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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邪教自杀案件的刑法分析
【英文标题】 The Criminal Observation of the Suicidal Case Committed by the Heretics
【作者】 卢勤忠【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邪教;自杀;邪教组织人员
【英文关键词】 heresy;suicide;heretic organizers【文章编码】 1001—2397(2002)06—0109—05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2年
【期号】 6【页码】 109
【摘要】

邪教组织人员相约自杀中的组织者、策划者构成故意杀人罪;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散布迷信邪说,蒙骗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绝食、自残、自虐等行为,应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论处;迫使、帮助邪教组织人员自杀的和散布迷信邪说教唆他人自杀的,应构成故意杀人罪;邪教组织人员以自焚、自爆或者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英文摘要】

The heresy cult chieftain who gathers together and instigates its believers to commit suicide is actually in commitment of intentional homicide.Any one who organizes and employs the heretic cult to spread heresy and superstition doctrines,deluding its believers and some other relevant members to engage themselves to strike hanger,to practice autonomy and self—torture shall be penalized for the crimes of organizing,and employing heretic cult and superstition which cause the deaths.Any one forcing and helping to instigate the heretic believers to commit suicide or spreading heresy to seduce others to commit suicide shall be penalized as intentional homicide.The heretic chieftain who himself commits self—cremation,self explosion or imposing endangerment on public security shall be punished as the crime jeopardizing public secur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627    
  从目前邪教犯罪案件的发生情况来看,自杀占有较大的比率。如美国大卫支派教集体自杀,我国“法轮功”组织人员因修练“法轮功”而发生上千件自杀案件。对于这种自杀案件的定性是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且容易混淆的问题,本文予以理论上的分析。
  一、邪教组织人员相约自杀的处理
  在相约自杀案件中,如果相约自杀的各方均自杀身亡,当然不存在刑事责任问题。邪教犯罪案件中,有的邪教组织人员因受邪教的蛊惑为实现所谓的“圆满”、“升天”或恐惧末世来临而相约进行自杀。刑法理论上经常讨论的是发生在恋爱中男女双方或夫妻双方自杀行为的定性。对于这类情形,通说的观点是,虽然相约自杀的行为对各方起到精神支持作用,但由于客观上没有教唆、帮助或诱使行为,因此,自杀而没有死亡的一方不应对他人的死亡负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1}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自杀未逞方可能因先行行为的作为而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比如,双方相约自杀,一方实施自杀行为之后,另一方忽然反悔而不实施自杀行为,此时,如果对实施自杀者的一方有作为义务和作为能力而不予以抢救甚至阻拦抢救致使先自杀一方死亡的,行为人应负刑事责任,构成故意杀人罪。这种先行行为就是参与者的相约自杀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坚定、加强了参与者共同自杀的意志,把每个参与者的生命置于将被毁灭的境地,这种先行行为是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前提。{2}
  邪教案件中的相约自杀行为,与恋爱中男女双方或夫妻双方相约自杀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自杀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前者各自杀者之间一般并无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基础,相约者之间发生联络的基础是出于某种精神信仰,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的精神信仰,相约者之间一般不发生联系;而后者各自杀者之间有以实现共同生活为目的的基础,相约者之间发生联络的基础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有的恋爱中的男女双方甚至在恋爱过程中发生越轨行为,造成女方怀孕或流产,事实上产生一种社会公德需要的义务,虽然这种社会公德不是法律义务,但刑法理论上有时也承认这种社会公德可以作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3}而在夫妻相约自杀中,夫妻之间的扶养、救助义务是法律义务,其不作为义务来源并非先行行为而引起的义务。这与邪教自杀案件完全不同;
  第二,自杀人数不同。前者可能是二人相约自杀,或多人相约自杀,从目前发生的案件看,多人相约自杀较为常见。而后者往往只是二人相约自杀,这是由于恋爱或婚姻这种特定关系所决定的;
  第三,自杀目的不同。前者自杀者自杀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所谓的“圆满”或“升天”。而后者自杀的目的是因为个人某种愿望不能实现(如父母不同意婚事)或遭遇某种挫折或夫妻之间发生矛盾、纠纷,对生活心灰意冷或矛盾难以解决而产生轻生的念头。
  首先,就第三点区别看,自杀目的的不同并不影响自杀行为的基本性质,因此,自杀目的可不作为自杀行为定性时所考虑的因素。所以,在此先作说明。其次,就第一点区别看,因为邪教相约自杀者之间并无恋爱中男女双方或夫妻双方之间的关系,所以用社会公德或法律义务难以解释这种不作为义务的来源,我们认为,邪教犯罪中的相约自杀只能用先行行为作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因为邪教相约自杀者由于相约而致自杀者于危险境地,未得逞者在遇其他自杀者有抢救希望时负有积极抢救的义务(国外刑法对此称为有保证人的义务)。这种自杀具体有两种情形:一是其他自杀者也实施自杀行为,而行为人突然反悔而不实施自杀行为。这种情形中行为人一般具有抢救能力,如能救而不救,以不作为故意杀人论处应无疑问;二是其他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而行为人也实施了自杀行为,但因为自杀行为程度较轻,未达致命的地步,此时,未得逞者若无能力抢救当然不属于不作为。但如果有能力抢救而不抢救或阻碍他人进行抢救,也属于不作为故意杀人。
