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社会分配法的价值范畴分析
【英文标题】 Analysis on the Value Category of Social Distributive Law
【作者】 孟庆瑜【作者单位】 河北大学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分配正义;分配原则;分配制度;分配关系
【英文关键词】 distributive justice;distributive principle;distributive system;distributive relationship
【文章编码】 1006—6128(2006)02—0091—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
【页码】 91
【摘要】

分配正义作为社会分配法的基本价值范畴,是一个由平等、自由、公平、效率等要素性价值目标构成价值体系。但是,在不同国家的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分配法律制度的主导价值追求和目标排序是有明显差异的。在分配法律制度中,分配正义将通过基本原则这一价值载体来确认和指导法律调整分配关系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

【英文摘要】

As the basic value category of social distributive law,distributive justice is a valuable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equality,freedom,fairness and efficiency.Distributive justice will affirm and direct the goal and way of law regulating distributive relationship by means of basic principle.However,the main valuable goal of distributive legal system is obviously different under the special condition of social econom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703    
  分配是一个关涉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等所有社会主体的重大社会问题。由一个国家的分配法律制度所确认和维护的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以及分配正义的实现程度,将直接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直接关系着广大社会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安全与进步。因此,从社会分配法基本价值或理念的层面,探析分配正义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与发展变迁,进而科学界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调整分配关系的目标选择和价值定位,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正义与分配正义
  (一)正义—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
  尽管正义这一概念常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最缺乏意义又最易引起误导和感情用事的词语,按极端的说法,正义观念必须被认为是无理性的理想,严肃的讨论最好不要以它为前提为基调”,{1}(P146)但是,笔者仍愿意把正义作为所有法律的最高价值追求和目标选择。因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绝不妥协的。”{2}(P3—4)所有的法律都应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和践行正义理想,共同维护和实现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正义宗旨。“法律就是用以防止不正义的集体性暴力手段,简而言之,法律就是正义。”{3}(P122)
  现今的正义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源的语义,它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但是,正义作为所有的社会主体和社会制度所崇尚和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又是多面性的和发展性的。从哲学的理论高度上来看,思想家与法学家在历史上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尽一致的“真正”的正义观,且往往都声称自己是绝对有效的。从社会秩序的实用主义层面来看,人们也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思想进路去解决社会的公平或正义问题,其中的关键表现为正义观的核心价值上的差异。以亚里士多德、卢梭等为代表的思想家用平等作为探讨正义问题的焦点;以斯宾塞、康德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则以自由作为正义的最高价值;而霍布斯、边沁等又试图从平等与自由之外,寻求正义的解释。探寻正义观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其实质还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得到了各自著名代言人的正义观的强有力辩护。尽管如此,“正义秉性的基本特征不会因为这些变化而改变,相反,这些基本特征不仅构成人们在不同的社会里遵守不同的正义规范的共同动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正义规范性内容的范围。”{4}(M)
  (二)分配正义—分配法律制度的价值诉求
  在一定意义上讲,正义集中体现为分配正义。无论是在人们对正义做出的最早的概念界定中,还是在当今的正义学说中,分配正义都是正义理论的焦点和核心。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提出的并被认为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创的著名的正义定义是: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在罗马历史的早期,西塞罗也曾把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圣·托马斯·阿奎那把正义表述为“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志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瑞士的一位当代神学家埃米尔·布伦纳则提出,“无论是他还是它只要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那么该人或该物就是正义的:一种态度、一种制度、一部法律、一种关系,只要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正义的”。{5}(P264—2654)可见,“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构成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和普遍有效的组成部分,其实质就是一个分配问题。不论它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精神的成分,还是制度的成分,概莫能外。既然是分配,那么应得还是不应得,就会因谁来分配、分配什么、根据什么分配、怎么分配、分配多少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而有差异,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分配学说。
