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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新刑诉法证人出庭制度的若干法解释问题
【作者】 万毅【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证人出庭;直接言词原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文章编码】 1007-788X(2013)06-0001-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1
【摘要】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被誉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但由于立法者在立法思想上的相对保守以及立法能力和立法技术上的明显不足,新刑诉法确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证人出庭的范围、强制证人出庭的手段以及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等基本制度面,都遗留下了一定的缺憾和问题。由于我国司法现实的复杂性,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可能在实践中产生制度空转甚至制度反转效应,使得促使证人出庭的立法目的落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1169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微观视角(3篇)]主持人:万毅教授
  [主持人按语]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律总是遗憾之作,新刑事诉讼法也概莫能外。事实上,新刑诉法一经颁布,部分条文旋即引发论争甚至批评,其实施过程中亦凸显诸多问题。但立法永远无法解决司法的问题,更多地应诉诸法解释的途经予以解决,而不是动辄修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长期以来习惯于围绕立法活动进行宏大立论,对于法律解释的技术问题殊少关注,尤其是缺乏将一个“恶法”解释为“良法”的共识和能力。基于此,笔者近年来力倡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坚持两条研究路线—“技术的路线”和“法解释学的路线”,希冀将宏观问题微观化、价值问题技术化,力图通过法律解释学的运用,使刑事诉讼法学真正成为一门解决实践问题的“实学”。由于笔者的上述认识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注重问题意识的办刊宗旨高度契合,遂有了“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微观视角”这个专栏以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三篇“法解释学”论文。读者或可从中体味到“法解释学”一贯的主张: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当转变只注重理论建构、宏大叙事的“屠龙术”风格,更多关注刑事诉讼法条文的解释适用、微观操作等“针线活”,由此方能实现刑事诉讼法的技术理性,构建刑事程序法治化的微观基础。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被誉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的确,证人不出庭、书面证言滥用,已被公认为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痼疾”之一。本次刑诉法修改对症下药,在立法上明确了证人出庭的范围,加强了对证人的保护,这对于敦促证人出庭作证以及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立法者在立法思想上的相对保守以及立法能力和立法技术上的明显欠缺,新刑诉法确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证人出庭的范围、强制证人出庭的手段以及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等关键环节,均遗留了一定的问题和缺憾。由于我国司法现实的相对复杂性,这些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很可能在实践中经由时间和空间的发酵,而形成一种制度“空转”效应,使得促使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目的完全落空,甚至出现证人“依法不出庭”等制度“反转”效应。正是基于此种忧思,本文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围绕证人出庭制度的若干基本问题,包括证人出庭的范围、强制证人出庭的手段以及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等展开初步探讨,以揭示现行法律规定的弊端,探讨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方法和策略。
  一、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
  从证据法理上讲,要求案件的所有证人都出庭作证,既不经济,亦无必要。因此,立法上构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目的,并非旨在让所有证人都出庭,而是敦促那些重要的、关键性证人出庭作证。对此,新刑诉法第187条明确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根据该条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2)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3)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具体而言:
  一是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这意味着法律授权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享有一定的程序处分权,即,只要控辩双方未对证人证言明确表示异议,则书面证言亦可使用。之所以将控辩双方同意(无异议)作为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之例外,在控辩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允许传闻证据的使用,是因为“按传闻法则的重要理论依据,在于传闻证据未经当事人之反对询问予以核实,乃予排斥。惟若当事人已放弃对原供述之反对诘问权,于审判程序表明同意该等传闻证据可作为证据,基于证据资料愈丰富,愈有助于真实发现之理念,此时,法院自可承认该传闻证据之证据能力。”{1}换言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设立,旨在保障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而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又是为确保双方当事人的反对诘问权或曰对质权而设的。既然控辩双方[1]本身对使用书面证言并无异议,那么,可视为当事人已放弃了对该证人证言的对质权,则该书面证言自然可在法庭上使用。对此,即使明文采行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治国家,在立法上也是予以认可的。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26条规定,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之陈述,经当事人于审判程序中同意作为证据的,法官可以承认该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这意味着,只要当事人无异议,证人可以不出庭,其书面证言可作为裁判定案的基础。
