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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之重构
【作者】 纪格非【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真实义务;诚实信用原则;辩论主义;协同主义
【英文关键词】 honesty obligation;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doctrine of debate; doctrine of collaboration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6)01-0162-(0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
【页码】 162
【摘要】 大陆法系国家的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以协同主义的诉讼模式为基础,真实义务的实现以当事人的一般化的事案解明义务和法官释明权为支撑,并始终将辩论主义作为真实义务的边界。促进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真实陈述必须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强化当事人的出庭义务和陈述义务。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真实义务的解读应当以辩论主义为背景,不过分加重当事人负担为底线。在落实当事人真实义务的过程中应强化当事人的出庭义务和陈述义务;合理构建违反真实义务的惩罚机制;对于法官询问当事人的程序和范围加以完善,同时明确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界限和范围。
【英文摘要】 In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honesty obligation is 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debate, and be backed up by general disclosure obligation of litigants and interpretation power of the courts, which should be enhanced by extensive discovery rights, obligation of attendance and disclos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honesty obligation in China's civil procedure should be bounded by the doctrine of debate, and be restricted by "none over-load obligation" boundary. Obligation of attendance and disclosure should be emphasized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uating honesty obligation; The procedure and scope of the rights in investing litigants should be confined and the boundary and extends of honesty obligation be clearly specifi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337    
  一、“真实”的起点与困境
  (一)当事人真实义务的起点
  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否应当承担真实陈述的义务,在理论与立法上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变化。19世纪之前的学者以辩论主义为基本立足点,他们认为,在诉讼中当事人可以使用法律所允许的一切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样做并不与任何法律原则相抵触。当事人可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状态,并不对任何人负有诉讼法上、公法上或私法上的诚信义务。{1}10
  在大陆法系对当事人在诉讼中真实义务的要求是伴随协同主义诉讼观的兴起而出现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民事诉讼法》13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就事实状况为完全而真实的陈述。{2}36作为一项具体的义务,而非对于当事人的道德要求,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要求当事人不得主张其已知不真实或认为不真实的事实,同时对对方当事人所主张为其所知或认为真实的事实不得争执。{3}130广义的真实义务还包括完全义务,该义务要求当事人就诉或抗辩之基础事实关系,在其知晓的范围内,不问利于或不利,应为完全之陈述。{4}390-392在协同主义的指引下,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真实义务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真实义务为诉讼双方当事人共同负担之义务,不受举证责任分配之基本原则的限制。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可以询问双方当事人,即使不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接受法官询问的过程中也同样负担真实陈述之义务。另一方面,真实义务对法官询问当事人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限制,不受制于当事人已经提出的诉讼资料的范围。法官可以根据认定事实的实际需要,对于当事人证据资料之外的事实,通过询问的方式获得认识。
  在协同主义框架下的真实义务的实现需要来自具体制度的支撑。一方面,真实义务的实现以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一般事案阐明义务”为前提。该义务人以保障当事人“对事实证据的平等接近”为目标。认为民事诉讼程序应肯定和保障当事人取得相关事证的“证明权”。因此,“当事人对于事实厘清负有对于相关有利及不利事实之陈述(说明)义务,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的相关证据资料(文书、勘验物等)或忍受勘验之义务”。{4}110另一方面,在协同主义的框架下,真实义务的实现还有赖于法官在诉讼中的释明权。该权利的行使有助于法官积极主动地介入到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中,使当事人明确表述其主张、请求,澄清事实,启发、提醒当事人充分提供相关证据,从而便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使案件的裁判更接近客观真实,实现实体公正。{5}219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一般事案解明义务”和法官的“释明权”可谓落实真实义务的两大利器,直接决定了“真实”理想的实现程度和实现范围。
