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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疑案·存案·结案
【副标题】 从春阿氏案看清代疑案了结技术
【英文标题】 Hard Case,Hung Case,and Winding up a Law Case
【英文副标题】 The Technology of Winding up a Law Case from the Case Chun E
【作者】 张从容【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春阿氏案;疑案;存案;结案技术
【英文关键词】 Case Chun E;hard case;hung case;the technology of winding up a law case
【文章编码】 1006—6128(2006)04—0113—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4
【页码】 113
【摘要】

清末春阿氏杀夫案在司法档案和纪实小说中有着不同版本。刑部、法部和大理院轮番审理,未能查出事实真相。大理院迫于结案的压力,以存案的方式了结了该案。判决书内容含混,而处理疑案的技艺则甚为高超。以疑案及其结案技术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并评价皇权下的司法实况,可以观察到司法现实复杂而生动的本来面目。

【英文摘要】

It has different versions about the case‘Chun E Shi’at the last of Qing Dynasty in files of judicature and the novels of record of actual events.Ministry of Punishments,Ministry of Laws and Central Judicial Office heard the case in turns,but didn’t find the truth of the case.Because of the pressure,the case was winded up by the way of hanging jury.The verdict of this case was ambiguous,but the technology of dealing with hard case was excellent.From the point of hard case and the technology of winding up case,studying and evaluating the judicial states under the imperial power carefully again,the true features of the judicature reality can be observ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758    
  
  春阿氏谋杀亲夫春英一案是发生于清末北京城内的一桩疑案。当时正值清末新政,报界以揭露司法黑暗为切入点,对该案进行了追踪报道。一时间,它成为中国民众和海外传媒关注的一大热点。清亡之前,坊间就开始有《实事小说春阿氏》的钞本流传,并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等成为清末冤狱小说的代表作,传统戏曲中也出现了相应的剧目并且久演不衰。[1]春英死得蹊跷,真相未明,成为轰动一时的“疑案”;春阿氏被拘受讯,时人皆曰此乃“冤案”;时值清末新政,该案被上谕列为“积案”典型点名批评;大理院终以“事无佐证”为由,将之拟为“存案”而结;小说戏剧的流布,又将之演绎为《冤怨缘》之类的“奇案”。近百年来,春阿氏案确实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2]本文从重构春阿氏案的事实真相着手,尝试分析该案判决书形成的具体过程及其时代背景与制度原因,并对帝国晚期的疑案了结技术进行简单的概括,进一步检讨皇权之下存在着司法判决的多样性及其对“依法判决”的背离。
  一、真相:春阿氏案的三个版本
  就目前可见的资料而言,有关春阿氏的材料主要有三种:其一是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法律文书,[3]其二是当时报纸的报道,[4]其三是实事小说《春阿氏》。{1}对于春阿氏一案,档案和小说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故事,略述如下。
