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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现代社会中的人民调解与诉讼
【英文标题】 People's Mediation and Litigation in Modern Society
【作者】 马新福宋明【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诉讼制度
【中文关键词】 人民调解;诉讼;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社会和谐
【英文关键词】 people’s mediation;litigation;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ocial harmony
【文章编码】 1006—6128(2006)01—0049—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
【摘要】

人民调解是除诉讼之外的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的存在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诉讼在某类纠纷解决上的局限性。通过人民调解与诉讼在成本、功能上的比较,可以看到人民调解不仅能够适应和生存于现代社会,而且与公力救济共同形成了相互竞争、替代补充和弥补局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的改革和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可或缺的资源。

【英文摘要】

People's medi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besides litigation.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eople's mediation remedies the limitations of litigation on the resolution of some extent.Compared with litig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st—benefit and function,people's mediation not only adapts to modern society,but also with,substitutes for and repairs the limit of judicial remedy.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we should know the right orientation of People’s mediation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at reformation of People’s mediation is the absolutely necessary resource in designi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harmonious socie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667    
  引言
  人民调解通常被看作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而诉讼虽古已有之,但通常被看作是从西方法律传统中移植而来的现代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有人认为以诉讼、审判的方式解决纠纷是更佳、更符合现代性的,而人民调解似乎已过时。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受到了种种的冷遇,调解的理论和实践事实上不仅没有被现代社会所摒弃,而且在西方国家还成为了公认的、被推广的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掀起了一场提倡“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的运动,其中调解这种出自“东方经验”的纠纷解决机制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纠纷解决机制的多样性问题,通过与诉讼的比较研究来论证在建设中的中国现代社会,人民调解虽然已不是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仍有其积极的作用,应被视为除诉讼以外可供选择的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一、人民调解的选择与纠纷的类型
  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中,诉讼在纠纷解决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是任何其他纠纷解决方式都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在维护合法权利以及强制义务的实现、阐明和宣传国家的法律规范、维护法律秩序的尊严等方面,诉讼的效用是任何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所不及的。可以说,在法治社会中,诸如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诉讼及其暴力强制的有效存在。现代的人民调解机制要真正实现合意、自治的解决纠纷原则的话,就必须作为审判制度的非排他的辅助制度。正如顾培东所说:“诉讼审判手段的存在,现实的提高了其他冲突解决手段的适用机率和适用效果,没有诉讼审判,其他手段将会是苍白无力的。”{1}(P42)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对于某类纠纷,诉讼效果的发挥是有限度的,而人民调解要比诉讼更适合解决这些纠纷。换句话来说,人民调解机制的存在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诉讼在某类纠纷解决上的功能缺陷。