  (二)真实义务在我国的困境
  我国民事诉讼法一直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但是在2012年之前,立法并没有对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在立法层面提出要求。2012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明确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契机,2015年《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明确对当事人真实陈述的义务做出了规定,该解释第110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作为对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保障。”该条第2款、第3款同时规定:“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由上述规定可见,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已经初步构筑了包含有“真实性要求”与“不利后果”两部分构成的当事人的真实义务的规则框架。然而一项法律制度是否能够或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除了立法依据外,还取决于该制度是否可以与其所处的立法体系中的基本原则和其他制度紧密衔接密切配合,以及该制度本身的设计是否有助于实现立法的目标。以此角度观察,不难发现,真实义务在我国的实现,还面临着以下的问题:
  1.真实义务与辩论原则的关系不明确
  在民事诉讼中真实义务的出现受到协同主义诉讼观的直接影响,无限的真实义务必将导致协同主义的确立和辩论主义的终结。因此如何处理真实义务与辩论原则的关系,真实义务是否应当受到辩论原则的约束,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承担真实义务的界限与范围。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中,辩论原则和协同原则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自认的规定、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权力的限制均体现了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于待征事实和证据资料的处分权,是辩论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在此框架下解释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则法院不能超越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的范围询问当事人,当事人对于超出双方已经提出的争议事项和证据事项的事实,不承担真实义务。
  然而,协同主义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该规定不以举证责任的负担为前提,一般性地规定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协力解明案情的义务。在《民诉法解释》规定了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后,如果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签署保证书、拒绝陈述,是否可以依据《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做出相反推定,《民诉法解释》并没有作出清楚的说明。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民诉法解释》颁布后的相关解释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出现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将其拒绝接受询问的行为视为妨碍举证的行为,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处理”。{6}365这种理解显然将真实义务纳入协同主义的框架之下,并可由此推导出法官可以不受辩论主义原则、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限制,要求当事人承担真实陈述的义务。
  由上可见,如何协调真实义务与辩论主义的关系,关系到对真实义务内容的解读,也关系到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承担真实义务的界限和范围。如果立法不对此问题予以明确,必将造成对真实义务在理解和操作过程中的混乱。
  2.过分倚重于制裁,制度的促进与保障不足
  由于长期受到当事人不诚信行为的困扰,我国自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就一直致力于强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诚信义务、真实义务。《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了法官对不诚信行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同时,对真实义务的强调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第九修正案》”)的颁布达到高潮。根据该修正案,当事人捏造事实进行诉讼的,将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上述立法的完善固然有进步意义。但是,完全倚重于惩罚性的规定实现真实义务的思路是否可行,尚需更充分、审慎的论证。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所应当承受的责罚的轻重或承担不利后果的严重程度与当事人能够接触的证据的范围的大小有直接的关系。一般而言,法律赋予了当事人越多的接触、获得证据的权利,当事人就应当承担更多的真实义务,同时,违背该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当越严苛。这也是为何在英美法系国家,对当事人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制裁较大陆法系国家更为严格的原因所在。
  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真实义务的落实不仅仅取决于立法是否对违反真实义务的当事人给予制裁,而在于是否能够以制度化手段促进、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真实陈述,使其不得不“真实陈述”,同时亦不会因“真实陈述”而过分加重其负担。然而,我国目前立法的状况是,对当事人真实陈述的制度保障与促进措施明显滞后,严重依赖惩罚机制实现“真实”,表现在:
