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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评论》
《刑事赔偿解释》起草原则之解读
【作者】 何君【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法学博士}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2【页码】 15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421    
  
  《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是新中国在保护人权方面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国家赔偿法设专章规定了刑事赔偿,标志着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正式建立。鉴于当时我国对刑事赔偿制度的研究有待深入、国家财力较弱等原因,《国家赔偿法》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赔偿门槛高、赔偿程序难,赔偿标准低、赔偿范围窄”等问题。并且,《国家赔偿法》只有35个条文,既要调整行政、刑事、非刑事三类赔偿法律关系,又要规定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司法赔偿)两种程序;既涵盖行政职权行为,又涵盖从侦查到刑罚执行全过程的刑事司法行为,还涵盖民事、行政诉讼全过程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和具体执行行为;故其条文规定较为原则,需要解释的内容较多。
  为了保证《国家赔偿法》施行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7年和2000年出台了行政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的司法解释,并自1998年开始着手起草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因各界对刑事拘留赔偿、错误逮捕赔偿、违法侵犯财产赔偿等关键问题存在诸多争议,这一解释的起草工作举步维艰。刑事赔偿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只能先通过个案答复予以解决,如“公民自己故意虚伪供述”法律适用问题的请示答复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有罪供述并非等同于故意作虚伪供述”,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刑事赔偿解释》的起草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历时18年终得以出台,但回顾刑事赔偿起草的历史资料,无论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讨论的送审稿,还是历次座谈会中的讨论稿,抑或是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起草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征求意见稿,该解释的起草一直坚持“权利救济”“司法终局”“权力监督”三个原则,从未有过动摇。并且,2016年I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赔偿解释》也充分体现了这三个原则,力求让刑事赔偿实至名归。
  一、坚持权利救济原则,充分发挥刑事赔偿权利保障的功能
  刑事赔偿制度作为一国人权保障的重要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从刑事赔偿的概念、产生、本质等来看,其价值都定位于保障权利。首先,从刑事赔偿的字面意义理解,它是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受害人予以赔偿;其次,从刑事赔偿的产生来看,基于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办案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难免会侵犯公民的权益,被侵犯的权益是为公共利益承担了特别的牺牲,造成的损失是社会管理的必要成本,刑事赔偿是对特别牺牲进行救济而发展出来的制度;最后,刑事赔偿尽管是由“国家”作为最终责任主体,但赔偿是一种弥补责任,是为了实现矫正正义,其本质是对损害予以矫正恢复。在起草《刑事赔偿解释》的过程中,我们坚持权利救济原则,将“无罪推定”“诉权优先保护”“救济优先于违法判断”“填平补齐”等作为主要的遵循理念,确保充分发挥刑事赔偿权利保障的功能。
  (一)贯彻“无罪推定”的理念
  《国家赔偿法》17条第1、 2项规定,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受害人,已经有了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为无罪,其有权取得赔偿。但是对于其他没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无罪的当事人,根据刑事赔偿无罪羁押赔偿原则,是否应当具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在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认识。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在美国的一些州,当事人除了无罪的法律文书认定外,还应当提供无罪的相关证据,达到了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后,才能取得刑事赔偿(刑事赔偿采取双重无罪证明标准)[1]。因此,从形式上看,《刑事赔偿解释》涉及“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理解。即,“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是对等关系还是包含关系。如是对等关系,则“终止追究刑事责任”限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三种情况;如是包含关系,则不限于这三种情况。从实质上看,《刑事赔偿解释》对“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理解,涉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修正后的“无罪推定”理念的贯彻。