  再次,就第二点区别看,因为邪教相约自杀者往往有多人实施,如果其他人因实施自杀行为而处于危险境地,只有一人未得逞,未得逞者有能力对其他人实施抢救而未抢救的,属于不作为故意杀人。但如果自杀未得逞者有多人,该如何认定?理论上对此鲜有论述。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一概作为不作为共同杀人处理,要根据不作为的构成条件和未得逞者的具体能力而定。因为不作为的构成有三个条件:一是行为人负有特定的应尽义务;二是有能力作为;三是发生了危害结果。其中未得逞者的作为能力是在此值得予以关注的。自杀未逞者有多人时,如果他们均有能力抢救其他自杀者而未予抢救,构成不作为共同故意杀人;如果有部分人有能力抢救其他自杀者,有部分人无能力抢救其他自杀者,只能对有能力抢救者以故意杀人罪处理,而对其他无能力者不能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处理。有能力者与无能力者之间不能构成不作为的共同故意杀人。
  邪教组织人员相约自杀中,多有组织者、策划者。2001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二》)第9条规定,组织、策划邪教组织人员自杀的,依照刑法232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根据该规定,对于邪教组织人员相约自杀中的组织者、策划者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如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中,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的罪名对4名“法轮功”涉案人员刘云芳、王进东、刘秀芹、刘葆荣提出指控,而法院最后以故意杀人罪定性,应该说法院的定性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已不是“蒙骗”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自杀,而是组织、策划“法轮功”练习者实施自焚。虽然这种行为方式发生在相约自杀中,但因有组织、策划行为,所以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二、诱骗邪教组织人员自杀的处理
  对于利用迷信邪说诱骗他人自杀,理论上有两种观点:
  肯定说的观点认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其中所持的理由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所有诱人自杀的行为,都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理所当然,对利用封建迷信诱人自杀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4}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利用封建迷信诱人自杀的行为,应当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应该承认,在中国的一些人口中特别是在某些文盲、半文盲的农民中间,封建迷信还有一定的市场。如果以杀人为目的,有意识地利用封建迷信和被害人对自己的的信赖,编造谎言,诱人自杀,那就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而不能一律不定为故意杀人罪。{5}
  否定说的观点认为,对于诱骗他人自杀的,应当具体分析。只有当欺骗行为导致被害人对自杀行为产生了误解以致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自杀或者欺骗行为所捏造的事实能使被害人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足以导致其悲愤欲绝或完全丧失生活信心和勇气的,才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所捏造的事实并没有使被害人误解自杀行为的性质或者不足以引起被害人完全丧失生活信心,就不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对于以封建迷信诱骗他人自杀的行为,这种情况并不会使被害人感到生活绝望,由此引起的自杀并不违背其本意,故对欺骗者不能定为故意杀人罪。{6}
  笔者认为,利用迷信邪说诱骗他人自杀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而区分故意杀人罪与其他罪的关键又在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在利用迷信邪说诱骗他人自杀的案件中,如果行为人的目的是通过蒙骗对方的自杀行为来达到自己杀人的目的,即“借刀杀人”,对于诱骗者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诱骗者只是蒙骗他人实施绝食、自残、自虐等自害行为,主观上并无杀人的目的,由于过失而出现了死亡的结果,对其只能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论处。因为1999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规定,刑法300条第2款规定的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是指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散布迷信邪说,蒙骗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绝食、自残、自虐等行为,或者阻止病人进行正常治疗,致人死亡的情形。对于该规定应理解为诱骗者对于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出于过失。
  应注意的是,诱骗者对于诱骗他人实施绝食等自害行为是故意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诱骗他人实施绝食等自害行为,但对于发生死亡的结果是过失的。如果诱骗者诱骗其他人实施绝食是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应该属于故意杀人罪。因为从法定刑看,刑法300条第2款规定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7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法定刑明显地比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要低。
  三、迫使邪教组织人员自杀的处理