  第一,当事人的资讯请求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从前述内容可知,当事人在诉讼中承担真实义务的程度、范围与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证据资料的获得权呈正相关的关系。对当事人的资讯请求权保障越充分,当事人的取证渠道越畅通,对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要求越严格。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的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手段极为有限,加之当事人调查取证能力较弱,公众对当事人之取证行为配合程度较低,极大影响了当事人在诉讼中能够接触的事实与证据范围,也影响了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形成正确认识的范围与程度。如若不能保障当事人对事实的一定范围与程度的获知权,则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的要求将成为无源之水。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证据收集手段有限,虚假陈述被揭穿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从而使得一部分当事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敢于铤而走险,虚构事实。
  第二,真实义务可能会加重当事人负担,压缩当事人自由诉讼的空间。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的原告的自由诉讼的空间极为有限。诉的预备合并制度尚未得到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认同;对于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假定性的主张,在实务中也很有可能被以“请求不明确”为由驳回;真实义务与诚实信用原则中的禁反言原则结合,也可能影响当事人灵活地选择诉讼策略的权利。因为按照禁反言原则的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前后陈述与行为应当保持一致,这就意味着当事人不能在诉讼中随意改变先前的陈述。“不仅要真实陈述,同时必须保持陈述的一致性”的要求使当事人必须在诉讼的早期阶段就充分预见事实陈述的后果,并确定相应的诉讼策略。这对当事人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风险与负担。真实义务很可能束缚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竞争行为,使承担真实义务的当事人在诉讼中举步为艰。
  3.惩罚性措施与职权主义相结合,易导致真实义务的异化
  在我国,辩论主义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辩论主义并没成为严格约束法官行为的准则。由于《民诉法解释》没有对法官询问当事人的范围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因此可以推知只要法官认为需要即可行使询问权。这样,我国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事实上包含了完全性义务。如果允许超出辩论主义的框架解读完全性义务,则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将很有可能直接导致诉讼模式向职权主义倒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法官素有在非正式开庭的场合,通过询问方式向当事人了解案情的做法。立法对法官在庭外询问当事人的程序缺乏必要的规范,直接导致了法官询问当事人的失范。{7}虽然《民诉法解释》明确规定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应当在通知当事人“到庭”后进行,在询问过程中当事人承担真实义务。然而该司法解释也并没有明确禁止法官于庭外询问当事人。因此笔者担心,《民诉法解释》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的规定很有可能被扩张性地适用于庭外对当事人的询问过程中,这此种趋势很容易促使法官更加依赖通过非正式开庭的方式询问当事人,并围绕询问当事人的成果而展开事实调查的审案思路,届时不仅我国固有的职权主义倾向将被进一步强化,而且我们通过多年努力构建起的证明责任制度的基本体系也将受到严重挑战。
  二、真实义务的内容与功能之再界定
  (一)真实义务的两种面孔
  从国外立法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理解来看,虽然总体而言,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所进行的所有类型的陈述均应符合真实性的要求。但是,根据当事人真实义务规范的客体的不同,可以将当事人真实义务区分为作用于事实主张的真实义务与作用于证据的真实义务。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真实义务分别通过不同的程序设计与制度安排,致力于防止轻率的诉讼的功能和协助法官形成正确的事实认识的功能。
  1.作用于事实主张的真实义务:排除轻率的诉讼
  在英美法系国家,对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真实性”的要求主要的功能在于排除轻率起诉的案件。这一功能在诉讼程序的启动阶段就已经有所体现。英国民事诉讼法要求当事人提交给法院的诉讼材料(其中最主要的是案情申明)必须经过当事人签署的真实陈述书确认。该陈述书的主要内容为,提出案情声明的人相信文书中陈述的事实为真实。真实陈述书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于提供一种事实证明的途径,而在于敦促当事人不要提出他明确知道为虚假的事实,或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并寄希望于在诉讼的过程中出现有力的证据。{8}337-338美国民事诉讼中也有类似禁止提交进行骚扰性或者恶意伤害的虚假的诉辩文书的规定。在美国很多州的法院,诉辩规则要求每份诉辩文书均被律师或当事人签署,并藉此减少无意义的诉求和答辩来提高诉讼程序的效率。律师通过签署诉辩文书确认,他已经检查了此诉辩文书,并认为存在支持它的充分理由,而且该诉辩文书并非基于拖延的目的而提出。如果签署诉辩文书的目的在于使该规则的目的落空,那么该诉辩文书可以被视为恶意虚假,且可命令案件继续进行而此诉辩文书好似未被提出。{9}243-244对诉辩文书的上述要求,并不具有保障事实认定真实性的作用,而是服务于通过诉答程序筛选适合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的需要。{10}
  大陆法系并没有英美法意义上真正的诉答程序,起诉状的主要作用在于特定审理对象,提示攻击重点,而非帮助法官选择适宜进入准备程序的案件。按照德国主流的学说及判例,真实义务并不禁止当事人作推测性的陈述,故一方当事人试图经由证据调查获悉与证据有关的事实以便将其作为新的陈述的基础并不违法。{11}因此,虽然大陆法系国家的多数学者主张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同时及于当事人对主张的陈述和当事人的证据性陈述,同时,对于当事人的真实义务的理解在上述两个方面并没有区别,但是由于诉答程序的缺失,法官无法在此阶段排除轻率的案件,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诉讼的开始阶段即能发现当事人做出虚假陈述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在此背景下,大陆法系各国对当事人诉讼主张真实性的要求很难在诉讼的开始阶段通过具体的制度得以体现和保障。
