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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环境权利理论、环境义务理论及其融合
【作者】 徐以祥【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分类】 环境法学【中文关键词】 环境权;环境义务;环境责任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
【页码】 24
【摘要】 环境法是为解决环境问题而诞生的,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和公共性决定了为保护个体和群体利益为目标的狭义环境权在实践中的功能有限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种主体改变行为模式,需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公民美德的发扬复兴,这决定了环境义务理论在环境法中的重要地位。确认环境义务理论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环境权理论应当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环境权理论的研究首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转向,从而发挥出环境权理论对促进环境义务履行和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功能。只有环境权理论、环境义务理论的协调和融合,方能发挥法学对转变各种主体行为模式的功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2366    
  
  环境权利理论,简称环境权理论,在我国环境法学界被视为最基础、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核心”、“基础”、“基石”、“基本范畴”、“基本理论”、“理论基础”等种种针对环境权的称谓,都显示了环境权在学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1]环境权在立法上和司法上保护不力被许多学者视为中国环境保护不力、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立法确认环境权并带动环境权在司法中的切实保障,被视为解决中国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重要法律路径。[2]正是居于环境权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重要意义的判断,环境权理论成了环境法学领域最为长盛不衰的理论。针对这一主题,众多著名的环境法学者都针对这一理论发表了论文。[3]然而,虽然在理论界环境权理论一直处于风头浪尖,但在立法和司法中却相对较受冷落,不管理论界如何热情呼吁,立法和司法实践却始终对这一理论保持谨慎的态度。针对实践和理论距离越拉越远的现实,针对环境权理论的质疑和冷思考也暗流涌动,甚至有学者提出用环境义务或环境责任理论替代环境权理论的观点。[4]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验学科,如果一种理论成为了学者们的自说自画,难于在实践中落地生根,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一法学理论和正当性和必要性。环境权理论对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应当被环境义务理论或环境责任理论所替代?如果不能替代,环境权理论与环境义务理论的关系应当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分别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的核心是环境权理论和环境义务(责任)理论的关系问题,是困扰中国环境法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将对这一议题进行梳理,并阐释环境权和环境义务理论对中国环境立法和司法完善的重要意义。
  一、对环境权理论的批评和置疑
  针对环境权理论的热潮,学者也并非总是赞同的声音,许多研究对环境权理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质疑和冷思考,这些质疑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受到质疑
  虽然环境的重要性与环保的必要性不容质疑,但环境的重要性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环境权能够作为一种独立权利而存在。“正当利益不等于权利,一项新权利的证成除了利益或需求的正当性之外,还必须具备‘权利可能性’(符合权利的特点,能够以权利的方式得到调整与保护)和‘创设必要性’(有成为独立权利的必要,非此不足以保护该利益)。”[5]首先,从权利创设的可能性分析,环境概念的模糊性、环境需求的多样性与环境利益的复杂性、环境客体的整体性等问题都是环境权作为一个清晰、明确、可操作的实体性权利的确立的障碍。环境问题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但与消费者保护、劳工权益保障等社会问题相比较,环境问题又具有其自身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环境问题涉及到科技背景和风险;第二,环境问题涉及广度的利益冲突和决策权衡。[6]从第一个角度来说,由于环境问题往往涉及科技问题,一种环境污染的危害可能是经年累月方被发现,而究竟有何风险,本身也是一个科技问题。由于科技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环境决策面临着一个“决策于未知之中”的困境,即在环境风险不明确之前,即要对相关问题进行决策,这种决策于未知之中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诉诸于自然法意味的、绝对的抽象环境权。从第二个方面来说,由于环境问题不仅涉及财产权利益、环保利益、营业自由等诸多利益的冲突,还涉及到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的冲突问题,即使在环境问题内部,也有不同环境价值的冲突,这种环境问题容易引发广泛的利益冲突的特征,要求在决策的过程中作利益衡量或轻重缓急次序安排,通过政治过程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绝对性的抽象权利来解决相关问题。