  从《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的具体法律条文上看,人民调解所解决的纠纷范围与民事争讼案件受理的纠纷范围并没有太多区分。但如果从法理的角度来看,依照人民调解在化解情绪与心理对抗方面的突出作用,我们可以使之与一定范围内的纠纷建立关联,即人民调解适合解决哪些特定类型的纠纷,或者说哪些纠纷不适合用诉讼的手段来解决。关于这个问题,朗·富勒有过具体的阐述:首先,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是交叉重叠的,这样足以使当事人愿意在调解的努力下去合作以及他们有在调解中相互合作和包容对方的动机;其次,调解不适宜解决针对行为的纠纷,而是适宜解决针对人的纠纷;再次,涉及在自发的、非正式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的共同体,因此,在不固定的关系中,调解很难发挥作用。因为这种关系是受某种强烈的内部导向的凝聚力所影响的关系。{2}从富勒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人民调解适合解决以下类型的纠纷:
  首先,有些类型的纠纷确实不适合用诉讼、审判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些纠纷的解决的关键并不在于权利、义务的确定,而是在权利义务较清楚的前提下对利益关系所做的微妙调整。这类纠纷的基本特点是:案件事实已经很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也很明白,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对金额数量的一计算和分配方面。由于通过诉讼、审判的方式更适合于解决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案件,而人民调解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但重点需要对利害关系稍作调整的纠纷的解决是其长项所在,因此,对于小额、简单的纠纷,诉讼、审判成本高、周期长、程序复杂的缺陷突出,其优势难以发挥,这类纠纷寻求人民调解的相对更多,而大额、复杂案件则更多的寻求公力救济。如交通事故中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太多争议,只是对损害赔偿的金额有认识上的差距。此时如果在进行诉讼前交由人民调解组织来解决,其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会大大降低。
  其次,人民调解适合解决长期、多维度交往中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涉及利益或风险较小的纠纷,即纠纷主体不希望关系情感的破裂,或者这种纠纷对于利益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换句话说,要求的利益是难以量化的收益,而非纯粹货币化的收益。[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婚姻、邻里、家庭、赡养、抚养、继承等发生在没有陌生人的社区共同体内的案件是非常适宜以人民调解处理的原因所在这类案件不适宜用诉讼的手段来解决。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诉讼表面上排除了纠纷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但并不能消除当事人的心理对抗,甚至还会增加彼此间的对立情绪,衍变为双方当事人后续的长期的对抗。因此,诉讼适合解决那种具有临时性、单一性、偶然性法律关系所发生的纠纷。在这类纠纷中,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属于一次性的、无须顾及未来的关系。
  再次,人民调解可以适用于公力救济不予解决或无力解决的纠纷。许多纠纷发生在国家并未通过立法进行调整的领域,往往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实体法的规定,因此,通过诉讼、审判的方式来达到妥善解决的难度很大或审判根本无法施展其效能来予以解决。如法院不会受理提起谴责朋友背信弃义之诉,更不可能接受恢复夫妻已经疏远的爱情之诉。[3]人民调解通过对这些纠纷的妥善、灵活的解决,不仅可以达到平衡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而且对于把这些纠纷最终纳入到诉讼的范围中、确立新的法律规范是一条重要的渠道。
  二、人民调解与诉讼的成本比较
  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适合以经济学来解释。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理性人追求自我利益,并基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作出选择。因此,对诉讼或人民调解的选择与提倡取决于行为人以收益最大、成本最小为目标对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收益、实效的对比。“当事人将把他们对法院裁决的预测,以及对其它解决方法,诸如仲裁和私下解决的有关费用的预测加以比较,从中选择他们认为成本最低的方法。”{3}(P94)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分析工具,也是本文关于纠纷解决机制的经济分析中采用的重要方法。经济学家把行为人直接承担的成本称为私人成本,个人直接获取的收益称为私人收益。但人们行动选择不仅涉及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还可能给他人施加成本或带来收益,这就是外部成本或收益。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总和构成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外部收益的总和构成社会收益。
