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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环境犯罪客体研究
【作者】 樊芸旭【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环境犯罪;客体;环境权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5)04―0093―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4
【页码】 93
【摘要】

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国内学界形成了几种学说,但都值得商榷。基于环境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特殊性,在研究环境犯罪的客体时,应坚持两分法的观点,一方面承认环境本身具有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该结合现实,认清通过刑法手段保护环境利益时,其承载利益的主体应当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单元:个人、组织、国家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2413    
  一、刑法之客体
  我国刑法理论中最早引入客体概念是在民国时期。民国刑法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所指向的人或物。其客体相当于现在的行为客体。
  李斯特的法益论严格区分了刑法意义上的保护客体与行为客体,以杀人罪为例,具有生命的他人的身体作为外在的客观存在,属于行为实际能够直接指向的对象,即行为客体,而人的生命属于价值评判的对象,不能直接感知和触摸,是作为法益保护的对象,即保护客体。对于李斯特的客体划分,我国学者陈兴良认为这是一种过于哲理化的逻辑,按照李斯特的观点,行为客体属于事实范畴,法益属于价值范畴,在此前提下李斯特认为作为保护客体的法益属于不受因果法则支配的对象。{1}
  笔者较同意陈兴良教授对李斯特观点的评价。依照常识,法益的侵害往往是最直接的,这也是目前刑法立法的一个出发点,即保护法益不受侵害。我国近代以来的刑法经历了借鉴苏俄到德日的过程,在早期对于行为客体和保护客体并未做明确的划分,而是将犯罪客体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作为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应用于刑法中,显现出空泛性的缺陷。
  1978年以后,犯罪客体经历了去政治化的过程,从质疑社会关系说到提出社会利益说、法律关系说,最终形成了利益说,张明楷认为犯罪客体实质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即犯罪客体的内容应当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法益),不宜表述为社会关系。{2}
  二、环境犯罪客体之辨析
  基于上述论述,环境犯罪的客体理应是刑法所保护的一种法益,但是我国学者往往受到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仍然在社会关系层面讨论环境犯罪的客体,比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将环境犯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社会管理秩序一章中,因此环境犯罪侵犯的客体应是国家对环境的社会管理制度,这种观点已与如今刑法所提倡的“法益说”脱节。
  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六种观点:{3}(1)公共安全说,环境犯罪侵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2)环境保护制度说,即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制度;(3)双重关系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4)复杂客体说,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犯罪同时侵犯了人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环境权,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犯罪侵犯了国家环境资源保护制度、公民的环境权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5)环境法益说,该观点将环境法益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相比前面几种主张突出了环境犯罪客体的独立性;(6)环境权说,环境犯罪侵犯了国家、组织、公民的环境权,但是对于“什么是环境权”存在概念模糊的缺陷,而且环境权在实体法中并未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以上六种观点都难以准确概括出环境犯罪的客体。
  第(1)项的公共安全说的片面性在于单纯地认为环境犯罪侵害了人的利益,这与环境形势是不符的。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在遭受了工业革命造成的大气、水、土地等环境资源污染之后,就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出了“公共信托”、“环境权”等理论,举办了诸如斯德哥尔摩会议等环境保护的会议,这些行为都显示了环境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人类不能仅仅将环境资源作为掠夺的对象,更应该对环境抱有“尊重”的态度。另外,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也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对环境本身的重视,承认其具有独立的价值。
  第(2)、(3)、(4)项的观点属于依托传统刑法客体理论提出的观点,无论是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为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等,都显现出概括性太强、缺乏操作性、表述模糊性的缺点,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客体应当准确、直接地指向法益,法益的载体也应当具有明确性,“制度”、“关系”等抽象的词汇不具有利益承载的主体资格,本身也难以理清是何种利益,何谈刑法保护。社会关系本身是马克思政治学理论着重讨论的一个概念,我国将之应用于刑法是受到前苏联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刑法理论逐渐转向研究德日刑法理论,正是在这种去政治化的背景下,以张明楷等为代表的刑法学者才提出了犯罪客体的“法益说”。笔者认为,环境犯罪作为刑事犯罪的子部分,理应与刑法整个体系保持一致,离开“法益”探讨环境犯罪的客体,没有任何意义。
  第(5)项的环境法益说和第(6)项的环境权说似乎较为合理,但是这两种观点也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关于环境法益说,将环境利益作为“法益”(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保护,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具体什么是环境利益,利益享有的主体是人还是广义上的物,不得而知。如果环境利益的享有主体归结于“人”,一方面否定了环境本身的价值存在,另一方面显示出环境利益提出的不必要性,因为我们大可直接根据影响环境的因素,有针对性地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人的各项权益的保护即可,如生命权、健康权;如果环境利益的享有主体归结于“物”,即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等环境因素,则易导致法律关系中利益主体的泛化,毕竟法律在传统意义上研究人类社会并对人类社会秩序加以规范,但是当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了关于环境犯罪的条文时,表明刑法调整的对象指向了环境本身,可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追究环境犯罪的混乱,如何将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可能是探讨环境犯罪客体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6)项的环境权说,一定程度上为环境利益纳入“法益”的范围提供了可能性,这样说并非笔者认为基于环境权的权利主体为国家、组织、个人,所以环境利益的享有者为国家、组织、个人,进而只要我们将环境权在法律中加以完善,环境利益就可以上升为环境法益,而是认为环境权的权利主体可以被认为是环境利益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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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兴良.犯罪客体的去魅——一个学说史的考察[J].政治与法律,2009(12):91.

{2}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81.

{3}皮勇,刘俊.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客体及其危害结果问题[A].生态文明的法制保障——2013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C].2013:560-56.

{4}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2000(6).

{5}陈泉生.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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