  正义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不仅仅是人们的一种观念性的幻想之物,其中包含着客观方面的现实诉求。它将依从于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寻求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具体到社会分配关系领域,正义自然成为所有分配法律制度调整分配关系时所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着眼于经济领域的正义目标,亚里士多德最早把经济正义分为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交换正义涉及的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它由一套规范市场结构的公平条件和市场交易过程的规则构成,核心是公平价格和公平对待原则。交换正义是自由经济正义观的核心,它强调市场是公正游戏的场所,每个人都能从市场中得到其应当得到的东西。完全竞争的交换正义规范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排除了市场交换中权力和暴力的干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规范的、与直接生产活动相关的程序性正义原则。{6}(P9)
  分配正义则是基于交换正义局限性的一种矫正正义。交换正义以人们进入市场交换的初始资源的合理分配为前提,每个人都拥有以自己的资源创造自己经济福利的平等机会,正义的分配产生于市场竞争的无意识和偶然的结果。市场竞争虽然不能创造每个人都满意的结果,但是能够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体现了非歧视和平等对待的正义要求。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证明,任何市场经济社会都无法单靠交换正义来实现经济正义。其中的根源首先在于作为交换正义的预设前提的资源初始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因为当每个人进人市场竞争时,资源的初始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并不属于交换正义所应思虑的范围。其次,交换正义的实现面临着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的危险。最后,即使是保证了市场交换按公平规则进行,也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对交换的结果进行修正。从根本意义上讲,交换正义是中立于初始资源分配和市场分配结果的程序性正义,其制度意义在于建立产权清晰、竞争规范,国家职能仅限于纠正资源配置意义上市场失败的市场经济。但是,当人们对初始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市场竞争结果的公平性产生质疑时,以交换正义为内容的经济正义的局限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分配正义由此而获得独立的意义。
  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涵盖了私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公民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不仅包括了市场交换过程,也包括了前市场的资源初始分配和对市场竞争结果的政治分配。交换正义一般来说涉及的是市场经济活动过程的正义性,其制度价值主要通过民商法规则来维护;而分配正义重视的是产权的初始分配和财富最终分配的公平性,其制度价值则主要通过社会立法运用权力(权利)和利益原初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不能创造自己公正合理的初始条件,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无法根除的垄断、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等与完全竞争不一致的因素,市场竞争的自发和偶然结果与人们基本的道德信念相冲突,因此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需要某种缓和或补救市场分配的制度,需要相关制度调整社会成员的初始资源禀赋,或者对初始分配进行再分配。而这种制度调整的方向取决于分配正义的目标。不同的分配正义理论追求不同的目标价值,偏爱不同的财富和收入调节制度。
  二、分配正义的价值构成
  对于分配正义的地位问题,尽管受到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学说的反对,但其作为支配社会资源和产品分配规则的价值和灵魂,在不完全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彻底退出现代民主政治的法治运行体制的,只是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而已。就分配正义的价值构成而言,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分配正义具有不同的具体价值目标的选择,主要涉及平等与自由、公平与效率等方面的内容,但总括起来看,其价值分歧实质表现为在经济领域中的自由和平等的对立,以及对两者关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上的不同,是正义原则的内在冲突的具体表现。{7}(P162—221)这是因为,“一个社会若以平等为最高价值目标则势必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创造为代价,社会最终将由于主张人的惰性和官员的贪婪而陷于停滞甚至被导人灾难性的局面—对平等的刻意追求到头来却活生生地扼杀了平等。而一个社会若以自由为最高价值目标则又无法保证人与人之间实体利益上的平等,制度设计向鼓励自由创造方面的倾斜将刺激强者们追逐利益与疯狂竞争而致社会财富呈现巨大的两极分化状态。”{1}(P133)于是两者之间就形成一种难以解题的悖论。对此,笔者认为,分配正义不仅是一个国家分配法律制度的理想价值追求,更是一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现实要求,需要通过平等、自由、公平、效率等相关要素性目的价值来加以具体评判。
  (一)分配正义与平等
  尽管平等作为一种制度价值总存在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但是它作为专属于人类精神状态的一种理念性追求,始终在人类的理性追求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这样指出,“如果我们探讨,应该成为一切立法体系最终目的的全体最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我们便会发现它可以归结为两大主要的目标:即自由与平等。”{8}(P69)但是由于平等观念及实际运作存在其致命的弱点,平等的价值追求又总会受到现实的无情嘲弄,特别是在分配领域更是受到现实和理性的质疑与否定。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否认分配与法律之间的直接相关性,法律的平等性选择对分配正义影响巨大。但是一个致力于分配平等的社会,是让公民拥有同等的财富,还是拥有同样的机会,或是让每个人只拥有满足其最低需要的财富呢?不同的学者对此进行着不同的理论阐释,不同的国家与社会进行着不同的选择与实践。