  版本一:此乃疑案,真相待查。
  大理院在判决书中对案情进行了认定。春阿氏嫁与小官吏文光之子春英为妻,过门不足百日,因承担家务繁重,且经常受气,而“常怀愁急”。婆母当众称其“做事无能”,令其欲寻短见。1906年7月19日凌晨,[5]春英已睡熟,春阿氏提刀在手,“走近春英床边,向之愁叹”。“忽见春英翻身转动”,春阿氏“心内发慌,站立不稳,扑在春英身上,以致刀口碰伤其咽喉左近,春英哼喊一声,滚跌床下”。春阿氏见春英“颈上冒血,慌急无措”,遂投缸自尽。后被家人救起。大理院认为,根据春阿氏口供,春阿氏因自杀而误杀亲夫,但疑点太多,案件真相待查。
  版本二:春英为文范氏所害。这来自春阿氏早期的口供。1906年8月9日《大公报》登载了该案的《命案供词及尸格照录》。春阿氏与春英在房中说起“白天看见范氏和普云二人的事情”(即私通,笔者注),文范氏因此想报复春阿氏,夜半用棍将其打昏。春英也死于文范氏之手。1906年7月30日《京话日报》报道称春阿氏因受刑讯,屈打成招,供称是其杀害了丈夫春英。据1906年8月4日《大公报》的报道,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出身暗娼的文范氏最为可疑,对年仅十九岁的春阿氏则报以极大的同情,加之文光上下运动、审官非刑逼供的传言和揭露司法黑暗的文字纷至沓来,一时间,“舆论均代为不平,报界亦争辩其事,莫不为春阿氏呼冤也”。但大理院经过查明,认为这是春阿氏故意捏造出来的情节,未予采信。
  版本三:杀人另有真凶,大理院官员刻意将之办为疑案。
  春英究竟为何人所杀,民国初年出版的实事小说《春阿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春阿氏与其姨表兄聂玉吉[6]两小无猜,春阿氏之母阿德氏与玉吉之母额氏是两姐妹。两人还曾为儿女约过婚姻,只是阿德氏对此事并没有额氏那样热衷。聂家家道中落后,阿德氏搬屋另住,春阿氏遂嫁与春英为妻。由于对玉吉念念不忘,加之在春英家中时常受气,春阿氏时常坠泪,心境凄凉,并企图自杀。玉吉得知后,表示要为春阿氏出气。案发当晚,玉吉要杀春英,春阿氏极力拦阻,被玉吉手中刀柄伤及额头。玉吉手起刀落,砍中春英咽喉,春英登时气绝。继而玉吉又要去杀文范氏,因声迹显露,遂借夜色遁去。春阿氏则把心一横,投入水缸自尽,后被闻声赶来的文光救起。春阿氏受审后,因受刑不过,加之平日文范氏待她刻薄,故曾供认说因与春英谈及窥见文范氏与普云有奸情,因此招致春英被杀、自己被棍殴至昏迷。此后多次提审春阿氏,春阿氏生怕牵连玉吉,遂一口咬定说案发当晚,她欲自杀,忽然春英醒转,因此一时心迷,扑在丈夫身上,以致刀口碰伤春英身死。春阿氏被拘押后,口供屡有改易。根据小说,从最先侦察此案的翼尉长官乌珍,到承审该案的刑部、法部和大理院全都知道玉吉才是杀人真凶,只是春阿氏口里不认有其人,更不认有其事,受尽了多少刑罚,她最后只说“情愿抵命”。既是如此,承审机关也就不再深究了。朝廷在清理积案的上谕中点名申斥春阿氏案久拖不决,大理院遂据春阿氏的口供对春阿氏作出了“监禁”的判决。春阿氏交由法部监狱关押,1909春天瘐毙,玉吉亦在春阿氏坟前自尽。
  这个故事比起前两个版本来,滴水不漏,且能自圆其说。小说正文前有写于民国二年(1913年)十二月的《马序》、冷佛《自序》、天僧的《题词》、市隐的《弁言》和编者的《钞本序言》。这五篇文字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该小说的纪实性与真实性。据查,小说的促成者与写作者均为当时的报人和小说家,[7]他们在办报和写作上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既是小说,就不能排除以实事为依托进行二度创作的可能性。审慎地看,疑点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找到小说版本即为案件真相的旁证,故无法将小说故事与事实真相完全等同。
  那么,春英究竟死于何人之手?对于这一关键性问题,当时任职大理院的孙宝在日记里曾有五处谈及春阿氏案,比较重要的有四则,现摘录如下:
  1908年1月28日:春阿氏一案,大理院承审者,于听辞察颜间,勘出隙窦,疑有伦纪之变,遂不敢深究,恐牵连多命也。李菊庄为余言之。
  1908年2月18日:……闻春阿氏一案情罪已露,牵累人命过多,且有巨公为之斡旋,不敢深鞫,欲办存疑,暂为结案。李菊庄云。
  1908年3月13日:昨有诏旨,申饬狱案之积压,指明春阿氏一狱听断逾年,犹未完结。于是正卿等茫无所措,派员数人,随同推丞商办,其能水落石出邪?噫!
