利盟案[24]可以充分了解美国最高法院关于专利权用尽的最新观点。2017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就专利权用尽原则能否适用于“售后限制”类销售以及合法的海外销售,根据普通法原则“拒绝对动产转让施加限制”全面推翻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和先例,明确了专利产品经销售将导致专利权绝对用尽的态度,即存在“售后限制”协议的专利产品销售不能豁免于专利权用尽,经专利权人授权的许可销售及合法的专利产品海外销售也将导致专利权用尽。[25]

3.中国

我国《专利法》第69条第(一)项规定了专利权用尽原则,该条从侵权认定之否定角度对该原则进行阐述。根据该条规定,“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从语义的表达来看,我国采取的是专用权强制、完全用尽原则。专利法并未为专利产品售出后专利权人保留专利权或者设定限制性条件留存空间。

爬数据可耻

专利权用尽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司法应用在我国尚不深入。从裁判文书网的检索结果来看,我国当前一些有限的案例中对专利权用尽原则有所阐述。例如,在索尼公司与西电捷通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法官首次指出“使用方法专利”不存在权利用尽的问题,不属于专利法规定的权利用尽的范畴,故索尼公司中国公司关于专利权用尽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26]

在专利权用尽制度方面,我国尚未出现过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少数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对被诉侵权人提出的专利权用尽制度进行过阐述,但受限于案件事实,即我国专利权保留与用尽实践相对匮乏,因此法院判决所涉及范围与深度均较浅,尚缺乏深入阐明。随着专利数量的激增,单个产品中可能富含海量专利。允许对于专利权用尽进行任意保留,就会为物的流通、商业的顺畅发展设定诸多潜在陷阱,进而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营成本。因此,我国采取专利权强制、完全用尽原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随着专利权纠纷的不断增多以及专利运营模式的丰富化,可以预期未来关于专利权用尽的争议将在实践中增加,并促使司法和立法对该条规定的适用予以深入探索。

(二)拒绝交易与搭售

拒绝交易与搭售均属于反垄断法关注与警觉的商业实践。之所以要将这两种行为放置一处讨论,是由于从判决书展示的事实部分来看,高通公司的销售实践将此几种行为完美地结合,实现了获取垄断利润、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的支配地位。

“无许可、无芯片”是高通公司芯片销售与专利权许可的重要实践,即将芯片购买方获得芯片与获得高通公司的专利权许可深度捆绑,这种实践向左构成拒绝交易,向右构成搭售。同时,为排挤芯片竞争对手,高通公司一方面在调制解调器市场收取较低的价格,并对达到采购比例和数量的厂商予以高额回扣排挤芯片竞争对手,实现与终端厂商独家交易的效果;另一方面,在专利许可市场向OEM厂商收取不合理的高价,获取垄断利润。

在法院认定的高通公司构成垄断行为的理由中,拒绝交易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拒绝交易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行为。拒绝交易行为在竞争法上的危害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市场上经营者数量,降低市场竞争程度;二是优势地位企业通过拒绝交易阻止相邻市场或下游市场的竞争者参与竞争[27],在相邻市场或下游市场收取超过竞争水平的价格,从而获得垄断利润。这两点危害,恰在该案中得到充分验证。

从判决书来看,该案中被拒绝交易对象分为两类,一类针对OEM厂商这样的下游制造商,对于不及时达成专利许可协议的制造商威胁不供应芯片[28],甚至拒绝提供调制解调器芯片样品,不提供技术支持,并延迟交付软件或威胁要求归还软件;一类则针对芯片供应商竞争对手,拒绝许可其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高通公司的销售与许可实践在芯片市场上减少了经营者数量,并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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