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论信义法的基本范畴及其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引入
【作者】 朱圆【作者单位】 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信义法;信义法律关系;信义义务;信义救济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2
【页码】 81
【摘要】

信义法是普通法系国家法律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普通法系,信义法主要适用于委托人将自己享有重要利益的事务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因此享有对受托事项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法律关系。信义法律关系广泛存在于监护关系、专家服务以及机构(组织)的管理中。信义义务和信义救济制度的规则设计均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信义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和受托人实力、信息不对等的基本状况的考虑,同时此两类规则的制度设计亦使得信义法从根本上区别于合同法。我国民法典总则编中所涉及的监护和代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信义法律关系的某些特征,在传统理论之上,可适当细化制定相关主体的信义义务规则。

【英文摘要】

The recent surge of fiduciary law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 In common law,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idely exists in the legal context where there is disparity in knowledge, capability or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entrustor and the fiduciary, and where the trustee enjoys wide discretion in the entrusted affair. Typical examples of fiduciary relations are guardianship, expert servic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e design of the rules on fiduciary duty and remedy shows that legislators’ have taken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rustor and the fiduciary, which also constitutes the core difference between fiduciary law and contract law。Since Chinese Civil Code will embrace the legal institution of guardianship and agency, it should also adopt fiduciary rul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403    
  一 引言
  在以专业分工日益细化为基本特征的当代社会,诸如董事、理财师、会计师、律师等各类专家服务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重要作用。推动专家服务的发展有助于减少社会个体学习专业知识的负担和成本,进而降低社会整体运行成本,符合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但是,人们在将自己享有核心利益的事务委托专家处理的同时,亦产生了对专家可能滥用受托权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顾虑。因而,如何对专家提供专业服务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管,以推动专家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亟待各国立法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普通法系国家,已经有300多年发展历史的信义义务制度被广泛运用于对专家施以法律义务的核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信义法以专家服务为主要内容,但其覆盖范围并不仅限于专家服务。在信义法律关系中,为确保受托人能够履行受托职责,需要向其授予权力或财产,但这种授权也为受托人带来滥用权钱的巨大诱惑。以信义义务为核心的信义法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对受托人履行受托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管,以弥补委托人凭借自身力量不足以有效监督受托人的缺憾。
  信义法的诞生可以追溯至数百年前,但在近年受到学界更广泛的重视,有学者甚至主张赋予信义法以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因而可以说它是普通法系国家古老而又新兴的法律分支。信义法虽然历史悠久,但相关研究非常薄弱。法官和学者们对信义法的一些核心法律问题,如信义法律关系的存在范围、信义义务的基本结构、信义法的理论基础等系列问题既达成一般共识,也存在诸多争议,以至于学界公认“信义法是普通法系私法中最为重要但研究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1]正是由于信义法在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性及相关研究的滞后性,近年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掀起了研究信义法的热潮。
  了解西方学界对信义法的研究成果对于开拓信义法在我国的运用空间以及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致力于实现的基本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信义法的基本范畴(即信义法律关系、信义义务、信义救济制度)、信义法与合同法的区别、信义法在普通法系国家的晚近勃兴三个层面向我国学界推介信义法这一在近年受普通法学界广泛关注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法律问题;另一方面,探究信义法律制度为我国更多法律领域所纳入的必要性,特别是分析民法典总则编中的监护制度和代理制度纳入信义法律规则的必要性及路径。
  二 信义法律关系
  信义法起源于普通法系衡平法调整信托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这些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其他法律领域。[2]判定是否存在信义法律关系是开启和适用信义法的第一步,然而学者和法官还在为寻求该问题的答案而展开激烈争辩。多年以来,他们尝试对信义法律关系的基本概念和要素进行梳理,并力求准确回答以下问题:什么是信义法律关系?它具有哪些基本要素?信义法律关系存在于哪些法律领域?如何认定信义法律关系?