  在德沃金看来,平等的关切要求政府致力于某种形式的物质平等,即资源平等。但这种资源平等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结果平等、福利平等,其要求是一个分配方案在人们中间分配或转移资源,直到再也无法使他们在总体资源份额上更加平等,这时这个分配方案就做到了平等待人。并且他进一步指出,伦理学个人主义的两个原则——重要性平等原则和具体责任原则,对于这种完备的自由主义分配平等理论至关重要,它们共同影响和支撑着资源平等的论述。{9}(P6—8)而阿瑟·奥肯则坚信更大的机会均等会带来更大的收人平等。由于机会均等和收入平等一般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竞争的对象,这样的结局使人们的精神得以放松。这就是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不感到严重的烦恼的抉择。{10}(P80)他从在物质分配中存在着巨大的和特殊的不平等的这一现实结局人手,阐述了某些不平等的根源,进而指出选择和机会对于产生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作用。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则怀着一种对于社会最底层的高度关怀与责任感,提出了“权利假说”,表达了对于分配中的平等的关注。根据这个假说,饥荒可能不是因为食物的总体短缺造成的,而是因为获取食物的权利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贫民由于相对收入的急剧下降而失去换取食物的权利,从而成为饥荒的主要受害者。他的这一假说对世界范围内的反饥荒努力提出了挑战,其影响广泛而深远。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针对这一问题则提出差异原则加以解决。
  (二)分配正义与自由
  在一个正义的法律制度所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人的需要中,自由占有一个显要的位置。追寻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自由当然也构成分配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们都在从自己的角度,适应自己的需要诊释着自由的内涵。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对自由做出这样界定,即“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11}(P4)并进一步指出,自由仅指涉人与他人间的关系,对自由的侵犯亦仅来自人的强制。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同样会有这个权利。”{12}(P154)洛克则宣称,“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之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13}(P35)俄国宗教哲学家弗兰克则从社会哲学的高度提出,“自由是人类存在那个人与神得以发生直接联系的唯一之点,是精神生活的载体,是连接经验存在于超验存在的环节,因此,没有自由或忘却自由、轻视自由,无异于关闭、封锁人的灵魂,无异于精神窒息,丧失那种人所呼吸的、流动的精神空气。并且没有它,人便无法作为人而存在。”{14}(P146)通过这种极不完全的列举,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各种自由观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在自由的精神和实质上还是相通的。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亦预设了他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由此也就导致了在分配领域自由与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增加了分配正义价值目标实现中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因此,在分配正义的实现中自然形成了自由与强制之间的悖论。这需要依存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政治目标和分配正义的主导价值,就两者的范围和边界做出裁量,就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协调与平衡。
  (三)分配正义与公平
  公平或公正是一个常常与正义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成为正义的代名词。因为公平确实又是一个用来评价正义实现与否的标准或依据,特别是在分配领域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公平作为“社会成员对社会分配所采纳的一套评判标准”,{15}(P274)又会受到不同社会成员的群体归属、创造和分配财富的能力和文化教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导致对于同一事物的公平性程度的不同态度和评判。
  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来说,所谓社会公平不过是幻想而已。作为社会评判标准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程序正义,任何其他试图对社会分配结果进行评判的标准都是非正义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认同的公平不是对社会分配结果的评断,而是对个人的道德约束,并把对社会分配公平的追求看作是法治的衰微。在政治方面,这种倾向直接导致诺奇克的最小国家理论。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弗里德曼和布坎南一改斯密的谨慎,将自由选择的意义推向了极致。功利主义作为19世纪以来对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学说,则认为评价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个好的社会分配必须是提高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作为一种公平理论,功利主义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首先,它包含平等的因素。在功利主义的计算中,每个人的效用所得到的权重是相等的。同时,如果边际效用递减对每个人成立的话,功利主义原则更偏好于更平等的分配。其次,如果允许赋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权重,则市场经济的分配结果满足功利主义原则。在此,如果社会中的个人偏好之间不存在巨大的差异的话,则功利主义所认可的社会分配往往是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分配。但这种功利主义的分配会遇到操作层面的困难与障碍。平均主义是最具道德感召力的公平理论,它的影响源远流长。广义的平均主义囊括个人在权力、财产、机会、教育、收人等各方面的均等化。个人在权利方面的平等是任何民主社会的基石,个人在其他方面的平等具有多方面的道德理由。但是在一个尊重个人选择权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平均主义,特别是针对结果的平均主义很难成为一个被接受的公平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罗尔斯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中和,但他在最近对自己的正义理论的修正中,却有一种向古典自由主义复归的明显倾向。{16}(P81)
