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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审查逮捕适用宽大刑事司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英文标题】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roblem s in Applying the Criminal Policy of Lenient Treatment to Exam ine and Arrest
【作者】 钱学敏【作者单位】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检察院
【中文关键词】 审查逮捕;逮捕的必要性;工作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立法
【英文关键词】 examine and arrest ;the necessity of arrestment;mechanism;social security
【文章编码】 1008—4355(2007)05—0091—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5
【页码】 91
【摘要】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对构成犯罪但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下刑罚,或作微罪不诉处理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的必要,一直是困扰办案人员的一道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执法不统一、逮捕必要性难以考察、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诉讼保障功能难以发挥、不批准逮捕引发现实冲突等,由此造成批捕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在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形势下,这一难题显得尤为突出和急待解决。建议加强检察队伍能力建设、建立有效工作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立法。

【英文摘要】

It is a confusing problem whether to arrest those who commit petty misdemeanors and might be exempt from imprisonment or nol—pros. The high arrest—approved percentage is caused by the inconsistency in uting the law,the inaccessibility of the necessity of arrestment,the inefficiency of the bail pending trial with restricted liberty of moving,and the conflicts triggered by disapproving arrest,ext. When implementing the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we hav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due to its emergenc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e shall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inspectors and construct an efficient mechanism and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5504    
  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都是与该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联的,是一定社会对犯罪反应的集中体现。{1}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对法治环境和司法工作的要求而出台的。[1]
  一、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宽大刑事司法政策的现状
  回顾我国近20多年来的刑事司法,更多的是强调“严打”和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多年来的司法惯性和传统执法观念,对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冲击和干扰,突出表现在重严轻宽,宽严难济。
  以重庆市某主城区为例,2004年1月至2006年12月,公安机关和自侦部门提请批准逮捕3152人,经审查批准批捕2703人,批捕率为85.8%;不批准逮捕和公安机关撤回提请批准逮捕449人,占提请批准逮捕总人数的14.2%,其中,因无逮捕必要不批准逮捕12人,占提请批准逮捕总人数的0.38%。捕后作不起诉处理74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1879人,占批准逮捕总人数的69.5%,其中,判处管制、缓刑、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非监禁刑200人,占批准逮捕总人数的10.1%。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呈现出严有余而宽不足的状况,具体表现在:第一,批准逮捕的比例高,无逮捕必要不批准逮捕的比例非常低。逮捕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已被司法机关视为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防碍刑事诉讼任务完成的最有效的手段{2},不批准逮捕往往成为不得已的选择。逮捕的必要性被忽视或不敢适用,批准逮捕的3个条件在实践中演变为“构罪即捕”。第二,无必要逮捕带来司法尴尬。往往出现被逮捕人被判处非监禁刑或不交付审判,以及审前羁押与判决刑期的“倒挂”的现象,影响了司法的严肃性。
  二、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宽大刑事司法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宽大刑事政策执行标准不统一
  1.适用无必要逮捕的标准不统一。目前审查逮捕工作贯彻执行宽大刑事司法政策主要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和《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标准》(以下简称《质量标准》)。两份文件关于不批准逮捕条件的规定较原则化,对检察机关处理具体案件的指导作用不强。如《若干意见》第7条将“是否具有重新危害社会或者串供、毁证、妨碍作证等妨害诉讼进行的可能”规定为“有逮捕必要”的七种综合考虑因素之一,这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产生认识分歧,不同承办人对该因素考虑的结果可能截然不同,导致是否逮捕的处理结果也会截然不同。《质量标准》将捕后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被判缓刑的案件纳入逮捕质量有缺陷的范围,而基层检察院办理的大多数刑事案件是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被判缓刑的案件,这些案件的量刑幅度较大,正如不同的法官对同一件刑事案件的判处结果可能不同一样,各地检察机关对相类似的案件最终诉讼结果的预测也会不一致。有无逮捕必要只能由办案人员凭借经验进行判断和猜测,缺乏具体、统一的标准。
  2.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程序、条件、范围等不统一。《若干意见》第12条规定,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不少地方的检察机关已开始尝试对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实行刑事和解,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定,致使各地在对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进行刑事调解促成双方达成谅解上各施其法。有的仅对轻伤害案件实行刑事和解,有的将范围扩大到盗窃、职务侵占等案件;有的将和解对象的范围界定在邻居、亲友、同学、同事之间,有的则扩大到同一社区、街道的居民之间;对实行刑事和解后的处理结果,有的规定必须在侵害方已对被害方进行赔偿后,才能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的只要侵害方与被害方达成书面赔偿谅解协议即可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的刑事和解参与人是侵害方、被害方和检察机关,有的是检察人员与侦查人员共同参与。
  (二)无逮捕必要不捕能否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困惑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1.不批准逮捕能否保证诉讼顺利进行。首先,不批准逮捕能否保证侦查活动顺利进行。有些案件在审查逮捕阶段能够证实的罪行较轻,但有深挖余罪,扩大战果的可能,由于受传统侦查模式和办案条件的局限,侦查机关侦破刑事案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获取口供,再通过口供获取其他证据,而逮捕就成为保障侦查继续进行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有些案件若不逮捕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案件将就此中断线索。其次,不批准逮捕能否保证审判活动顺利进行。一些基层法院为了保证审判,防止被告人不到案,往往要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必须在押,公诉部门为了保证被告人到庭接受审判,往往要求审查逮捕部门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2.如何考察逮捕必要性的主客观条件。判断逮捕的必要性,除了考虑案件事实证据和可能处刑条件外,还要考察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重新危害社会或者串供、毁证、妨碍作证等妨害诉讼进行的可能,有无稳定的社会关系,是否流窜作案、有无固定住址、是否工作或就读、有无帮教、监管条件,案件基本证据是否已经收集固定、是否有翻供的可能等。对于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还要考虑逮捕对其学习生活和成长的影响等。而审查逮捕期限仅有短短7天,在办案人手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很难对以上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办案人员只能在审查案卷材料和提讯犯罪嫌疑人的基础上凭经验判断是否有逮捕必要。
  3.采取取保候审能否保障诉讼。首先来看取保候审。在我国,一方面由于法律对被取保候审人和保证人违反规定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得过于原则,实际约束力不强。另一方面,执行取保候审和监督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仅仅依靠公安机关,缺乏社会保障和科技力量的支持,而公安机关警力严重不足,疲于应付刑事案件的侦查,对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的监督基本上无暇顾及,监管措施不能落实,导致犯罪嫌疑人逃跑、毁灭证据、防碍司法程序和证人作证,甚至重新犯罪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对适用宽大刑事政策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
  1.对不捕权难以监督。目前,检察机关普遍实行了主办检察官负责制,主办检察官在是否批准逮捕上有充分的决定权,只有在主办检察官认为案件需要提交主办检察官会议或检委会讨论时才由主办检察官会议或检委会决定。在不捕条件放宽,范围扩大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出现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2.对不批准逮捕案件的后续程序难以监督。由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在诉讼保障功能上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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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兴良.中国刑事政策检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18.

{2}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44.

{3}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M).台北: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4:57.

{4}徐静村.刑事诉讼前沿研究(第五卷)(G).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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