  (一)成本比较
  1.诉讼成本
  “作为人类特定实践的诉讼,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冲突主体以及统治者的主观认识中,都是一项能够产生一定效果,同时又需要支付一定代价的行为。”{4}(P72)所谓诉讼成本是指诉讼运作整个动态过程所付出的代价,即诉讼主体实施诉讼行为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波斯纳认为诉讼成本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错误的司法判决的成本,二是诉讼制度运行的成本(直接成本)。后者包括公共成本(如法官薪金、陪审员和证人报酬、法庭设施)和私人成本(如法院收费、律师费用、专家费用)。{5}(P717)本文将诉讼成本分为法院的司法成本和当事人负担的私人成本。民事诉讼中的私人成本涉及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经济成本主要包括: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案件受理费、勘验费、公告费、执行或财产保全受理费)、律师费用或聘请其他诉讼代理人的费用以及其他费用(如通讯费、差旅费、非法秘密开支[4]等)。人力成本主要指当事人因诉讼所耗费的体力和精力(如时间上的投人、诉讼结果不确定的精神上的压力等)。在美国,法院收的案件受理费虽然较低,但高昂的律师费用常常使当事人对诉讼望而却步。与美国相比,德国的诉讼当事人支出的费用虽然不算高,但与调解相比,也有天壤之别。德国一个争议标的金额为4亿马克的案件,如果提交法院处理,当事人要支付的诉讼费用高达上千万马克,如通过调解来解决的话,则可以由当事人和调解人协商确定付给调解人的酬金,在该纠纷中,只需付给调解人13万马克。日本为了鼓励当事人选择调解来解决纠纷,规定申请者只需要交纳相当于诉讼费约一半的申请费。{6}我国民事案件的受理费虽然不算高,但二审要按照一审的标准收受理费而且二审法院分别向双方当事人收取案件受理费,部分再审案件也要收案件受理费,加之当事人还可能支出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费用,因此,当事人寻求公力救济的私人成本是相当高的。民事诉讼除了涉及到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之外,还涉及法院的司法成本。并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够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7}司法成本通常指建立并维持一套司法机构和司法人员办案所需的全部费用。司法成本由国家财政承担。法院的司法成本是可以转嫁到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中的。棚懒孝雄分析了这种影响人们利用审判购买正义行动策略的成本转嫁机制:第一次转嫁指审判成本转化为诉讼成本的诉讼费用化政策;第二次可分为转嫁给对方和给第三者,前者如败诉者负担制度,后者如法律援助、通过律师费用保险实现转嫁、单方的败诉者负担(某些公益诉讼中若原告胜诉,让被告负担对方包括律师费用在内的全部诉讼成本)。{8}(P282—296)因此,诉讼和审判在表面上看虽然可以更完美地实现正义,但这种正义的获得却要付出较高的代价,而且付出了成本之后能否得到正义也并不总是确定的。正如棚懒孝雄所说:“在讨论审判所应有的作用时不能无视成本问题,因为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的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8}(P266)
  2.人民调解成本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与诉讼相比,人民调解可视为具有中立性的社会力量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交换或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这种纠纷解决方式运作的成本体现为当事人借助社会力量寻求权利救济所产生的成本和具有中立性的社会力量促使当事人达成合意所需要的成本,即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中立第三方的调解成本。私人成本主要指准备工作(如收集证据)、交涉、合作的成本。人民调解中的私人成本是很低的,有人把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称为“最廉价的纠纷解决方式”,因为人民调解组织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的非政府、非市场的群众性组织,既不是基层政府的组成部分,也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设立的市场组织。虽然当今社会的人民调解组织的范畴扩大,出现了具有行政或准司法性质的调解组织,但是,这种调解组织还是属于民间调解的范畴。目前我国的人民调解是不收取费用的。这就使当事人所负担的费用比诉讼要少的多。而同时,交涉与合作的成本又最低,.私人有充分的节约成本之激励动机。若交易成本过大,超过诉讼成本时,当事人就会选择诉讼来依法审判。调解成本主要指维持人民调解组织运转的全部费用。人民调解所耗费的调解成本远远小于司法成本。人民调解形式不拘一格,田间炕头都可以成为解决纠纷的场所,再加之从事人民调解的人员大多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源得到了高效利用,并节约了社会成本。
  (二)实效比较
  案例:甲、乙两位村民是邻居,两家关系甚好,甲的3岁男孩与乙的4岁男孩在堆油菜杆的地方玩火,油菜杆被烧着,乙的男孩跑掉,而甲的小男孩却被烧成重伤后医治无效死亡。甲在律师的劝说下起诉到法院,乙也不甘示弱请律师奉陪到底。此案一拖一年多,仅支付律师费和送人情拉关系,每家就花了两万多元(甲更是将自己的住房卖掉)。法院终于判决每家支付一半医药费,乙应出2.5万元。但乙打官司的钱也是借的,没有能力再出得起这笔钱。于是,乙全家连夜跑掉,一直到现在也不知所终。而甲至今仍是分文未得,还要出法院的强制执行费。{9}(P80)