  二是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换言之,只有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证人、关键证人,才需要出庭作证。但何谓“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立法上语焉不详。新刑诉法出台后,立法机关曾经就此撰文解释道:“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包括直接目击案件的发生,是案件主要甚至唯一的证人,对于印证其他可能定案的证据具有重要意义等。既包括单独影响定罪、量刑,也包括既影响定罪,也影响量刑。”{2}406但这一解释仍然比较模糊,笔者认为,司法实务中在具体操作时可以借鉴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曾经要求对于那些关系到死刑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事实、关键事实,必须达到“结论唯一”的证明标准,而在针对哪些事实属于死刑案件的重要事实、关键事实时,该《规定》第5条第二款明确指出:“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二)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三)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四)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五)被告人的罪过;(六)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七)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显然,上述七项事实就属于关系到死刑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事实、关键事实。笔者认为,这七项事实不仅是关系到死刑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事实,也是关系到所有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事实。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_上述七项事实视作判断证人证言是否“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标准,即,凡是证人证言涉及到上述七项事实的,都可视为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进而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三是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立法上设立证人出庭制度的目的,还在于确保法庭核实证据、查明案情,作出正确的判决。因此,在哪些证人应当出庭的问题上,承担审判职能的人民法院自当享有一定的裁量、酌处权。问题在于,所谓“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与前面两个条件之间究竟是并列关系,还是选择关系?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的解释:“根据本款规定,证人证言在同时符合三个条件的情况下,证人应当以出庭的方式作证。”{3}据此,上述三项条件之间系并列关系而非选择关系,只有在同时符合三个条件的前提下,证人才应当出庭作证。
  新刑诉法的这一规定,明显背离了之前司法解释的既有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所确立的方案。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第1款曾明确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二)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依据该条规定,所谓“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与前一项规定即“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之间,是选择关系而非并列关系。换言之,即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只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仍然可以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这一内容在2011年8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再次得到重申,该《草案》第186条第1款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该条款中的“或者”一词表明,前后两者之间是选择关系,只要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证人就应当出庭作证。但在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通过后,我们突然发现,立法者对上述条款进行了文字调整,草案原本采用的选择式表述方式,在正式案中被改为了并列式表述方式。由此,人民法院丧失了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裁量权,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必须同时具备三项法定条件,即使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但若公诉人或被追诉方无异议,证人也无需出庭作证。法理上该当如何评价这一立法调整和转向?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这是因为:
  首先,从客观效果来看,立法上采取并列式表述,要求证人出庭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客观上使得证人出庭的条件趋于严格,证人出庭的范围被进一步压缩,在司法实务中将导致证人出庭的比例降低。而这与本次刑诉法修改旨在敦促证人出庭作证的修法目标南辕北辙。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立法上严格了证人出庭的条件,可能使得证人不出庭现象在新刑诉法下取得合法地位,证人不出庭,将不再是违法行为,而是合法行为,从而产生“证人依法不出庭”、“证人出庭违法”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司法悖论。
  其次,这一立法调整和转向,在客观结果上对被告方是不利的。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证人出庭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只要被告方不表示异议,证人事实上就无需出庭作证。但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刑事辩护率极低,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并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而在辩护律师缺席的情况下,缺乏法律知识的被告人其实很难对证人证言表示出恰当的异议,如此一来,被告人很可能就会因此而丧失对该证人证言的对质诘问权。原本在被告人未对证人证言表示异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仍可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从而在客观上使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得到保障和实现。而根据新刑诉法第18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丧失了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的权力,一旦被告人不明确表示异议,法庭就将依据书面证言定案,而这对于缺乏辩护律师帮助的被告人而言,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再次,这一立法调整和转向,违背了法官依职权调查原则。在完全的当事人进行主义诉讼模式下,是当事人而非法官主导证据调查程序,通知哪些证人出庭作证,完全由控辩双方自行决定,法官既不介入证据调查过程,也不自行调查取证。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在庭审阶段引进了部分对抗制因素,却并未完全采行当事人进行主义,而是维持了职权主义为主体的审判体制,尤其是保留了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原则,允许法官在对证据有疑问的情况下,依职权启动证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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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林俊益.传闻法则之研究[M]//刑事证据法则之新发展.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
{2}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406.
{3}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编.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22.
{4}张军,江必新,胡云腾.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1):223.
{5}龙宗智.进步及其局限—由证据制度调整的观察[J].政法论坛,2012(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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