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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重构
【英文标题】 Rebuilding the System of the Criminal Coercive Measures
【作者】 罗绍华 全莉【作者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缺陷;完善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coercive measures;system;defect;perfect
【文章编码】 1008—4355(2007)06—0079—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6
【页码】 79
【摘要】

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虽然在惩治犯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价值追求、体系建构、具体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偏颇和严重缺陷,应按照必要、适当和权利救济原则,重构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救济机制,寻求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基本平衡。

【英文摘要】

The criminal coercive measures are 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criminal suspects. But there are defects in pursuing value,constructing and designing the system,etc.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propriety,and right relief,we shall rebuild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the criminal coercive measures,reinforce the mechanism of right relief,and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controlling criminal suspects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5528    
  当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现象屡禁不止,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强制措施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有直接关系,现行法律规定不能从制度上遏制、防止此类现象发生。为此,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予以批判性重构,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显得尤为必要。
  一、现行强制措施制度的现状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由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构成。在惩治犯罪方面,这一体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该体系和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在执行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已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
  (一)在价值追求上,偏重于惩治犯罪,忽视对人权的保障
  仔细分析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和制度可以发现,它在设置上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即以惩治犯罪为价值追求,以满足司法机关办案需要为目的,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基本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司法机关在使用强制措施时可根据办案需要自主确定并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除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须由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余均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办案机关在适用强制措施时具有很大的自主性。“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办案机关采用强制措施的自主性越大,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非法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可能性、危险性越大。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期限过长且不确定(可不断延长、重新计算等),司法机关在延长期限上也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较强的灵活性。如《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发现新罪的,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由于这类重新计算的侦查羁押期限均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因此不少办案人员在期限届满时,便采取延长羁押期限的办法来取得更多的办案时间,而且这种要求通常会获得批准,这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随时可能面临更长时间的羁押。这种完全以满足司法机关办案需要为目的的制度建构,显然与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的无罪推定原则不一致,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完全处于诉讼客体的地位,人身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难以获得有效救济。目前,在发生错误或不当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主要有两种救济途径:其一,由办案机关自行纠正。如《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发现采用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变更;其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救济,司法机关审查决定。如《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可以要求司法机关予以解除。不难看出,这两种途径的最终决定权都属于办案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救济完全依赖于办案机关的自我纠错,这就使权利的救济很容易成为镜中月、水中花。
  (二)在体系建构上,到案措施与羁押措施不分,使羁押成为普遍现象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按照从轻缓到严厉的顺序,由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组成。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才能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但是,由于在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羁押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而是拘留、逮捕的自然结果和附属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能给公检法三机关开展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带来极大的便利,因此拘留、逮捕便成了实践中办案人员“首选”的强制措施,拘留后转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只是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只有在非常态的情况下才适用。以剥夺人身自由为内容的拘留、逮捕成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事实上的核心措施。
  拘留、逮捕的广泛使用导致了我国实践中的高羁押率。有关调查显示,近80%的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都被刑事拘留;公安机关对近80%的刑事拘留案件都报请检察机关批捕,检察机关对于所受理的报请批捕案件的70%以上都予以批准{1},有90%左右的刑事被告人在法院判决前处于被逮捕后的羁押状态{2}。而且,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许多可以重新计算或延长期限的情形,导致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较长的羁押期限。
  实际上,拘留、逮捕包含(或取代)羁押的制度设计,既不科学,也不严谨。因为,在字面含义和所表述的内容上,拘留、逮捕是行为动词,在诉讼活动中,表述的应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到案行为,而羁押是状态动词,表述犯罪嫌疑人被强制到案后被关押的持续状态。因此,从字面上看,拘留、逮捕不含有关押的内容。在《刑事诉讼法》中,拘留、逮捕既包括强制到案的行为,又包括到案后被关押的持续状态,这显然在立法技术上存在重大缺陷,造成了以强制到案的条件和要求取代和决定羁押的条件和要求的不合理现象,并因此导致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判决前的高羁押率和长羁押期的特有现象。这一现象与国际司法准则的要求及现代法治国家的通行惯例相去甚远,违背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关于“等待审判的人被置于羁押状态不应当是一般的原则”的规定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审判前的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短暂”的要求。画风不对,如何相爱
  (三)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完善、不可操作、不明确等问题,衍生了实践中的混乱
  1.拘传无时间间隔的规定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但由于未明确规定两次拘传的时间间隔,造成司法实践中变相拘禁现象的发生。
  2.拘留的时间过长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被追诉人的法定称谓仅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对拘留对象的“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的称谓明显为临时性称呼,同时也表明拘留为紧急情况下先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132条的规定,拘留的最长时间竟可达37天,这显然与拘留为紧急状况下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的本质相矛盾。
  3.取保候审难于有效执行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履行监管职责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的基层派出所。由于各种原因,基层派出所在力量配备上普遍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往往疲于应付社会治安管理中的事项,基本上无暇顾及被取保候审人的监管工作,致使法律规定的取保候审措施在执行上流于形式。因执行机关与决定机关不属同一部门系统,此类问题在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理的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且难以解决。
  4.监视居住形同虚设
  按照法律规定,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本是两种不同的刑事强制措施,但其适用条件在立法上却未加区别,只是在监管时对监视居住的要求严格些。在两者之间选择适用时,办案机关通常更倾向于适用取保候审,因为:(1)取保候审有保证金或保证人保证,显得比监视居住稳妥,特别是一旦没收保证金,办案机关可借此增加办案所得;(2)监视居住的监管要求比取保候审严格,需要投入更多的警力,实际上也就增加了“麻烦”;(3)监视居住难以操作。目前在立法上对监视居住的方式、范围、程度等无具体明确的规定,而且立法上也不可能做出十分明确的规定,很难创设出针对不同刑事案件、不同犯罪嫌疑人的统一监视模式。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加之被监视居住人居住环境的复杂,使监视居住不易执行和操作。实践中,监视居住往往沦为取保候审的候补措施,往往是法定羁押期限已到,案件尚未审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无法支付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时,办案机关不得已而予以适用,从而造成其适用范围狭小、形同虚设的现状。
  5.逮捕适用的条件不明确,致使逮捕范围扩大
  《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有逮捕必要”是逮捕的3个必备条件之一。但由于法律对逮捕的必要性未进行具体化,这就给办案人员在适用时留下了极大的主观发挥空间。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基于追诉目的考虑,能捕则捕,以捕代侦,甚至以捕代罚,从而导致实践中逮捕的过滥适用。据笔者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表明,2003至2005年,全区检察机关共受理批准逮捕人数为115421人,其中因“无逮捕必要”而不批准逮捕的共3104人,仅占受理案件总数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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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194.

{2}王美丽.审前羁押与刑事强制措施的重构(J).公安研究,2005(5):40.好饿但是不想动

{3}汪建成,冀祥德.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批判性重构(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1):15.

{4}徐美君.对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研究(J).法学杂志,2004(1):61—63.

{5}张建长,祝连勇.探求羁押与人权保障之平衡(J).人民检察,2004(9):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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