  具体而言,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没有结论的案件普遍存在,如贯彻“无罪推定理念”,则应当认定为无罪,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缺少正当性,应当予以救济;如贯彻“有罪推定理念”,则由于未有最终生效文书的无罪认定,尚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当事人无权取得刑事赔偿。《刑事赔偿解释》的起草过程中,我们贯彻“无罪推定”的理念,对“终止追究刑事责任”进行扩张解释,将“办案机关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终止侦查的;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三十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后超过三十日,人民检察院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法院准许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撤诉的,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对刑事自诉案件按撤诉处理的”七种特殊情形视为终止追究刑事责任。
  (二)贯彻“诉权优先保护”理念
  国家赔偿程序作为最后的救济程序,应当在相关诉讼程序终止后才能启动刑事赔偿程序,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7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二)、(三)项、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刑事赔偿作为国家赔偿的组成部分,应当在终止刑事诉讼程序后,受害人才能提起刑事赔偿申请。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赔偿义务机关机械地理解程序终止,对于“疑罪从挂”的案件,要求必须提供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终止的证明,否则就不能启动刑事赔偿程序。这就出现了“要结论没有、要赔偿无门”的问题,而出现该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当事人诉权保护不力。就刑事赔偿而言,诉权不仅是进行实质处理刑事赔偿案件的前提,也是赔偿请求权得以实现的基础。在司法解释的起草过程中,我们贯彻“诉权优先保护”理念,注重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对于特定情形下的当事人,即使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书,也认定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终止。如《刑事赔偿解释》规定,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未出具解除取保候审的法律文书,则也视为解除了取保候审,并在经过一定期限后认定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终结,当事人有申请赔偿的权利。
  (三)贯彻“救济优先于违法判断”的理念
  《国家赔偿法》1条规定国家赔偿的目的为保障私权利和规范公权力,然而当两个目的不完全一致时,就会缩小国家赔偿的范围,增加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从而使得刑事赔偿异化为违法评价,最为典型的是违法刑事拘留赔偿。从理论上而言,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无辜者,其为公益而承担之特别牺牲,理应获得代表公益的刑事赔偿。刑事赔偿应以结果上的无罪(包括推定无罪)为判断标准,至于刑事司法行为是否违法,不应成为阻碍救济的条件,相反,在一些国家违法是作为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在起草《刑事赔偿解释》过程中,我们贯彻“救济优先于违法判断”的理念,将违法判断置于救济之后,并将二者进行了理性分割。如在赔偿义务机关的设定上,未将侵权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进行严格的一一对应,采取了后置设定原则,从而减少赔偿请求人的“讼累”,便于受害人行使赔偿请求权。即,对公民实施拘留而后又逮捕,国家依法负责赔偿的,由决定逮捕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原审法院不仅需要对判决后的监禁承担赔偿责任,而且需要对此前的拘留、逮捕承担赔偿责任。
  (四)贯彻“填平补齐”的理念
  作为受害人,无论侵权的主体是谁,其遭受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为侵权主体是公权力机关而有所减少。并且,国家公权力造成的损害结果往往比一般的民事侵权更为严重,波及面也更广,如影响到受害人的政治权利、职业地位、名誉荣誉等,甚至可能造成受害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国家赔偿立法时,考虑到当时国家承担责任的能力,采取了抚慰性的赔偿标准。赔偿标准低也因此一直成为近些年讨论的焦点问题。在《刑事赔偿解释》起草过程中,我们在坚持依法解释的前提下,贯彻“填平补齐”理念,积极从抚慰性的赔偿标准过渡为补偿性的赔偿标准。在确定赔偿标准方面,《刑事赔偿解释》不仅借鉴了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而且还考虑到刑事赔偿的特殊情况,最大限度给予受害人以权利救济。具体而言,《刑事赔偿解释》对侵犯人身权的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的赔偿标准,都不同程度借鉴了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对受害人的损失予以填补。此外,《刑事赔偿解释》结合刑事赔偿案件的特点,基于对受害人最大限度给予救济的思路,作出了一些特殊规定,如“有扶养义务的公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可以根据伤残等级并参考被扶养人生活来源丧失的情况进行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
  二、坚持司法终局原则,充分发挥刑事赔偿司法审查的功能
  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改,条文从35条扩展为42条,内容增减较多。其中,刑事赔偿取消了确认前置程序和共同赔偿,确立了多元的归责原则,将错误刑事拘留赔偿修改为违法刑事拘留赔偿、错误逮捕赔偿修改为无罪逮捕赔偿,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和利息的赔偿,明确了违法不作为赔偿等。虽然各界对修法关注最多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但对刑事赔偿制度完善影响最大的是“确赔合一”。修改前的《国家赔偿法》20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确认公权力行为违法的,受害人才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的程序才能启动。这样的规定让侵权机关作为自己的“法官”,不仅违反了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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