  1908年4月21日:春阿氏一狱,闻以误杀定罪,其内容实有不可问者。盖人伦之奇变,果摘其伏横尸稿街者,不独春阿氏一人也。今终以含混决之,虽以大理院长官亦有所不得已。吾深知之,未可明言。{2}(P1133,P1144,P1154,P1170)
  大理院既已勘出“人伦之奇变”,案件真相本应呼之欲出;而“牵累人命过多”和“巨公斡旋”两大因素又使大理院官员们疑虑重重;该案最终以误杀之罪名办成存疑结案,皆出于大理院官员们的“不得已”。这四段闪烁其词的文字,间接道出了承审官员们心存顾虑与忌惮和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承审官员们何故如此呢?孙宝深知而又不可明言的是什么?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春阿氏案愈发显得神秘了。
  报道,传闻,各种消息,不完整的档案,看似完整但却无法印证的故事,欲言又止的日记,真相虽似一纸之隔,却又扑朔迷离。如果再加上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在今天,春阿氏一案的真相,似乎只能是一个永远的谜了。[8]
  不解之谜总是引人遐思。请你喝茶
  无论在事实层面上,还是在法律层面上,春阿氏案都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就事实而言,案件真相至今没有一个令人确信无疑的版本。第一个版本中,大理院认为春阿氏案可能另有真凶的推论对于探知事实真相来说,最具有启发性;第二个版本“春英为文范氏所害”已为大理院否定,可暂且放在一边不论。来自小说的第三个版本所述真相较能令人信服,也与大理院在判决书中声称的“别有下手之人”一点吻合,加上小说前面五篇证明小说真实性的文字,我们几乎就要相信小说所述即为事实真相了。但是,且慢,小说毕竟是小说。虽然我们不排除小说中故事的合理性,甚至凭直觉推测真相就是如此,但严格说来,在找到更有力的旁证之前,尚不能将两者完全等同。既然如此,作为读者,可以尽情享受当侦探的乐趣,为春阿氏案的真相虚构一个个可能的故事。而大理院不可能如此轻松。这起上谕钦点、舆论关注的疑案,因有“巨公斡旋”,而止步于真相将要显露之际,大理院必得再三思量如何推理,如何适用法律,才能对方方面面都交待得过去。相比同类案件,该案的结案难度可想而知。承审官员们必须施展他们老于刑狱的高超技艺,在既有的制度资源中找到最为贴近的处理方式。大理院在春阿氏案中所展示的疑案了结技术正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
  二、存案:含混而高超的技术
  春阿氏案发生于晚清新旧法律更替之际。但从判决的技巧与依据来看,并没有偏离传统司法的既定轨道,故而该案的审理必然具有传统司法的固有特点。当然,它又有其他案件所没有的时代特点。从官制改革前的刑部移转到新成立的大理院,该案跨越了新旧两种司法体制;从大环境上来说,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令朝野收回治外法权的欲望十分强烈,种种司法黑暗现象尤其是刑讯逼供和刑罚残酷备受主流舆论挞伐,亦为国人所共愤。在这种舆情之下,春阿氏案一旦被曝出有刑讯、酷刑等事,皆引起民众很大反响。这是该案在案情重大和悬疑难解之外,受到舆论和最高当局关注的重要原因。媒体的关注与曝光,使在传统司法体制中运作的疑案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无论是案情,还是司法官员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都一一展现,这对于揭示判决书的形成过程和司法官员的心理真相,无疑大有助益。因此,春阿氏案具有《刑案汇览》之类文献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首先,春阿氏案案情透明,是个不折不扣的疑案。它案发京城,系刑部现审的人命重案。这与地方审转至刑部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地方审转至刑部的重大案件,案件情节是可大做文章的领域,地方各级刑幕对之进行细致周密的剪裁,既可铸成铁案,又可使自身回旋有路。[9]换句话说,交至刑部的司法文书已经经过层层加工。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未经审转,春阿氏一案的事实真相受到污染的可能性大大减少。[10]更为重要的是,该案案发不久,即引起报界的关注,该案的进展、相关传闻以及司法文书频频见诸报端,这也使司法机关构建事实真相的自由度和随意性大大降低。
