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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论德国未成年人收养最大利益原则及界定标准
【作者】 朱晓峰【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收养;最大利益;界定标准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2
【页码】 68
【摘要】 在未成年人收养过程中,如何平衡保障各方权益,是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德国,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在经过实现收养人之意志、社会救助等基本原则和核心目的之后,现行《德国民法典》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标准确定为未成年人收养制度的首要原则。以该基本原则为核心,法律实践主要从被收养未成年人当前所处的境况、收养人的一般资格以及特殊资格等方面,来判定未成年人收养是否合乎最大利益原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4111    
  
  未成年人收养制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法律制度,在不同的法律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目的。在中国,《收养法》为未成年人的收养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法第2条规定:“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德。”这实质上是确立了未成年人收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对于这一原则如何具体落实,该法并未有进一步的规定。这种制度规范的缺失,恰恰可能导致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目的无法落实。为弥补该法存在的制度缺失,有必要通过比较法的考察,来探寻国外在未成年人收养制度方面是如何通过具体操作规范的设计,来保证法律基本原则和预设目的的实现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德国为例展开,来探讨《德国民法典》中未成年人收养的基本原则及实现保障。
  一、最大利益原则的确立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德国民法典》未成年人收养制度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法律目的曾经表现为两个:一个是实现收养人自己的意志与利益;另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纳入未成年人收养法律实践中的社会救助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关注重点由抽象的个人主义及抽象的财产关系向现实的人转变,具体并且真实的人的充分实现,逐渐成为法律的首要目的。{1}这也意味着,被法律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那些具有自主意志的权利主体,欠缺自主意志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也是需要被平等对待的。因此,在确立未成年人收养制度与相应的具体规则时,被收养人利益的保障与实现也需要被法律充分顾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德国于1976年通过改革《德国民法典》中的收养制度,确立起了至今依然适用的未成年人收养时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即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标准与有望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间形成父母子女关系标准。{2}
  (一)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
  《德国民法典》第1741条第1款第1句规定:“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收养的基准。”该准则于1976年首次被当作未成年人收养的前提性要件而被纳入到收养法中。在这里,通过该法律条文以及该规定本身所处的地位而需要被强调的是,未成年人收养应该是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而进行,而非如前述《德国民法典》形成当时所强调的,收养制度的首要目的是服务于收养人的利益。{3}虽然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为基准的当代德国未成年人收养制度,能够容忍收养人在实施收养行为时也可以同时具有自主的收养动机,但是这些不是为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动机,完全不构成当代未成年人收养制度存在的合法性论证基础。{4}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保障为基准还意味着,因社会背景的变革而得摄入未成年人收养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目的,认为未成年人在家庭中长大成人为已足的观点,并不足取。于此更重要的是,为了未成年人的成长,应当在未成年人收养行为发生时确定,他被收养之后所处的成长环境应该比收养前的环境有显著改善。因此,为了使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能够实现,收养必须能够改变被收养人在收养前所处的生活环境,以使一个明显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人格健全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被期待。{5}依据一般生活经验的法则,最大利益所涉及的情形是非常广泛的,它既包括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发展、性格的培养、行为举止的学习和职业培训等所涉及的情形,也包括为了形成一个自我负责的和集体性的人格,而必须完全一般性地促进未成年人的发展与培养所涉及的事项。{6}另外,财产性利益也属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保障所要考量的内容,但是当这种财产利益与抚养所涉及的人格利益、教育与培养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格利益等优先于财产利益。{7}
  (二)有望形成父母子女关系
  收养的宗旨不仅在于确立法律上的关系,而且也必须形成事实性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在已生效的《德国民法典》中是没有争议的。法律明确规定收养关系当事人间有望形成父母子女关系,实质上意味着,收养人与被收养人间事实上必须形成那种普遍性的存在于亲生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亲近关系,或者通过确定的情形与收养主体间能够被外界知晓的意愿,使得这种关系的形成能够被期待。{8}依据德国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所阐述的,对此的判断标准是,遵循存在于亲生父母与其未成年子女之间的一般性关系而定。{9}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741条第1款第1句关于“有望形成父母子女关系”的要求,审理法院必须确信,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能够建立父母子女关系,如果对此存在合理的怀疑,则依据前《德国民法典》第1754条第2款第2项的规定,关于未成年人的收养请求只能被拒绝。{10}
  德国学者认为,法律实践将“有望形成父母子女关系”这一事实构成作为未成年人收养的前提,目的是从事实层面界定收养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在实践中,具体收养案件内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否已经存在或者能够被期待其将会形成,取决于收养人是否担当了父母的角色,并且履行了正常情形下应由未成年人之亲生父母所应负担的责任。因此,实践中确定收养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标准并决定是否同意收养申请,首先需要明确收养人与作为被收养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是微乎其微还是非常悬殊。{11}虽然德国法律实践中并不存在明确限定收养当事人之间年龄差距的规定,但是依据一般的生活经验却可以确定一个大致的年龄界限。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满足在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有望形成父母子女关系这一前提,并不意味着收养必然符合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
  二、最大利益原则的判断标准
  对于哪种情形下未成年人的收养涉嫌违反最大利益标准,德国法律实践中主要确立这么两条标准:一个是普遍性的存在于德国法律实践中的有权收养未成年人的收养人类型;一个是在收养未成年人时是否符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这一宗旨的一般性判断标准。
  (一)收养人的主要类型
  1.《德国民法典》规定的基本类型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741条第2款的规定,有权收养未成年人的权利主体,整体上可归结为三种:一是未婚者的收养,该类主体仅能单独以自己的名义收养未成年人;二是已婚夫妻的收养,他们仅能以夫妻的名义共同收养子女;第三种是对于前述第二种的补充,该种情形内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婚姻共同体中的一方可以单独收养对方的子女,就是说使继子女因为收养而成为收养子女,另一种是在婚姻共同体一方因为无行为能力或未满21周岁而不能收养子女的情形下,共同体中的另一方也可以单独收养未成年子女。
  2.《登记生活伴侣法》的新近发展
  2005年通过修改而予适用的《登记生活伴侣法》,部分地承认了登记生活伴侣有权共同收养未成年人。因为依据该法第9条第7项,登记生活伴侣关系中的一方可以收养对方当事人的未成年子女,或者如第9条第6项所规定的,其有权收养他人的未成年子女。需要注意的是,该法第9条第7项第2句规定的登记生活伴侣对对方当事人未成年子女的收养,仅限于其亲生的未成年子女,对已被伴侣对方收养的未成年子女,则不得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742条{12}的规定而由其再行收养。{13}这实质上意味着,登记生活伴侣不得如夫妻一样共同收养未成年人。由此来看,登记伴侣关系与婚姻关系在涉及未成年人收养时,存在显著差异的是伴侣双方是否有权共同收养未成年子女。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两者之间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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