  (一)信义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
  一些学者和法官尝试界定信义法律关系存在的法律环境及其构成要素,但至今还没有出现对于信义法律关系的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定义。在弗兰科(Tamar Frankel)教授看来,信义法律关系的三个要素是:财产或权力的委托、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和委托人承受风险。[3]她还认为,信义法律关系有四大基本特征:其一,受托人提供的是服务;其二,因履行职责所需,受托人必须被授予权力或财产;其三,这种授权行为对委托人带来的风险是受托人可能滥用受托权力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其四,由于委托人在信义关系中自我保护能力不足,抑或市场机制未能对委托人提供足够充分的保护,需要法律介入到信义关系中。[4]
  米勒(Paul B. Miller)教授主要从受托人在信义法律关系中的裁量权的角度来阐释信义法律关系,他提出只要受托人能够对涉及委托人重要利益的事务行使自由裁量权(信义权力),就可以认为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信义法律关系。[5]另一个被广泛援引的案例将信义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诠释为:受托人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受托人可以单方面行使自由裁量权并由此对受益人的法律利益或实际利益产生影响;受益人的利益易受受托人履行受托职责行为的影响或侵犯。[6]在一些学者和法官看来,一方享有对另一方核心利益的“自由裁量权”是构成信义法律关系的必要条件。一个案件中,迪克森(Dickson)法官指出:“自由裁量权是构成任何信义法律关系的首要因素”,他强调,“虽然对信义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和争议,但人们对‘受托人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作为信义法律关系的要素已经形成共识。”[7]
  尽管学者们尝试归纳了信义法律关系的若干要素,但它们对于司法实践中信义法律关系的认定只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信义法律关系具有相当的难度也存在大量争议。
  (二)已经被认定为信义关系的法律关系类型
  信义法律关系在普通法系中普遍存在,信义义务早已经成为确保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以及机构和组织健康运行的重要制度。加拿大法院对信义法律案件的审理和相关法律规则的把握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加拿大法官通过两种途径来辨别是否存在信义法律关系。第一种辨别方法是“基于状态(Status-Based)”辨别法,这种认定方式已经被长期使用,且运用最为广泛。在这种模式下,法官依据法律关系的具体类型来认定是否存在信义法律关系。法院在认定特定类型的法律关系为信义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将涉案法律关系进行归类(例如,归类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受托人与委托人或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判定其应否被视为信义法律关系。第二种辨别信义法律关系的方法是“基于事实(Fact-Based)”辨别法,在这种模式中,法官考察涉案当事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并比照信义法律关系的一般特征来判别涉案法律关系是否属于信义法律关系。运用该模式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确定信义法律关系所具有的一般特征。[8]由于法官对信义法律关系的核心特征和要素尚未达成共识,“基于事实”模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具有模糊性。事实上,在多个著名的信义法相关案件中,赞同和反对将某种法律关系界定为信义法律关系的审判法官数量旗鼓相当。[9]信义法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困惑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在运用“基于状态”模式来辨别是否存在信义法律关系时,法官还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形,即考察当事方发生法律纠纷的情形,辨别在那个情形下当事双方的法律关系是否应界定为信义关系。[10]换言之,法庭不是根据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类型直接认定信义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而是结合涉案法律关系的实质内容进行考察。因而,可以说“基于事实”辨别模式是对“基于状态”辨别模式的必要补充。正因为如此,信义法律关系是开放而非封闭的法律关系,除已经确认为信义法律关系的那些法律类型外,其他法律关系可能在审判中经法官认定而被纳入到信义法律关系的范畴。另一方面,鉴于信义义务对受托人履行职责的行为标准提出了较为严苛的要求,法院在考虑是否增添新类型法律关系至信义法律关系群时极为慎重,以避免信义法律关系范围的不当扩张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法律负担。
  (三)信义法的适用边界