  其次,由于报界的集中报道,春阿氏案轰动一时,并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在推行宪政改革的当口,传统司法制度成为改革派攻击的重点,动辄被上升到是否有利于收回治外法权的高度,改革派也以此作为赢得朝廷支持和推动制度变革的重要策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朝廷与司法官员的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格外紧张,互动关系愈发明显。顾忌这些来自案外的压力,成为司法官员心理真相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官员们如何重构案件事实,如何进行法律推理,如何施展结案技术皆与此相关。
  承办春阿氏案的官员们无疑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春阿氏虽有口供,但“事无佐证”,而且春阿氏的口供历经几次翻异,前后皆不相同。即便其口供可信,其与事实又有诸多不符之处。更为重要的是,春阿氏杀夫的动机和杀夫细节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且存在诸多疑点。由于律例中并无关于疑罪处理的专门规定,对此疑案如何处理,确实令人头痛。司法官员们处理案件自主权的大小无疑与权力及制度所能提供的资源成正比。春阿氏案件有着一般疑案所不具备的极端情形:制度资源极为匮乏,权力关系极为紧张。在皇权、律令和舆论的共同挤压下,司法官员们被迫进入一个极为逼仄的空间。在这种情形下,司法官员们如何使判决“情罪相符”,并在皇帝与官吏的权力游戏中使自己全身而退呢?
  下面,我们先对大理院的判决书进行分析,看看判官们是如何了结该案的。[11]
  首先,大理院说明了处理春阿氏案的总体思路和方案。
  春阿氏案之所以历经年余尚未审结,拖成积案,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春英之死,只有春阿氏口供,而无其他佐证,基本事实不清。1908年3月13日,朝廷以春阿氏案为例,要求各级司法机关尽快清查积案。朝廷的催结上谕,对于正在为如何了结案件而头痛的大理院而言,既是压力,又是契机。根据这份判决书提供的信息,就在清廷的上谕颁布五天后,大理院正卿定成就如何速结春阿氏案向皇帝作了专门汇报。定成回顾了该案从步军统领衙门经刑部又转到大理院审理的过程,并提出了解决方案:由承审官员在规定时限内严加审讯,如果有别情发觉,自当据实推求;如果春阿氏始终坚执一词,则酌取现供会同法部拟议具奏。循此思路,大理院做出了两项承诺:其一是尽量追查真相,其二是在无法查知真相的情况下,根据现供结案。朝廷对这一方案表示了认可。朝廷上谕已发,能否尽快结案不仅关乎朝廷的体面,而且关乎朝廷在宪政改革中的形象,大理院作为新成立的最高审判机关,也迫切需要通过对个案的判决在司法审判体制中确立自身的地位。[12]只有尽快以妥当方式结案,才是万全之策。朝廷对审理方案的认可与支持,缓解了大理院的窘境。
  接着,大理院陈述了审理的过程和结果。任何命案,嫌疑人的口供无疑是破案最为重要的线索和证据。一个多月来,大理院各员司逐日提问,春阿氏“坚认委因在家受气,欲自行抹脖,以致刀口误碰伤春英身死,并无别情。”[13]对此,大理院提出了诸多置疑,[14]并指出春阿氏的供词“屡经变易,殊难深信”,但“逐层驳诘”、“迭加严鞫”之后,春阿氏“仍坚称委无他故。”[15]于是,大理院认定这就是春阿氏的最后供词。值得注意的是,就“碰伤春英”的关键细节,判决书中记录了春阿氏的三种口供:其一,春阿氏自杀时,心内发迷,持刀杀死春英;其二,春阿氏持刀坐在炕沿,春英挣起,脖项碰伤致死;其三,也即大理院最后认定的口供,春阿氏持刀在手,心慌足滑,向前扑跌,误伤春英致死。我们相信,既然春阿氏的口供前后屡有变易,可能不只这三种说法。这三种口供排列在一起,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大理院在追查真相方面已经尽心尽力了,最后的口供正是在大理院的不断质询之下形成的,也更加合理。这种刻意的排列,使旁人无从置喙。这样的口供与其说是大理院严鞫的结果,勿宁说是春阿氏和大理院甚至主要是大理院“创作”的结果。