  (四)分配正义与效率

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效率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把效率概念引人法律领域,并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是经济与法律相互渗透的结果。法律的效率目标首先且更多地适用于法律对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领域,在分配领域的适用性及其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但是社会生产是一个由多个环节相互衔接而形成的动态过程,生产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与包括分配在内的所有环节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由此,也就使得效率目标具有了超越特定阶段的普适性,进而成为分配正义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分配问题上的效率价值主要表现为“对产品和一切由人们创造出来的价值物进行分配时,必须考虑什么方式的分配有利于调动劳作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使分配本身也成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更多财富的调整机制”。{17}(P244)另外,分配活动自身也有一个效率问题。因为大多数对于平等和效率两方面进行再分配的措施,其后果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面对一项税收或福利平均化的提议,没有一个立法者或投票人可以确定这个项目能增加多少平等或减少多少效率。也就是说在追逐法律目标的法律实践上也有一个效率问题,即法律运行中的“漏桶”效应。这种漏出代表一种非效率。现实世界中再分配的非效率包括对富人和穷人和经济刺激的相反作用以及税收和转移计划的行政管理成本。{10}(P89—90)
  三、分配正义在不同社会历史类型条件下的制度实践
  分配正义是一个多目标的价值体系,但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下,它所包含的每一个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处于一种完全相同的状态。因为这些要素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相互消长的关系,必须寻求一种主导目标之下的价值排序与和谐共存。
  (一)古代社会的分配正义观
  古代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和与此相适应的简单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影响,用来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是一个包括法律、道德、宗教、习惯等在内的多元化的社会规则体系。法律并没有成为规范社会经济生活、保障社会秩序与安全、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的强有力的手段,甚至在有的国家还处于辅助或被其他规则所替代的境地。法律的发展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处于相对简单,甚或简陋的状态。尽管如此,法律对于分配关系的介人与调整仍是直接的、全面的。法律的主要作用在于调整以“受民授疆土”为主要内容的初次分配和社会产品再分配的社会关系,进而实现以维护统治秩序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形式性法律价值目标。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中西方古代社会的以确认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为前提,以租税法和刑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制度体系窥见一斑。
  在自然经济和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基本生产资料,是新增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围绕土地所发生的经济关系是古代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因此,世界各国的历朝历代的法律无不以确认和保护统治阶级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为第一要务。这样就使得包括国王、贵族、家族长等等在内的统治阶层由此而成为了土地财富的最大所有者,掌控着每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土地。这一状况并没有因封建制与奴隶制的不同而有多大改变。在古希腊、古罗马土地已经归私人所有。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土地被分成两种:领主地和农奴份地。在古代中国,不论各朝各代采取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包括皇帝、朝臣等等在内的统治阶层也都是名义或实质上的大土地所有者。对于农业生产或其他劳动的产品或收入,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则通过严苛沉重的赋税制度把绝大部分的社会产品划归统治阶层所控制和使用,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统治阶段的占取程度略有差异而已。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地主收取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农民要缴纳各种赋税和服徭役。在中国古代社会,土地和田赋一直是历代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敛财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原因和内容。同时,历代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商税、盐税、茶税、酒税、契税、铸币等收入。{18}(P5)此外,古代东西方各国在各个阶段还都颁布了以严刑酷罚著称的刑法,来保护和维持这样一种社会分配关系和秩序。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古代社会这样一种调整分配关系的法律制度所追逐的分配正义中,秩序和安全成为了各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目标,分配正义仅存的只是它的形式价值,即维护统治阶层的统治利益和秩序。而平等、自由、公平与效率等实质内容,基本上处于一种虚无的状态,即使有的话,也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平等、自由等,而不具广泛性和民众性。其最终结果则是由于忽视分配正义的实质内容,而使其形式价值也常常受到侵害,甚至崩溃而化为乌有。