  对于一般人员逼人自杀是否一律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理论上存有争议。大致是两种观点:一种是“无限制说”。认为行为人凭借某种权势或与他人的特殊关系,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类似方法,故意造成他人心理和精神的极大恐惧,致其自杀的行为,是一种情节恶劣的故意杀人行为,应按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这种观点意味着凡逼人自杀的,一律按故意杀人罪论处。{7}另一种观点是“有限制说”。认为对于逼人自杀的情况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只有那些主观上具有故意杀人的目的,客观上实施的威胁行为足以使他人感到走投无路而不得不自杀的,才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不具有杀人的故意,或者其行为不足以引起他人自杀的,就不构成故意杀人罪。{8}
  但是,由于上述观点都是出现在我国新刑法规定邪教犯罪之前,所以,它们都未对利用邪教组织,散布迷信邪说,胁迫他人自杀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进行讨论。不过,按照前一种观点,凡逼人自杀的,都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由此,可认为利用邪教组织,散布迷信邪说,胁迫他人自杀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罪。而按照后一种观点,利用邪教组织,散布迷信邪说,胁迫他人自杀的,如果客观上实施的威胁行为还不足以使他人无选择余地而不得不自杀,就不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我们认为,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它们均没有区分一般的逼人自杀与散布迷信邪说逼人自杀的界限。一般的逼人自杀中,行为人采取的“胁迫”手段,应该是指采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如果行为人以揭发个人隐私或损害他人名誉相威胁,造成了他人自杀的后果,不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即使采用了暴力手段,逼人自杀的,也并非一概定为故意杀人罪。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行为人采用暴力手段致人自杀的,只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而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因此,在一般的逼人自杀中,行为人主观上应该具有故意杀人的目的,客观上的威胁行为使他人无选择余地而不得不自杀的,才能定为故意杀人罪。如某甲因婚外恋,欲摆脱其妻,不听其妻规劝,当其妻表示如不听劝告则死在某甲面前时,某甲反而认为有机可乘,变本加厉逼其妻自杀,其妻忍无可忍,当场吞服敌敌畏,某甲也未进行抢救,以致其妻死亡,对某甲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而在邪教犯罪案件中,迫使邪教组织人员自杀所采用的“威胁”手段,并非是暴力或暴力相威胁,而是采用散布迷信邪说来逼人自杀。对于采用这种方法的逼人自杀,应该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这由该种案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为利用邪教组织,散布迷信邪说逼人自杀虽然未采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手段,但它与采用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对自杀者精神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同样都控制了自杀者的精神状态,使得自然者无从其他选择,只能选择自杀。自杀者已失去了个人行为的意志自由。邪教组织往往通过散布迷信邪说,制造“末日来临”等恐怖气氛,使得教徒的精神完全受到控制,而只能选择自杀。这实际上也是利用邪教,“借刀杀人”的一种表现。所以,虽然利用邪教组织,散布迷信邪说逼人自杀者并未采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手段,但同样构成故意杀人罪。《解释一》4条规定,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胁迫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自杀的,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四、教唆邪教组织人员自杀的处理
  对于一般的教唆自杀是否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在刑法修订前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其一,教唆他人自杀的行为,应当直接定故意杀人罪。因为教唆自杀的行为实质上是借他人之手达到杀人的目的{9};其二,教唆自杀的行为不应定故意杀人罪,而应类推定罪。在教唆自杀的场合,毕竟是由被害人自己的意志决定自杀的,同违反自己意志被他人杀死有所不同。因此,定故意杀人罪是不妥当的。在必要时应采用类推的方法,比照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判刑;{10}其三,对于教唆自杀的行为,情节轻微的,一般不宜作为犯罪处理。需要处理的,可以按类推原则,以故意杀人罪类推处理。{11}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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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70.

{2}赵秉志.侵犯人身权权利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6.

{3}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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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赵秉志.侵犯人身权权利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34—35;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分则篇)(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6.

{15}苏惠渔.刑法学(M).上海市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12.

{16}赵秉志.侵犯人身权权利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41.

{17}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70.

{18}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473—474.

{19}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P35.

{20}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472—473.

{21}刑事审判参考(M).2001(7),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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