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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论修宪权的界限
【英文标题】 Restrictions on the Power to Amend a Constitution
【作者】 豆星星【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修宪权;制宪权;自然法;实定法
【英文关键词】 power to amend a constitution; power to make a constitution; natural law; positive law
【文章编码】 1008—4355(2006)01—0003—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
【页码】 3
【摘要】

修宪权并非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客观上存在着内在和外在界限。修宪权的界限体现在受宪法基本精神与原则、自然法和国际法的制约,以及修宪权在实定法上的约束。

【英文摘要】

The power to amend a constitution is by no way absolute, which is, objectively, restricted both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hile amending a constitution, people are restricted by the fundamental spirits and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natural law,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sitive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3038    
  修宪权是否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客观上是否存在界限是现代宪法学理论中长期有争论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修宪权界限否定论”和“修宪权界限肯定论”两种理论。笔者认为,修宪权并非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内在和外在界限。
  一、修宪权界限的两种理论
  (一)修宪权界限否定论
  主张“修宪权界限否定论”的学者们认为,只要按照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宪法的任何内容都可以修改,不受任何原则或程序上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即使宪法上有禁止修改的规定,也可成为修宪的对象。其基本理论基础是:宪法和一般法律一样都是国家的意志行为,既然国家的意志可以变化,那么体现其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内容也要随着发生变化。具体的理论依据是:一是否认宪法规定之间效力的差异。“否定论”认为,宪法规定之间的效力是相同的,不能区分不同宪法规定之间的效力;二是认为制宪权是一种法外的力量,不可能限制宪法规定的修宪权运用,修宪权实际上是国家最高的法定权力;三是不承认宪法变迁的现实与制度;四是否定自然法对修宪权的限制功能,认为现实制度下对已超越界限的修宪活动无法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等。在实践中,也有少数国家的宪法规定修宪权的行使没有限制,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239条第7款规定:“为消除疑虑,兹特宣布,咨询会议(议会)以增补、变更、废止的方式修改本宪法的任何条款的权力不受限制。”笔者认为,“修宪权界限否定论”是缺乏合理性的理论主张,有可能导致以所谓的合法方式推翻宪法体制的后果,无法保持宪法运行的稳定性与开放性。特别是这一理论已不符合现代各国宪政实践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
  (二)修宪权界限肯定论
  “修宪权界限肯定论”认为宪法修改活动在客观上存在不同形式的界限。从现今各国宪法学说看,多数国家的宪法修改理论普遍承认修宪权的界限,“修宪权界限肯定论”是主流。国内外大多学者认为,宪法的某些内容属于立宪主义的根本精神或者是宪法产生与存在的基础,不可动摇,所以要禁止修改。我国的宪法学者普遍认为宪法修改是有限制的。如张庆福教授认为“肯定论”比较可取,他指出:“修改宪法不是重新制定宪法,是在宪法原来基础上的变化,是在原来基础上改去不适用社会发展的条文或者不适当的条文,使其更能适用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动摇了原来的宪法的基础,那就不是修改宪法,而是重新制定宪法。”{1}韩大元教授认为,“从权力位阶上看,修宪权低于制宪权,要受到制宪权的约束。修宪权是先天应受到限制的权力,其本身并非可以任意行使的权力”{2}。我国台湾学者林纪东、马起华、许志雄、陈铭祥等亦持“修宪权界限肯定论”。如许志雄、陈铭祥认为:“修宪权是由有效支配的实证宪法所赋予,其效力得自宪法,因此修宪权可说是国家权力的一环(修宪的机关必为宪法下的国家机关)。此与制宪权是人民外于宪法所享有的、不受实证宪法所拘束之权力的性质大不相同。修宪权既然得自宪法,在理论上即属于人民保留的事项,与宪法可说有从属关系:制宪者得就修宪的条件———主体、程序与限制等———明文定于宪法中,修宪机关须受其约束。”{3}美国学者如沃尔特.F.墨菲(Walter.F.Murphy)、斯蒂芬.麦西多(Stephen Mace do)、塞缪尔.佛里曼(Samuel Freeman)和约翰.罗尔斯(John Row ls)等亦持“修宪权界限肯定论”。沃尔特.F.墨菲指出,修宪权应该受到下列限制:(1)宪法内容的限制(Textual Limits):如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应被看作是对国会法令的限制,因为第一条修正案明确指出国会不得制定废止以下列举的自由;(2)语义上的限制(Semantic Meaning):指对于修改、重构、取代或抛弃宪法的基本精神;(3)标准化的限制(Normative Constraints):标准化的限制根植于宪法中,是对修宪权的限制,任何把政体改变成独裁政体,不允许广泛的公民自由,都是非法的,不管其是否严格按照修宪程序和获得广泛的支持;(4)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限制(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因为宪法前言包含了树立正义的目的,也因为美国传统与独立宣言根植于国家宪法之中,人的自然权利成为约束政府官员的标准。这样,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得到了美国高级法的认可和保护{4}。斯蒂芬.麦西多认为,宪法比其他的规定更具有根本性,违反宪法基本自由的修正案整个的推翻了宪法,是不可想象的。在麦西多看来,基本的自由有:第一位的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平等保护的自由,公开审判的自由,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取得证人的权利等等。所有此类自由是对一个自由与理性政府的基本要求。因此,任何剥夺这些自由修正的不是对宪法的修正,而是革命。最高法院应该认定此类修正无效{5}。塞缪尔.佛里曼也认为,“没有思想、言论、讨论的自由,宪法与政府本身的公共理性是不可能存在的。主权人民试图为了其它的原因,放弃这些自由而修正宪法,不是对宪法的合法修正,而是‘宪法自杀’、‘毁灭了民主社会的根本’。用十八世纪的话来说,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天赋的人权。”{6}
  “修宪权界限肯定论”的理论基础是:从基本原理上承认制宪权与修宪权的区别,把修宪权理解为制度化的制宪权,受制宪权价值的制约;承认宪法规范体系的不同层次性,即宪法规范体系中存在上位规范与下位规范;宪法价值存在统一性;承认自然法对宪法规范产生的影响等。从世界各国的宪法规定看,不少国家的宪法都明文规定了宪法修改的限制,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宪法修改限制的国家,在实际上也都承认宪法的根本精神的不可动摇性,宪法的基础不可改变。学者们在论述修宪权的界限时基于不同的理念与认识,其理论形态是多样化的。一般讲,修宪权行使的界限主要体现在:宪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约束、自然法的约束、国际法的约束和实定法制约。
  二、修宪权的界限