  在认同信义法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即人与人之间基于互相信任而形成的专业分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学者也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都可以被界定为信义法律关系。在认定信义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时,法官主要考察的内容是在相关法律关系中委托人或受益人对另一方的“依赖”和“利益受影响”的程度、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实质,以及法律关系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和重要性。[11]
  对于委托人或受益人对受托人何种程度的依赖能够引发信义法律关系,在Hodgkinson v. Simms案中,法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在判断应否认定为信义法律关系时,应以受益人对受托人利益的依赖程度为主要考查依据。在不同的情形下,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区间可以包括从完全依赖到完全独立。迄今为止,加拿大法院仅在一方对另一方完全依赖的情况下,才认定当事方的法律关系为信义法律关系。”[12]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多年来,法庭在案件审理中不断对信义法律关系的外延进行扩容,而学者也纷纷撰文对何种类型的法律关系可以添加到信义法律关系群体中进行探讨。[13]其中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法律问题是——亲密朋友之间的法律关系能否界定为信义法律关系。在多年的亲密交往所形成的挚友关系中,一方可能基于对另一方的信任而将非常重要的消息向另一方透露,此消息可能涉及数额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获得消息的朋友有意泄露该消息而使另一方遭受经济损失,那么利益受损方能否基于信义法要求泄露信息者承担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对于此问题,人们看法各异。有法官反对将朋友关系纳入信义法律关系的范畴,主张“人与人之间温暖的友情、信任和情感是相互和双向的,但每个主体又都是自给自足,各有行为能力和互相独立的。这种友情关系中的幸福感普遍存在,但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信任关系。友情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信义法律关系”。[14]但也有学者和法官认为亲密朋友的事实可能引发其相对方的脆弱性,况且在朋友关系中,对相对方的行为监管是极为困难的,由此易滋生投机行为。[15]莱布(Ethan J. Leib)教授认为,“一方面,在友情的法律情境下,信任的背弃可能带来高昂成本。另一方面,为营造友情,构建彼此间和谐的亲密关系,朋友之间应互相信赖。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沟通、真诚的交流,就无法获得友情。因而信义法塑造友情法律环境下的行为标准是有必要的。”[16]莱布教授进而提出,如果我们能慎重接受“朋友关系是信义关系”模式,我们就能在友情关系的培育中获得道义指引。[17]
  三 信义义务与信义救济
  (一)信义义务妁基本内容和框架
  信义义务虽然在多个法律领域广泛应用,但人们对它的认识总体而言还很模糊。法兰克福特(Frank Ford)法官在半个多世纪前对信义义务提出的观点直至今天仍被广为引用认定一个人是信义义务的受托人只不过开启了分析的过程;它为进一步的分析指明了方向。这个人对谁承担信义义务?其作为受托人应承担怎样的义务?在何种情形下受托人可被指控未履行这些义务?受托人没有履行这些义务会导致怎样的后果?”[18]对信义义务法律制度认识的模糊性使得这一系列问题至今尚未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信义义务的核心内容是忠实义务,它要求受托人在履行受托职责的过程中以委托人或受益人利益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不得从事任何与受益人利益相背的行为。忠实义务是信义法律关系所特有的义务,它不存在于其他类型的法律关系中。受托人的忠实义务被喻为“不可分割”的义务,[19]其行为标准高于市场自由交易主体的行为标准。[20]忠实义务包含几个层面:受托人应善意行事,不得将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置于委托人或受益人利益之上;不得将自己置于个人利益与信义责任相冲突的境地;非经委托人明示同意,不得在处理受托事务的过程中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行事,等等。有学者把忠实义务归纳为两类禁止受托人从事利益冲突行为的法律规则:[21]“利益冲突”规则禁止受托人从事将其个人与受益人的利益置于实际或存在潜在冲突可能的行为,由此禁止受托人追求一己之私的行为;“义务冲突”规则禁止受托人同时对两个利益互相冲突的主体服务,即便这其中不包含受托人的自私自利行为。也就是说,义务冲突规则要求受托人在履行受托职责中避免第三人利益与受益人利益互相冲突的情形发生。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信义义务内涵各异,利己或利他行为在某些情形下如经向受益人清楚披露内容并得到其许可,或该行为属于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一般做法,或得到法院或法律的同意则可以实施。虽然学者们对信义义务应包括哪些具体类型持不同观点,但总体而言,学者对于将忠实义务视为信义义务的核心内容已经形成共识,同时多数学者认可注意义务应为信义义务的另一重要分支。此外,一些学者主张受托人对委托人所提供信息的保密义务以及向委托人进行充分信息披露的义务也应纳入其中。