  尽管如此,口供可疑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为此,办案经验丰富的大理院对于春阿氏案的可能真相作了大胆的推论:一是春阿氏对春英“挟有嫌恨”,二是“别有同谋下手之人”。大理院循此思路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屡饬传同文光家属及院邻人等质讯”,但却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查核各供,俱无实据”的结果令人失望。因此,大理院无奈地得出结论:春阿氏一案实在无法查清真相,方案一无疑是行不通了。既然不能“按律定罪”,而春阿氏又坚执一词,那么只能按照方案二,酌取现供结案了。
  接下来的奏折中,大理院并没有直奔主题,说明应该如何判案,而是对春阿氏案的特殊性和自身所面临的困境作了进一步剖析。大理院以十分自信的口吻声称:臣等查向来办是命案,非有自认供词,则必有尸亲或旁人为之质证,而后承审者可以层层追究,即本犯亦不得不一一供明。提讯知情者,分析案情,出于经验和职业直觉发现案件线索并进而破案,是刑狱之司应该遵循的工作流程。但春阿氏案与其他案件不同。因为包括尸亲在内的所有证人都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与证据。唯一可能知道真相的春阿氏又坚称春英是其误杀。至于杀人动机,几乎所有的证人证言都说明春阿氏并未对春英“挟有嫌恨”。那么,另一种可能性是“别有同谋下手之人”。大理院若能从春阿氏口中获取有价值的破案线索,顺藤摸瓜,真凶浮出水面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大理院声称遇到了麻烦:“犯系年轻妇女,尤未便加以刑讯”。按理说,大理院依法办事,只有合法不合法的区别,“尤未便”三字耐人寻味。《大清律例》虽未禁止对妇人刑讯,但春阿氏作为年轻妇女,当属矜恤之人。[16]而这,并不是大理院放弃刑讯春阿氏的唯一理由。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这牵涉到了晚清禁革刑讯的问题。清末官制改革前后,从张之洞、刘坤一到沈家本、伍廷芳均倡导缩小刑讯的范围并最终废除刑讯。[17]刑讯已久为西人诟病,甚至关乎能否收回治外法权,所以能否禁绝刑讯成了清廷的“面子工程”。本案案发不久,报界就已风传春阿氏曾受大非刑拷问,一时间,司法黑暗、刑讯逼供成了舆论批评的重点。而此时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未便加以刑讯”,以怀仁之举既澄清了刑讯逼供的丑闻,树立了大理院认真办案、不假刑求的公正形象,又以清廷能够意会的方式维护了清廷的面子,同时还让清廷碰了一个软钉子:既然不能刑求,案件只能到此为止了,不结也得结。此实可谓一石数鸟矣!既然大理院无法刑讯春阿氏,春阿氏的口供只能靠“逐日提问”、“严行驳诘”这样温和的方式来获得了。说到底,春阿氏案不能按律定罪,并不是大理院无能,而是案情过于特殊、制度资源缺乏所致。
  由于真相不明,事实不清,春阿氏杀夫案难以定性。大理院接着写道:以伤痕而论,则颇近于谋,而未得嫌怨之迹;以供情而论,则实出于误,而尚在疑信之间。春英身受刀砍,深至气嗓,[18]下手之人必有致其死亡的故意,但据证人的口供和实情而言,春阿氏并没有对春英下此毒手的动机;而若采信春阿氏的口供,则是误伤致死,可春阿氏口供前后翻异多次,真假难辨,而且无法解释先前提出的诸多疑问。在这里,大理院在案件定性问题上陷入了谋杀与误杀的两难困境。更为麻烦的是,世事难料,并不排除案件真相有另外的可能性,如果在春阿氏供词之外,另有其他因由,该案的判决将如何是好呢?对此,大理院总结道:不可不格外慎重。这一表白既是大理院承旨办事、深刻领略圣意的应有姿态,也是为自己留有余地的委婉说明。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承办案件的官员如果有失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春阿氏案是朝廷催办的案件,更不能有一丁点儿的差错。