  1.宪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约束任何一部宪法都有其称之为“宪法之宪法”的根本精神。宪法就是依据这种根本精神制定的,宪法的条文均以此根本精神为基础,根本精神保证宪法的统一。因此,宪法的根本精神不能成为宪法修改的对象。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根本性规范,是一国法律规范体系最高的规范,而其体现的则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立国的基本精神,是一国调整社会关系,确认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根本准则,是根本不容动摇的,如果动摇了基本原则,就是动摇了立国之本。修改宪法不是重新创制宪法,是在宪法原来基础上的变化,是在原来基础上改变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条文或者不适当的条文,使其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触及宪法的根本精神和原则,动摇了原来宪法的基础,那就不是修改宪法,而是破坏宪法。如果宪法修改超过这个界限,则无异于废止旧宪法而制定新宪法。美国的政治哲学家、宪法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即使是严格按照宪法修改程序来修改宪法,也要受到一些限制。这些限制有:宪法内容的限制,宪法,尤其是《权利法案》中规定的核心自由权的限制,宪法意图和目的的限制等等。”{7}“修改宪法的主要目的是调整、扩大、改善和纠正宪法,不是破坏宪法的结构或者说违反宪法的根本精神,否则,那无异于‘宪法崩溃’或‘宪法革命’,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破坏了宪法的结构,或者说违反了宪法的根本精神的宪法修改是无效的。”{8}德国学者施米特(Schm it)指出,宪法修改权与宪法制定权不同,它是在宪法精神的范围内,将宪法中的个别条款加以变更、附加或补充的权限。施米特(Schm it)将宪法条文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得修改的条文,称为“宪章”(verfassung),一种是可以修改的条文,称为“宪律”(verfasungsgesetz)。根据德国学者K.哈森的观点,作为宪法的实质的“核”,即宪法的民主及法治国家的基本秩序是不能修改的。其基本理论基础是:宪法是国家秩序的基础,其内容体系应具有权威性、持续性与稳定性,不能修改所有的内容;从修宪权的性质看,它是制宪权的制度化,应服从宪法的“根本规范”价值体系,不能成为改变宪法规范性质的依据;宪法规范中存在不同层次的规范等级等。宪法制定权非受之于法,而是产生于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决定了国体为共和或帝制,政体为民主或独裁。而宪法修改权不是产生于“力”,而是受之于法。力制定了宪法,再以宪法授予某个机关以修改宪法的权。如果宪法所创设的权(宪法修改权)竟然破坏宪法的基本精神,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所以,修宪机关即使按照宪法规定的修改手续,改变宪法的基本精神,把共和改为帝制,把民主改为独裁,在法理上是行不通的。
  2.自然法精神的约束
  自然法源远流长。《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自然法是这样定义的:“哲学家和法学家所用的术语,通常指人类所共有的权利或正义体系。作为一般承认的正当行为的一组原则,它常和国家正式颁布及由一定法令施行的‘成文法’形成对照”{9}。自然法在发展演变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都有些共同的特征或基本的观点。台湾学者马汉宝对之作了归纳,他说:“各时代自然法学家有共同之处,可说在于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所适用之行为规则并不限于国家和政府制定之法律。国家所制定之行为规则之外,尚有性质更为普遍之行为规范,适用于一切的人而非只适用于某一个人、某一时间或空间内之某一社会。此等人类行为规范并非由任何人所创制,而系根据有理性(reason)的人之基本需要而存在着;故人凭借其理性即得察知之或认识之。此等规范形成一切个别行为规则之泉源;并构成批判一切人为规则之内容为善为恶、公平与否之标准。换言之,自然法学者可说无不承认有一种较高法或理想法之存在,以为实证法之终极根据;同时此等学者亦可说无不相信绝对的价值,无不追求绝对的正义。”{10}
  自然法学家特别重视和强调法律存在的客观性和同一性,认为不同国家和时代的不同法律,都有着共同的客观基础(或根源)和共同的价值目标。这就是人的本性和规律,就是理性,就是由正义所综合的一系列价值目标,如自由、平等、秩序等。正因为如此,自然法学家特别重视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价实在法。
  自然法最早经古希腊思想家提出后,以后的各代自然法学者就将它作为是与人定法(实在法)相对立的一个概念,认为它是根本的法律,且高于人定法,是人们判定世俗法律优劣的尺度和标准。“一项更高级的法律(a high law)支配常规立法的观念,乃是一渊源极为深远的观念。在18世纪,此一更高级的法律通常被认为是上帝之法、自然法或理性法。”{11}人定法要受到自然法的指导和制约,如果不符合自然法,则是无效的。自然法先验地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是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任何人的,是永恒不变的。立法活动不过是去发现既已存在的自然法,阐释自然法。古罗马法哲学家西塞罗指出:“实际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即正确的理性———是符合自然的,适用于所有的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法用它的命令召唤人们履行其义务,根据它的禁令,阻止人们做错事。……它不会在罗马制定一项规则,在雅典又制定另一项规则,也不会朝令夕改。只有一种法,永恒不变的,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并且,过去如此,将来依然如此”{12}。自然法是正义的本源,平等的化身,它或者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或者是人类理性———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的体现。自然法学者们关注的是自然法做为正义、平等和理性的化身与人定法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为人定法确定一个价值标准和理想模式。他们“主要是探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例如政治、道德和宗教观念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主要研究法律本身的内容和形式”{13},通过评价法的价值,研究法律与正义、理性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给现实法提供了一种批判的武器和理想的图景。
  法律不仅仅表现为多数意志的反映,多数意志仅体现为一种程序合理性,这种“程序合理性”应该服从于一个更高的实质合理性,即法律应是普遍合理性。它不是公共意志,而是公共理性。约束立法本身的是一种神圣的特质:正当性、合理性和正义性。立法的权能不是统治意志的工具,而是对一般法理的确认。本人认为,这种正当性、正义性和合理性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被包含在人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内:正义的法律应是对人性之美的弘扬和对非人性之恶的制约。一方面,法律由作为自然性主体的人来制定,法律应体现人的价值,人是法律的价值主体;另一方面,人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此时,人处于主体“客体化”的地位上,这表明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天然地以人性为基础,而人性却并非天然地只是主体性的基础,它也是人作为特殊客体的基础”{14}。立宪与修宪活动在本质上说也是立法活动,是创制实在法的行为。这种行为不是没有限度的,应当基于理性、树立正义、保障自由,受制于自然法精神。
  3.国际法的制约
  国际法是国家在交往中形成的,主要是调整国家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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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张庆福.宪法学基本原理(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3—234.

