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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关系问题研究
【作者】 曾志滨【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犯罪记录封存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2
【页码】 33
【摘要】

社区矫正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都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新制度,两种制度在实施措施和效果上的差异导致实践中出现将社区矫正与犯罪记录封存互相排斥的做法。应当从两种制度的目的和性质来理解和解决这些差异。社区矫正机构是实施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定主体之一,但仅在执行期间和结束后履行封存和保密职责,而不能以此为由影响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履行社区矫正职能。减少矫正措施对犯罪记录封存效果的不利影响应当由社区矫正机构通过完善未成年人矫正措施体系来解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4107    
  一、问题之提出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二百七十五条创建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对于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同时,进一步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目前,全国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为2.05万人,约占我国社区服刑人员总数的3%。{1}
  根据对法律的理解,社区矫正和犯罪记录封存应当共同适用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但如何认识和执行两种制度,实践中存在一种认识,认为基于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规定,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社区矫正应当服从于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采取的社区矫正措施也应当予以“封存”,甚至出现为了保护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隐私”,检察机关“阻止”社区矫正机构执法的情形。{2}实践中的做法和认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认识,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二、问题之表现:基于两种制度实施措施关系的探讨
  实践是法律的生命,制定出来的法律既来源于实践,又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措施可能会对犯罪记录封存产生排斥效果,从而影响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目的的实现。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只有一条共两款,内容过于原则,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实施措施。各地一般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或意见,如江苏省高院联合十二部门制定了《江苏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实施意见》、天津市高院出台了《天津市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暂行)》、深圳市中院等四部门联合制定了《深圳市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等。分析各地的实施办法或意见可以发现,地方细化犯罪记录封存的操作性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犯罪记录封存决定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及时作出封存决定,送达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刑罚执行机关。也有些地方认为,人民检察院也属于决定主体,主要对作出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的档案记录决定封存。这种做法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将相对不起诉与有罪判决同等对待,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精神。二是明确实施主体和程序。封存决定作出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对侦查记录、审查起诉案卷、审判案卷和刑罚执行案卷进行封存,放置专门的地方由专人保管。三是明确法律后果。犯罪记录封存后,封存机关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证明,但法律规定的除外。四是明确协调机制。犯罪记录封存后,有关的教育、人事、民政、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团体等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其中,刑罚执行机关是犯罪记录封存的主体之一,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后,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将犯罪记录封存并交由专人保管。各地通过制定实施办法,积极探索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制定出台统一的实施细则,使其更具可操作性是健全这一新制度的发展方向。爬数据可耻
  对未成年人执行刑罚可以分为执行监禁刑罚和非监禁刑罚。由于执行监禁刑罚的未成年犯管教所相对封闭和独立,采取犯罪记录封存措施更容易实现。但由于社区矫正执行的公开性和社会性,对未成年人采取社区矫正措施则可能会削减犯罪记录封存所要达到的效果。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总结,对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做法,社区矫正机构主要通过执行禁止令、审批外出和变更居住地等措施来加强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通过定期到社区、学校进行核查、定期或者不定期要求未成年人到社区矫正机构汇报情况、要求定期参加公益劳动等加强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但无论采取哪种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措施,都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或者需要社会的协助,这就必然会将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拥有犯罪记录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可能使犯罪记录封存的效果荡然无存。对两者实施措施分析可知,社区矫正机构承担着教育矫正和监督管理职责,在采取矫正措施时必然会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有关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是由于履行法定职责所产生的结果,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却是基于要保护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信息而设计的。在执行中,社区矫正由于要采取积极的行为,会减损甚至消除犯罪记录封存所要达到的效果,从而可能使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无法实现法律目的。实践中出现的社区矫正应当服从犯罪记录封存的做法,正是对两种制度实施措施之间的关系认识存在困惑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从对未成年人最直接的效果上看,犯罪记录封存是对其最有利的保护制度,因为依照实践中的某些做法,只要符合封存条件,那就意味着社区矫正措施也应当在“秘密”中进行,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就可以以此为由选择性地参与社区矫正活动。但这与社区矫正的性质和目的相违背,也不利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真正回归社会。
  三、问题之认识:基于两种制度目的关系的探讨
  两种制度都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新制度,对两种制度关系的认识,应当从制度设计的目的出发,厘清所要实现的目标和价值。措施只是实现制度目的的一种手段,应当服务于制度的目的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对两种制度具体实施措施之间的关系有更为准确的把握。
  社区矫正2003年开始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六省(市)进行试点,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经过十多年的试点试行,2010年《刑法修正案(八)》和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其法律地位。一般认为,社区矫正是刑罚理论从报应刑转变为目的刑的一个制度成果。{3}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自试点试行以来,一直坚持将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目的。执法机关通过监督管理、教育矫治、帮困扶助等工作,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同时为其提供技能培训、帮助解决生活困难等措施,使社区服刑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从而减少重新犯罪率。由于未成年罪犯多属初犯、具有可塑性强等特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一直就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对象。对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采取适宜未成年人特点的矫正方式和措施,如未成年人应与成年人分开进行社区矫正,建立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未成年人成长特点的工作人员参加,社区矫正机构可以协调有关部门为未成年人就学、就业等提供帮助,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承担抚养、管教等义务,等等。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采取特殊的方式和措施,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有效措施帮助未成年罪犯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促使其悔过自新的同时,也帮助未成年人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
  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研究,肇始于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关注和重视。国外存在着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主要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罪犯的犯罪记录从档案中销毁,以完全消除犯罪行为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在我国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改造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4}但从我国国情和现有法律制度出发,2012年创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从法律上理解,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或者消除社会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歧视观念,使失足未成年人不会因为过去的犯罪行为而影响就业、生活等。众所周知,由于我国固有的社会文化观念,罪犯往往会被标签化,可能伴随一生而影响个人的生活、工作。这对未成年人影响尤其重大,因为未成年人一般为偶犯、初犯,往往出于对法律认识不足或者冲动等因素而导致犯罪,未来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如果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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