  以“格外慎重”的态度来办朝廷钦点的案件,在案件事实不清、证据缺乏的情况下以现供结案,既出于不得已,又要冒着很大风险,这就是大理院当时所面临的法律困境与现实困境。好在朝廷业已批准了尽快结案、以口供结案的方案,因此,在拖了一年多之后,春阿氏案的审理终于有了转机。如果说此前大理院的工作重心是审明案件真相的话,那么上谕出台后,大理院的工作重心已转为尽快、妥善地了结案件,事实真相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于是,大理院安于真相难以查明的事实,提出比附“强盗”罪下例文“强盗无自认口供,赃迹未明,伙盗已决无证者,得引监候处决”,以“监候待质”来了结案件。
  最高审判机关的判决书自然不可能如此简陋。春阿氏的行为究竟如何定性?如何判决?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大理院必须穿越法律条文的丛林,找到一条最为切近的出路,做出周详的回答。且看大理院的妙判:  查核所供情节,系属误伤,尚非有心干犯。按照律例,得由妻殴夫至死斩决本罪,声请照章改为绞候。惟供词诸多不实,若遽定拟罪名,一入朝审服制册内,势必照章声叙,免其予勾,迟至二年,由实改缓;如逢恩诏查办,转得遂其狡避之计。且万一定案以后,别经发觉隐情,或别有起衅缘因,亦势难免追改成狱。臣等再四斟酌,拟请援强盗伙决无证、一时难于定谳之例,将该犯妇春阿氏改为监禁,仍由臣等随时详细访查,倘日后发露真情,或另出有凭证,仍可据实定断;如始终无从发觉,即将该犯妇永远监禁,遇赦不赦,似于服制人命重案更昭郑重。
  大理院详细分析了仅凭春阿氏口供结案的法律后果:若将春阿氏的行为定性为误杀,依清律为虚拟死罪,刑罚将为绞候,入于朝审后,将改为缓决;而虚拟死罪一旦逢恩诏查办,则可能被释放。[19]如此判决将可能会轻纵罪犯,违背了传统法律以命相抵的逻辑。大理院还担心:一旦将来发觉隐情,如果春阿氏并非杀人凶手、确系无辜的话,如此定罪,不仅畸重,而且错判,势必要“追改成狱”。无论是”追改成狱”,还是因此而再次引起舆论哗然,都会使清廷面上无光,大理院亦将难逃其咎。对这一层,判决中虽无一语涉及,但此中利害关系并不难意会。看来,“根据春阿氏的口供定罪”的方案显然是行不通的。
  正是因为不能定罪,所以只能以“监候待质”了结该案。大理院决定不定春阿氏的罪名,而是将其监禁,如果查出真情,则据实判决;如果始终无法发觉真情,则将其永远监禁。这一两全的判决在大理院看来,显然比定误杀罪、入于朝审致使春阿氏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的做法更为慎重。在引用例文时,大理院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大理院引用的例文是“凡问刑衙门鞫审强盗,必须赃证明确者,照例即决。如赃迹未明,招扳续缉,涉于疑似者,不妨再审。或有续获强盗,无自认口供,赃迹未明,伙盗已决无证者,俱引监候处决。”{3}(P383)查《清会典事例》,此例文为乾隆五年删改。{4}(P589)其中虽无“待质”二字,但据晚清律学家薛允升释曰:“不言待质,而待质之意已在其内。”其理由是“自系罪疑惟轻之意。”可能是由于“例文只云监候处决,并未叙明拟斩监候,亦未叙明监候待质”,援引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此例竟成虚设,据薛允升称,引用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5}(P422)刑部于嘉庆十六年一案的说贴中区分了“伙盗已处决”和“尚有首伙各犯未获”两种情况,提出“续获强盗既无自认口供,赃迹亦未明晰,伙盗又已处决,无从待质,若即行拟结,诚恐冤滥,故引监候处决,以明罪疑惟轻之义。如案内尚有首伙各犯未获,自应照监候待质之例监禁,俟逸犯就获后质明,照例办理”,申明“盗犯待质不必援引监候处决”,而改为监候待质。{6}(P523)这个成案在例无专条的情形下,推原例文之原意,提出了更为合理与细致的解决方案。大理院官员显然受此成案影响,比附例文并推原例意,为春阿氏案的最后判决找到了法律依据。
  大理院的判决合情合理,可谓考虑周全,无懈可击。如果再联系大理院已对真相有所察觉这一点来看,这份判决书远不止是意味深长,更是大理院精心设计的万全之策。