  其次,从权利创设的必要性来看,环境的重要性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只是论证了环境利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并非任何重要和必要的利益都需要并能够以法律权利的方式来进行保护。把环境保护的不力简单地归因于环境权的缺失,并认为一旦确立环境权即可有效地推动环境保护的观点在理论上不周延,与现实也不符合。从理论上分析,环境保护不力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环境权的缺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象许多环境权论者所主张的那么重要。从实践的角度观察,环境权确立与否与环境保护的水平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一个国家环境法治的水平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建设的体系性和有效性,而并非抽象的环境权的确立与否。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像德国、美国、英国等环境法治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宪法中并没有规定环境权。在宪法中载入环境权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其环境法治的水平和环境保护的水平却并不尽如人意。[7]因为,环境法治的水平并非简单地取决于是否规定了抽象的环境权,而是取决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具体制度,环境执法和司法的效能水平。美国、德国等国家虽然没有在立法层面直接规定抽象的环境权,但通过具体的制度建设和司法实践保障了环境法治的高水平。相反,许多在宪法层面规定了抽象环境权,但因为缺乏有效的具体制度建构,在司法中也无法对环境进行有效地保护。当然不能说抽象的环境权对环境法治有负面的作用,但可以肯定地说,抽象的环境权对环境法治及环境保护水平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二)权利路径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路径
  用环境权的伸张抵制环境恶化具体到操作层面为:在法律上设定权利—权利主体主张权利—国家机关或其它组织救济权利。这种“设定—主张—救济”的路径不可能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无法实现对环境的有效保护。首先,即使环境权已经得到充分的立法确认的情形下,也难于保障一切环境受害者充分主张的权利都得到了司法机关的有效维护,因为环境问题具有潜伏期长、损害无法补救、侵害主体无法确定化等问题。[8]其次,假定一切环境受害者充分主张的权利都得到了司法机关的有效的维护,环境也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因为存在着可主张的环境权小于实际发生的环境侵害,可能主张的环境权小于环境侵害,对环境侵害的赔偿(也可再加上国家对环境侵害者的处罚)不足以实现对环境的恢复等情形。[9]
  而且,过分地强调权利的重要性非但不能解决环境问题,还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环境问题。地球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美好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公众公用物,这两个特征决定了解决生态环境的必须从生态保护的整体性的要求,需要最终通过公共精神的培养,公共利益的促进来实现,完全诉诸以个体和群体利益为内核的权利理论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目前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及生活方式已违反了生态环境规律,超出了生态环境的限度。因此,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模式是人类需要真正地改变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及生活模式。但是,到目前为止,目前人类解决生态环境的思路基本是非整体性和非根本性的,各自为战、掩耳盗铃式的污染转移是一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常规思路。从早期法律要求工厂烟囱的高度,到后来的产业转移,直至最近通过电动汽车把污染从汽车转移到发电厂,这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路径与整体性、根本性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路径是背道而驰的。这种于事无补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与环境权的过分的强调有着一定的关联性。环境权的主张和保护是服务于个体或群体的利益的,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人们从个体和群体的利益洞穴中抽身而出,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而改变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环境生态保护的本质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共事业。过分强调环境权的结果使得主体只关注自己环境权是否得到了保障和实现,而不关注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从而,使得环境问题从环境权保护高标准的人群和地区向环境权保护低标准的人群或地区转移,环境问题只是改变了表现的方式、时间和地点,并没有得到有效根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污染和垃圾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从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不发达地区,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一直在轰轰烈烈地上演。一场由权利路径所支撑的“我害人人,人人害我”故事还在不停的演绎。
  二、环境义务理论的引入和证成
  针对环境权理论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困境及不足,环境义务理论作为一种对环境权理论的替代和补充近年来被一些环境法学者所主张。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环境义务论的提出和发展