  (二)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观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关系所决定,法律在整个社会行为和秩序的调整与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显著强化,法律制度的正义宗旨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变化。分配正义由仅具形式价值的状态转变为目的性价值的实质追求,平等、自由、公平与效率等开始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法治化的内在需求。但是这种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时期有着适应各自需要的组合状态和顺序排列。
  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由于对封建专制和国家权力滥用的反抗和高度警惕,在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基本框架下,法律制度的成文化,法律内容的公私分化、市民社会私人行为的最大自由化、政治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定化,成为这一时期的法律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在法律调整分配关系的正义宗旨中,自由和效率两大价值目标处于明显的主导地位,而平等和公平则相对处于辅助地位,甚或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形式意义。这是与这一时期的经济关系自由化的要求、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主张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个人主义追求相适应的。当然,平等和公平在分配正义中的地位并不影响它们在整个法制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事实上,分配正义中的自由和效率目标的追求离不开平等和公平价值的支持。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伟大目标,始终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样一种分配正义下的法律制度的运行结果则是,雇主、市场机制和政府决定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其中,生产资料的配置基本由市场机制决定,即在微观层次上,企业决定着资源配置;在宏观层次上,市场和经济周期调节资源配置;政府决定公共事业的发展,公共事业的发展是不发达的。经济收入分配则在企业内部、企业之间和国家三个层次上发生,企业内部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一般而言,利息是由市场决定的,税收是由政府决定的,企业利润的分配是按出资比例进行的,雇主决定劳动工资和利润。企业之间的收入差别,反映在同行业内和不同行业之间,一般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是自由竞争。而政府则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着收入分配的作用。
  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垄断状态,而使以维护和实现自由和效率的法律制度的运行结果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自由和效率反而受到以自由和效率为宗旨的法律的阻碍和损坏。面对这一悖论,资本主义国家自觉做出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在内的全方位的调整与改进,走上了一条改良和发展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治领域呈现出了一种社会化和综合化的发展趋势。法律对于经济生活的渗透与调整进入了一个全面化的新阶段。法律的正义宗旨不再强调某一项价值目标的极端表现,开始考虑不同价值目标之间的协同与配合。无论是在平等与自由之间,还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均在寻求两者之间的均衡与和谐。自由主义这个词在当代语言中的用法不再仅仅是指“自由”的单极,而是意味着一种自由和平等的妥协,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自由市场体制必须限定在调整经济事务大局和保持对机会平等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的政治法律制度框架中。反映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冯亚东.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M).秋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4}慈继伟.正义的两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汪行福.分配正义与社会保障(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7}何怀宏.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0}(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M).王奔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11}(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4}(俄)C·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M).王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5}姚洋.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16}(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7}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8}傅光明等.中国财政法制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9}(德)瓦尔特·欧根.经济政策的原则(M).李道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0}顾俊礼.福利国家论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21}和春雷等.当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23}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4}季卫东.追求效率的法理(A).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5}(美)丹尼尔·E—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6}(澳)休·史卓顿,莱昂内尔·奥查德.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对政府功能的批评与反批评的理论纷争(M).费昭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7}曾湘泉.价值理念、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保障制度构建(17).社会保障制度,2002,(1).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170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