  在划定信义义务的外延时,应考虑信义法的立法宗旨。如果将防止受托人的自利行为视为信义法的主要立法目的,那么注意义务当然不必纳入信义义务的范畴。但如果把信义法视为承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专家服务业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专业化分工发展进程的重要使命的法律,则信义义务理应涵盖注意义务的范畴。
  在信义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的合理期待所厘定的信任和忠实的价值构成了普通法系法院所设计的信义标准的基础。因此,信义义务是开放性的,人们甚至认为这种开放式的标准太模糊从而无法为受托人提供有价值的行动指导,但这种开放式标准有助于从两个方面为人们使用信义服务注入信心。一方面,开放式的标准更容易适应变幻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模糊的标准有助于促使受托人谨慎地以更高的行为标准提供服务,以避免承担法律责任。[22]
  (二)受托人承担信义义务的逻辑依据
  与其他法律规则一样,信义义务的设定是基于对人性和对人类先前行为的了解而产生的综合假定——受托人在履行受托职责的过程中趋于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侵害他人利益。[23]信义义务植根于信义法律关系。在Blueberry River Indian Band v. Canada案中,法官指出,“当一方当事人被授予对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控制权,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地失去对自己利益的控制权,或当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易受到来自受托方的侵害,那么受托人作为权利拥有者应承担为另一方当事人的最佳利益而行使权利的义务。”[24]在信义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并不能事先与受托人就受托人履行受托职责的细节进行具体约定,受托人享有的对委托人利益的控制权因而包含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成分。此外,信义法律关系通常涉及委托人拥有较重要利益的情形。由此看来,法官们认为向受托人施以信义义务的根本理由是受托人对委托人的重要利益享有较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委托人的利益则处于易受侵害的状态。
  米勒教授用信义权力来阐述信义义务的法律依据,他认为,受托人承担信义义务的法律根源在于其所享有的对受委托事项的信义权力,信义权力并非来源于受托人的自有权力,而是派生于原本归属于委托人或受益人的权力。鉴于信义权力源于受益人的固有权力,在行使信义权力的过程中必须以受益人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而信义义务的存在价值就在于确保信义权力能够以有利于其设计目的的方式行使,确保受托人行使信义权力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25]
  (三)信义救济
  在普通法系国家,受托人如违反信义义务,其相对人可以有如下几种救济手段:如果受托人已经开始运作违反信义义务的新交易,受益人可以要求中止交易;如果受托人从违反信义义务的交易中获利,受益人可以要求受托人将其在交易中获得的不当得利归于信托财产;如果受托人在交易中获得了财产(如不动产),则在该财产上成立以原信义法律关系中的受益人为受益人、以受托人在信义关系中不当获得的财产为信托财产的法定信托。[26]
  在信义救济制度下,受托人被要求将其在违反信义义务过程中获得的所有收益归于委托人或受益人。这种救济方式的特性突出表现在它的适用不受任何限制:无论受益人的利益是否因受托人违反信义义务而蒙受实质性损失,无论受托人是否在此中表现出明显的窃取个人利益的故意,受托人所获得的利益均需全部剥离。既便受托人的行为以维护受益人的核心利益为目的,只要受托人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除薪酬外的个人利益,受托人便不能保留此利益。[27]
  信义救济制度的设计应考虑信义法律关系为委托方带来的风险程度以及防范此类风险的其他法律保障;应着眼于对利益受侵害者提供补偿,并对违法者进行惩戒。信义救济制度设立的基本法理是一个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是禁止不当得利。就信义法律制度自身而言,受托人所享有的信义权力源自委托人或受益人,受托人被视为代表委托人或受益人而行使信义权力的主体。[28]受托人的代表者资格决定了受托人本人不能在行使信义权力的过程中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信义救济制度的规则设计还源自信义义务的特殊性质,亦即不得不当剥夺相对方对于忠实服务的合理期待。此外,由于信义法律制度自身承载着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任务,严厉的惩戒措施无疑对信义服务行业的整体质量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29]
  四 信义法与合同法的区别