  环境义务,就是社会关系主体所负有的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目的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环境行为的约束和限制。[10]环境义务论者认为,要想保护环境以实现人类的持续生存与繁荣发展,必须对人类的自然开发利用行为进行规制,鼓励环境友好行为,更重要的是约束和限制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11]我国的环境义务理论的力倡者有徐祥民先生及其弟子。在早期,环境义务理论的提出时从人类环境权理论出发进行推导的,根据人类环境权理论,环境是整体的地球环境,人类是集合概念的人类,环境权人类对于整体环境的权利是不可分的,将环境权分为个体的环境权或当代人、后代人的环境权的思路都是错误的。环境权作为新型的第三代人权,与传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不一样。其只能依靠各义务主体主动履行义务来实现。通过立法确定环境权,并在法律上普遍设定环境义务,是实现环境权、同时实现对环境的有效保护的唯一出路。因而,人类环境权理论,虽然出发点是环境权,其理论的落脚点却回到环境义务理论。这一理论发展到后来,人类环境权理论逐渐淡出,直接强调环境义务理论,刘卫先博士就直接主张,所谓后代人权利理论的本质是每一个人的普遍的保护地球环境的义务,本质是环境义务。
  (二)环境义务理论的立论基础
  环境义务理论的倡导者认为,环境义务理论的确立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理由:[12]第一,环境问题的生态性特征决定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只能走义务路径。在生态学上,地球环境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整个地球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其中又包含无数个小的循环生态系统,把这一整体性的生态系统分割为若干主体的权利客体与保护地球这一整体性的生态系统的目标是不相符的,正确的路径是所有主体都为保护地球这一生态系统承担相应的义务;第二,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的本质是预防和应对环境风险,而预防和应对环境风险的主要法律出路是走义务路径。根据风险社会理论,[13]环境风险是在工业社会系统地伴随着财富的社会生产而必然产生的,系统的、往往是不可逆的风险。面对这种具有不确定性和科技未知性的环境风险,“责任伦理已成为普遍性的伦理原则”,按照这种责任原则,要求每个人在实施行为之前首先要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美好远景的预期,而且要预测和考量行为的风险和后果。这种责任原则的本质是义务原则,即要求相关主体承担相应的义务来预防风险;第三,现代环境法的独特使命决定了其应以义务为核心。现代的环境法不仅仅强调对损害的救济和环境的治理,更强调采取法律手段保护环境以使其免遭损害,强调通过规制和其他手段来对环境问题进行全过程的治理,因此,通过对相关主体设定法律义务,并通过责任机制的保障来推行有效的措施和政策,是现代环境法的重心所在,而不是对环境权进行救济和补偿。
  除了以上三个重要的理由之外,环境义务理论还有一个被忽视的立论依据。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公共精神和美德的发扬光大,而不是每个人自私的逐利行为,即需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民美德的复兴和落地生根。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民美德的复兴,离不开义务理论的支撑,在一个善治的社会中,为环境公共利益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
  三、环境权理论的转向
  (一)环境权理论是否已经散失其价值?
  针对环境权理论的种种批评之声,包括客体的难于界定、权利内容的不明确、对现实环境法治和环境保护的实效有限等如此种种、似乎已经将环境权理论打入冷宫,不免让人产生环境权理论对环境法学和环境保护已经基本无价值的判断,环境权理论是否真的已经散失其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纵观各种对环境权理论进行批评的理论和观点,不管其是否明确的表明其所批评的对象,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批评的指向主要面对的是抽象概括的、以拥有为本位的环境权。正是这种抽象概括的、以拥有为本位的环境权,面临着环境权理论批评者所声讨的种种问题。西方各国环境权理论的发展脉络显示,早期对环境权的讨论主要是从人权、基本权等抽象和概括意义上讨论,但在种种入宪的努力失败后,环境权的讨论转向了具体的、通过具体环境法律法规来界定的各种环境权。抽象概括的、以拥有为本位的环境权理论虽然衰落,但通过具体环境法律法规来界定的环境权的讨论和实践一直在发展。例如,通过环境资讯法的确立,确立了公众环境事务的参与权、环境信息公开请求权;通过相关噪音标准的确立和立法规定,确立了公民的安静权;通过规划标准的建立,确立了公民的采光权;通过公民诉讼条款的规定,确立了公民对环境事务的广泛的公益诉讼权等。这些具体的、通过具体法律法规确立的环境权,推动了环境法治的发展,提升了环境保护的水平。
  在讨论环境权时,不可忽视狭义环境权(Environmental right)和与环境有关的权利(Right to Environment)的区分。就前一个意义来讲,环境权是指公民在良好环境中享有一定环境品质的权利,这是一种生态的、审美的、精神的、实体的权利,是一种以拥有为本位的权利。而广义的环境权是从功能意义上进行界定的,指一切与环境有关的环境权,不仅仅包括狭义的生态审美意义的环境权,而且包括环境公众参与权、环境知情权、环境诉权等等权利的集合。实际上,环境保护的提升和环境法治水平的提高,仅仅依赖于狭义的环境权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具体立法去确认的各种具体的与环境有关的权利,在环境法治和环境保护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承认环境保护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公共政策,环境立法的应当为各种主体设定环境义务的前提下。通过具体法律法规来确立具体的环境权对环境法治和环境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具体的立法确认界限和内容清晰的环境权,可以激发公民个体保护自己环境权益的行动,通过这种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行动推动环境保护的发展。从公共政策的发展和环境义务的履行来看,仅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监督、议会的监督等政治程序的力量,在推动环境义务的履行方面具有其局限性。因此,通过赋予公民环境权,特别是赋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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