  据现有资料分析,该案在步军统领衙门进行了初审,未几即移交刑部。据1906年8月10和15日《大公报》报道,两宫曾“谕饬此案,务宜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刑部堂官亦郑重其事,审案于“司堂套间”内进行,“虽家丁皂役,一概不准内窥听”。1906年11月1日、11月21日《大公报》又说刑部堂官欲以谋杀亲夫罪定案,但因春阿氏口供“甚属支离”,承审各官“未敢遽行定案”。1906年11月6日官制改革上谕出台,官制改革正式展开。此后,与其他各部门一样,法部忙于人事安排与权限划分等事项。据1906年11月18日《申报》报道,在新任各司堂官到部任前,法部停讯了所有的案件。直到1907年4月13日,大理院才与法部办结现审案件的移交工作。春阿氏案应该就是在此时移交的二十七起旗民案件之一。[20]由此可知,春阿氏案在刑部审理期间并未获得实质性进展。据孙宝《忘山庐日记》所载,大理院承办春阿氏案后,在1908年1月前后“勘出疑有伦纪之变”,并可能“牵连多命”。而同一时间(1908年1月8日)《大公报》登载的《述春阿氏冤狱近情》则详细地叙述了大理院内部的审理情形:“案悬不决,物议滋多”,令正卿定成深感压力,他深疑春阿氏有谋杀情弊,要求承审员“速提研讯,务得实情”。案件主要由承审员汪忠杰、顾绍钧、文霈以五日循环进行轮审。汪忠杰素来圆通,“且善迎合”,“锻炼吹求,卒无真据实供,不过因春阿氏曾自认误伤,仍科以谋杀之罪,具折呈堂,欲成信谳耳”。顾绍钧本无成见,汪“遂煽惑其附己”。而另一承审官文霈则“不厌精详,侧击旁求,探本逐末,始知杀人者自有在,实非春阿氏柔弱女子所敢为所忍为也。”汪与文意见不同,急于结案的定成因此“颇不惬心”,又加派了两个司员李传治和王景两科员会同再审。[21]在这则消息中,提及曾经参与审理案件的许受衡为刑科推丞,顾绍钧、汪忠杰、文霈、王景、李传治分属刑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庭和民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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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冷佛.春阿氏(M).松颐校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来自北大法宝

{2}孙宝.忘山庐日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大清律例(M).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清)薛允升.读例存疑点校(M).胡星桥,邓又天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6}(清)祝庆祺等.刑案汇览(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7}徐忠明.办成疑案:对春阿氏杀夫案的分析——档案与文学以及法律与事实之间(J).中外法学,2005,(3).

{8}(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9}(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M).怀效锋,李鸣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11}(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M).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12}(清)汪辉祖.学治说赘(A).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樊增祥.客头孙恒高等保领犯妇车张氏判(A).高潮.古代判词选(C).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

{14}郑定,杨昂.不可能的任务:晚清冤狱之渊薮——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看法官责任与冤狱成因(J).法学家,2005,(2).

{15}(明)郑晓.今言(M).李致忠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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