  信义法与合同法的关系问题是信义法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也是难点之所在。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普通法系国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于信义法律规则的地位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集中表现为对信义法律规则是否应归属于合同规则的不同看法。多数学者主张信义法律规则显著区别于合同规则,但少数法官和学者提出了相反意见。[30]而在信义法学者看来,那些主张信义法等同于合同法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对信义法缺乏足够充分的了解。此外,尽管信义法异于合同法在普通法学界已经赢得普遍共识,但大陆法系国家大多用合同法来取代信义法。当前,我国的专家服务主要由合同法调整,因此了解信义法与合同法的区别,对于我国立法应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引入信义法律制度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信义法与合同法区别的理论之维
  在以专家服务业为主体的信义法律关系中,受托方拥有专业技能或力量的优势,而委托人则受囿于知识、时间和监督能力,与受托人存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信义义务和信义救济制度的规则设计正是基于当事双方实力不对等所做出的选择。相反,当合同法从“身份法”中剥离时,它脱离了某些人性的基本特性(如脆弱性),而采纳了这样一种假设观点——如果合同是自愿达成的,合同条款是当事人的实力而非弱势的表现。[31]换言之,合同法律规则的设计不考虑当事双方外部条件的差异,而假定合同条款建立在当事方对等谈判的基础上。基于这种假定,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充分尊重并主要依赖当事方所拟定的合同条款。
  合同主体对当事方在合同框架下的权利义务安排与信义法律关系主体对彼此权利义务的约定模式正好相反。在合同关系里,交易双方遵照约定履行彼此的权利义务(事前模式)。而在信义法律关系里,由于受托人履行职责的期限长,内容复杂,无法事先约定受托人履行职责的具体细节。受托人对自身如何履行职责及是否违反义务的判断是以职责履行的后果对受益人利益的影响为依据(事后模式)。在事先无法通过协议的方式明确约定相对方的法律义务细节的情形下,只能概括规定对受托人履行职责的要求。因此,应对受托人施以更严苛的行为标准和惩戒机制。[32]
  (二)信义法与合同法区别的规则之维
  1.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
  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的行为标准存在质的差异,这一方面体现为受托人/合同当事人是否承担为相对方利益行事的义务,另一方面体现为注意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的差异。信义法对受托人所施加的信义义务的“利他主义”行为标准已经超出了合同法对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道德标准。合同各主体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行事,合同主体的行为标准是市场交易的一般道德标准。在合同关系中,追求自我利益是一种常态,对合同一方当事人追逐自我利益的限制只能由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条款中予以施加。[33]相反,信义关系中的受托人承担忠实义务,其在履行受托职责的过程中有义务将委托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受托人违反信义义务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还受到强烈的社会道德谴责。
  在普通法系国家,合同法中的注意义务仅限于消极的不对另一方当事人带来合理可预见侵害的义务,而信义法中的注意义务则指积极的、以合理谨慎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信义权力行事的义务。此外,信义法中的注意义务还包括要求受托人谨慎运用其所掌握的专业技能行事的义务。[34]
  多数学者认为,信义义务还包括信息披露义务,受托人有义务向委托人披露其在受托交易中的利益冲突情况,而无论委托人是否提出相关要求。[35]在合同关系中,除非一方提出信息披露的要求为另一方当事人所接受或合同中含有此类条款,合同当事人并无披露信息的义务。
  2.损害赔偿制度
  合同法中违约方对相对方的赔偿责任总体而言是填补相对方所受到的损失,也即给予相对方相当于合同实际履行同样的价值;同时,如果违约行为为违约方带来比实际履行合同更大的利益,则违约方可以保留该利益,这种责任承担方式事实上鼓励了违约行为,并被法经济学家称为“有效益的”违约行为。“有效益的”违约行为并不违反合同主体的善意义务,因为合同当事人本就享有合同赋予的利用其中的违约赔偿条款的权利。相反,合同主体如坚持要求相对方实际履行合同义务,而不接受合同所约定的违约赔偿金的替代履行方式,则被视为恶意,因为其被认为试图获得在订立合同时没有期待得到,且从未支付对价的非交易利益。事实上,合同法对合同当事人“善意”履行合同义务的要求从未禁止合同当事人寻求合同之外能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机会。[36]
  此外,违反合同义务的救济方式通常体现为金钱赔偿,且仅要求违约方向另一方赔偿损失致其恢复原状。而违反信义义务的救济方式更多体现为实际履行;在运用货币救济方式时,委托人不仅有权要求受托人赔偿其损失,且要求受托人在自利交易中获得的所有收益均应归于受益人。这种严苛的惩罚方式能够有力地抑制受托人违反信义义务。可见,就救济制度规则的设计而言,信义法对受益人提供了更强的保护力度。[37]
  3.信义法律关系与合同债务关系请你喝茶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1340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