{2}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286.

{3}许志雄,陈铭祥,等.现代宪法论(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391.

{4}Charles A. Kelb ley, Pane I, The 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Are There Limits To Constitutional Change? Raw ls On Comprehensive Doctrines,Un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And The Basis Of Equality, Fordham Law Review,2004, pp.1504—1505.

{5} Charles A. Kelb ley, Pane I, The 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Are There Limits To Constitutional Change? Raw ls On Comprehensive Doctrines,Un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And The Basis Of Equality, Fordham Law Review,2004, p.1511.

{6}Charles A. Kelb ley, Pane I, The 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Are There Limits To Constitutional Change? Rawls On Comprehensive Doctrines,Un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And The Basis Of Equality, Fordham Law Review,2004, p.1516.

{7} Charles A. Kelb ley, Pane I, The 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Are There Limits To Constitutional Change? Rawls On Comprehensive Doctrines,Un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And The Basis Of Equality, Fordham Law Review,2004, pp.1504—1505.

{8} Charles A. Kelb ley, Pane I, The 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Are There Limits To Constitutional Change? Rawls On Comprehensive Doctrines,Un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And The Basis Of Equality, Fordham Law Review,2004, p.1511.

{9}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569.

{10}马汉宝.自然法之现代的意义(A).社会科学论丛(第17辑)(C).

{11}(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185.

{12}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55—56.

{1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8.

{14}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69.

{15}周鲠生.国际法(上册)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0.

{16}(英)J.G.斯塔克.国际法导论(M).赵维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69.

{17}(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1.

{18}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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