  2.作用于证据的真实义务:案件事实认定方面的功能
  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真实义务的另外一种功能在于帮助法官形成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识。当事人是案件的亲身经历者,是最熟悉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当事人关于案件事实的客观陈述对于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意义重大。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其证言的使用规则与普通的证人相同。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陈述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为了使法官得以借助当事人形成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识,立法规定可以通过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获得对事实的印象。在德国法上,对当事人的询问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依据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或者依据法院的职权进行。基于对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的怀疑,德国民事诉讼法将询问当事人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方法,认为“尽管当事人最了解待证事实,但他们与案件裁判结果具有最大的利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让当事人作为自己案件的证人,争议事实尽可能运用书证、证人等证据方法去证明。不过,有些案件却根本找不到别的证据,而在此情况下又不应当直接判决寻求法律救济的当事人败诉,与其排除询问当事人直接判决当事人败诉,还不如把通过询问获得的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方法。”{12}大陆法系国家将询问当事人作为法官获得对事实认识的方法,必然会对当事人在询问过程中的配合义务以及真实义务做出要求,并从证据法的角度规定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或做虚假陈述可能产生的证据法上的后果。《德国民事诉讼法》、《日本民事诉讼法》以及《意大利民事诉讼法》都有当事人拒绝陈述或者不真实陈述的,法官可就事实做出不利于其的推定的规定。
  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和证人一样具有作证的能力。对当事人证言的使用与排除规则皆与证人相同。当事人如果在作证的过程中提供虚假的证言,将被视为妨害诉讼的行为,有可能被追究藐视法庭的责任。以此为依据,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的要求同样具有帮助法官形成对案件事实正确认识的作用。
  (二)真实义务在我国的内容与功能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已经对当事人真实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真实义务功能的理解依然重要。如前所述,在辩论主义和协同主义不同的背景下,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将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内容。当前,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辩论主义和协同主义均能找到条文依据。因此很难从立法和司法解释自身的逻辑中推演出我国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具体功能。
  笔者认为,在立法与司法解释已经对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对真实义务功能的界定不应当仅是法律理想的宣示,而应当有助于最大程度地使真实义务与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其他制度和规则融合,减少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起到规则整合与协调的作用。
  1.真实义务不具有排除轻率案件与抑制诉讼欺诈的功能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与大陆法系国家具有相似的结构,这就决定了对当事人诉讼主张的真实性的要求很难在功能上体现为排除轻率的案件。然而,真实义务是否可以用于抑制或打击虚假诉讼呢?根据《刑法第九修正案》,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将以犯罪论处。同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112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采取强制措施,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上述两款规定是否可以视为真实义务在我国立法中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诉讼欺诈包括当事人单方捏造事实或双方恶意串通进行欺诈两种情形。在单方捏造事实提起诉讼的案件中,当事人在提出虚假的事实主张的同时,往往会伪造证据对相关事实予以证明。在此种情况下,对法官心证产生直接影响并最终决定判决结果的并非当事人对于事实主张的虚假陈述,而是当事人提交的虚假证据。《刑法第九修正案》中所称“捏造事实”实则指捏造用于证明事实的证据,如果仅仅有虚假的陈述,却没有提供虚假的证据,很难对诉讼程序造成实质性的妨害,因此无论对其采取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或是进行刑事制裁,均欠缺必要性。对于双方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情况,双方当事人在此类案件中对于主要事实往往有一致的陈述,此时应当依据“法官不受虚假自认之限制”的一般原理,排除虚假陈述对于法官的制约。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虽有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然而应对诉讼欺诈需要更为具体的条文依据和更为有力的规范措施。如果赋予当事人真实义务以抑制诉讼欺诈的功能,一方面扩大化的解释会扭曲当事人真实义务的本意,另一方面,也将制约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制裁措施的发展。
  2.真实义务的主要功能——不得妨碍法官形成正确的事实认识