  上述这个案例虽然情节简单,当事人双方法律关系明确,但是即便一方当事人胜诉,胜诉方最后只是得到了一纸空文。如果双方当事人当时能够首先考虑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其结果不仅会更具有实效性,而且双方的关系还可以得到长久的维持。因此,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人们首先应该考虑到实效性,即能否通过救济切实保护权益,实现救济目标。正如徐昕所说:“行为人可以针对特定纠纷的不同解决方式之预期收益进行权衡,尤其是考虑收益是否确有保障。”{10}(P137)诉讼虽然已成为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手段,但其的确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能否胜诉以及判决金额是多少都是难以预期的结果,尤其是判决执行难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一位人民调解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之所以很轻易能将纠纷解决,是因为纠纷双方都知道,如果不得不打官司,巨额的诉讼费是纠纷双方共同的损失,败诉一方当然是失利的,但胜诉一方也不见得就有好处,因为诉讼费尤其是聘请律师的费用及花费在诉讼上的时间与精力都已经都支付出去了,却可能因为败诉一方远走他乡,法庭判决成为无法执行的一纸空文。”{11}1995年以来,执行收案绝对数和实际执结案数逐年增加,案件执结率逐年下降,执行未结数猛增。{12}虽然自1999年被定为全国法院执行工作年以来,执行难问题有所好转,但有学者统计,民事判决的执行率实际上也就在40—50%之间,“执行难”依然是困扰着司法和社会的难题。{10}(P142)公力救济实效性欠缺,导致了更多的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相比之下,人民调解作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它的实效性是显而易见的。仅就2000年度,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502万件,调解成功476万件,成功率达到94.8%。[5]2003和20004两年间,全国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民间纠纷1200多万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5%。[6]虽然实效性也同样是人民调解所面临的问题,但从调解结果的执行情况来看,在没有法律强制力保障的情况下,仍达到了90%以上的遵守程度。{13}(P67)以上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调解在小额、简单纠纷的解决中的实效性优势。公力救济的执行难所导致的公力救济收益的不确定性,是当事人回避诉讼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有些情况下,人民调解却能以其实效性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事实上,在涉及简单纠纷时,人们在选择公力救济之前,应当考虑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则应尽量选择人民调解。而只有当人民调解不能奏效或成本过高、效率过低时,当事人才应作其他选择。
  成本—收益分析展示了诉讼在解决简单、小额纠纷时的缺陷—成本高、收益不确定。虽然目前我国也在推行司法改革,意欲降低诉讼成本,但这种改革的实效并不显著。事实上,目前中国法院的实际能力相当有限。夸张诉讼的作用,期待法院处理所有的纠纷,将那些本来能够通过调解和协商处理的纠纷推向法院,只能是徒生无益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并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成本耗费。而作为成本低、收益确定的人民调解在现代社会被更多的人们看作是“廉价的替代司法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人民调解在现代社会中比任何时期都有存在并发展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三、人民调解与诉讼的功能比较
  (一)诉讼的功能
  从现象上看,诉讼的出现是由于私力救济的力所不及,纠纷当事人转而求助公力因此,公力救济的首要功能是解决纠纷、保护权利。公力救济的基本社会意义几乎可以通过程序公正这一价值来得以证明。也就是说,公力救济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必须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这样更有利于吸收不满、排除恣意,通过程序来实现实体正义,从而增加当事人对诉讼的感召力。同时,通过公力救济来解决纠纷也是一个法律适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诉讼具有确认、实现或发展法律规范,保证法律调整机制的有效和正常运转,建立、维护稳定的法律秩序进而达到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诉讼判决所解决的一次纠纷及其确认的一个规则或原则,其意义和重要性可能远远超过其他解决方式所达成的无数和解的结果。{14}(P32—33)但是与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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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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