  真实义务在我国的功能应当主要体现在事实认定的领域。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从协同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功能界定为帮助法官形成对于事实的正确认识。这一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当事人一般化的事案解明义务与法官的释明义务。从真实义务与诉讼程序中其他制度融合的可能性看,我国的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功能应与大陆法系国家有所区别。从我国民诉法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看,我国现阶段的民诉法并不强调当事人应当通过出庭并积极争辩的方式促进法官对事实形成正确的认识。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作出缺席判决。由上述规定可见,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并不会因其不出庭、不积极争辩的行为而直接承担诉讼上的不利益。在此背景下如果认为规定当事人真实义务的作用在于帮助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知情者拒绝真实陈述可以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推定,无疑意味着出庭的当事人将比不出庭的当事人承担更多的诉讼风险。由此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当事人为了规避出庭陈述的真实义务,将更倾向于选择不出庭。这样,设定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初衷——帮助法官正确认定事实,更将无从实现。
  因此,从我国现有的诉讼规范提供的可能性出发,应当将我国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功能设定为“当事人不得妨碍法官形成正确的事实认识”。做出此种功能定位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从学界对真实义务的通常理解上看,真实义务并非要求当事人据实陈述,而仅仅是不允许当事人主张自己明知不真实或不确信的事实;不允许他辩驳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如果他知道或者确信该主张是正确的。{13}636-638因此真实义务并不具有积极的成就法官心证的功能,而仅具有不妨碍法官心证的消极功能。另一方面,从《民诉法解释》第110条的既有规定看,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的责任。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同时待证事实缺乏其他证据证明时,法院才能认定其主张不成立。上述规定与当事人不承担“促进法官形成对事实的正确认识”的逻辑是一致的。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将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功能设定为“任何人不得妨碍法官形成正确的事实认识”,更有助于整合真实义务与民事诉讼中的其他规范,避免立法的矛盾与冲突。
  (三)真实的实现:辩论主义对真实义务的抑制
  真实义务的存在,要求当事人抛开自身利益,径直陈述事实。这样的要求,不仅可能因违背民事诉讼的本质而在贯彻的过程中遇到极大的阻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真实义务的实现严重依赖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失去协同主义的支持,真实义务极易沦为一个空洞的诉讼理想。
  虽然学界关于协同主义的探索已经进行到相当深入的程度,协同主义的诉讼模式也不缺乏坚定的拥笃者,{14}43-47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难以找到一个协同主义民事诉讼程序的典型例证。即便在德国,协同主义从未取代辩论主义的地位。如果说当代德国法学依旧存在协同主义这一概念的话,它也正像贝特曼所主张的一样,是作为辩论主义的修正形式存在的。{15}在协同主义的理想并没有得到立法的全面支持的背景下,真实义务不得不对辩论主义做出妥协,接受辩论主义的约束和限制。主要表现在,在大陆法系国家,学界对真实义务的理解始终以辩论主义为依托,并努力避免由于对真实义务的扩大性解读给辩论主义造成的威胁。学界通常认为,真实义务并非要求当事人陈述真实的积极性义务,而仅仅具有禁止当事人在不知的前提下提出主张或做出否认的消极内容。
  很显然,辩论原则对真实义务范围的限定虽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也使得真实义务完全没有如立法者所期望,在民事诉讼中发挥核心性的作用。加之以司法人员长期秉持的中立、消极的司法理念,并不习惯于超越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强求不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真实陈述的义务。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使得真实义务在民事诉讼中的价值与地位受到极大的影响。在较早确立真实义务的德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援引真实义务的规定,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制裁的案例也并不常见。凡是对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做出规定的国家,其民事诉讼程序一直试图在真实义务与辩论原则的对立与协调中寻求平衡。
  与协同主义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功能设定不同,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真实义务的功能并非在于帮助法官形成对事实的正确认识,而仅在于使得任何当事人不得阻碍法官对事实的认识。这种对真实义务的功能界定为辩论主义发挥监护作用提供了机会与可能。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理解与运用,应当始终以辩论主义为界限,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坚持主观真实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当事人是否履行真实义务的判断标准,德国理论界曾有过真实义务“无限说”与真实义务“有限说”的争议。前者认为《德国民事诉讼法》138条第1款不仅包含消极的禁止性规定,即禁止有意的不真实,同时还要求当事人对主张的真实性进行仔细详尽的调查。{16}目前通说采用真实义务有限说的观点,也称主观真实说,即不允许当事人为加重对方负担而主张自己明知不真实或不确信的事实;不允许他辩驳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如果他知道或者确信该主张是正确的。当事人可以主张他不知道的事实,只要不是明知其为不真实;当事人即使相信对方主张可能是真实的也可以辩驳。{13}636-638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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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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