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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公诉案件立案标准新探
【作者】 李玉萍【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疑案 立案 立案率 证明标准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6
【页码】 69
【摘要】 疑案不立、立案率低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案阶段的两大问题。究其原因,除立法上的不足及司法实践中的操作不当外,主要是由于通说所采用的立案标准不科学。我国刑事立案阶段不宜继续沿用“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而宜采用“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标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9574    
  重庆市一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受到刑讯,后死亡。但死因有争议。死者的母亲四处申诉。经全国人大监督,重庆市第一检察院受理了此案,初查中权威专家鉴定认为:死者可能系服毒自杀,也可能系外伤(刑讯)致死。该检察院遂以不能确定系刑讯致死为由,不予立案。无独有偶,湖北省某市几年前也发生了一起案件,死者为一建筑商,正值家庭美满、事业得意时,突然一日从该市最高建筑物上坠落而死。死者家属疑为他杀,请求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以不能排除死者系自杀或意外死亡为由不予立案。
  这两起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件却有许多共同点:首先,两起案件都是非自诉案件,而司法机关也没有立案。其次,两案的处理理由相同,其法律依据均为我国刑事诉讼法86条前半款的规定,即“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而这两起案件中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更不能确定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当然,也没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不存在及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再次,这两起案件的处理均引起了争议;最后,这两起案件实质上触及的是一共同问题,即在立案阶段应如何处理疑案,由此伸展开去,便是我国的立案标准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疑案不立”现象辨析
  在我国,在立案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疑案一般按“疑案不立”的原则处理。[1]“疑案不立”原则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的:
  其一,我国刑事诉讼法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的材料应……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该条前半部分被认为是“疑案不立”的法律依据。但是,该条是从正反两方面界定立案标准的,即什么情况下应当立案,什么情况下不应立案。但是该条文中并没有关于如何解决司法实践的疑案问题的明确规定,因为疑案既不符合立案标准,也不属于不立案的范畴。因此,对疑案问题不能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86条的有关规定,即第86条不应是处理疑案问题的法律依据。
  其二,“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被通说认为是立案的标准,通说则被认为是“疑案不立”的理论依据之一。对此种见解,笔者不敢苟同。理由如下:首先,通说所采用的标准直接来源于刑事诉讼法86条的规定,而第86条是从正反两方面来界定立案标准的。通说的理解显然是忽略了该条关于不立案的标准的规定,因而具有片面性。其次,“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只是立案的充分条件,而非立案的必要条件,即并非只有具备了该条件时,司法机关才可以立案侦查。因此,通说不宜作为“疑案不立”的理论依据。
  其三,有人认为,“疑案不立”是“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在立案阶段的体现。笔者认为,这实属误解。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无罪推定原则是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在立案阶段,刑事诉讼程序尚未正式启动,因而也就谈不上对该原则的适用。其次,“疑罪从无”原则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当控方举证不力时,法庭应宣布被告人无罪。有人认为,“疑罪从无”也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疑罪不起诉”,[2]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因为在审查起诉程序中检察机关所能做出的最终处理决定只有两种:起诉或不起诉。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疑罪”的规定为“可以不起诉”,而不是“应当不起诉”。依据“疑罪从无”原则,检察机关在发现疑罪时应当不起诉,否则即为违法,但显然我国法律并无这方面的倾向。同样“疑罪从无”也不能适用于立案阶段,因为从制订刑法的目的看,就是在发生了犯罪后,能够依法有效地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立案的目的则是通过确认案件的成立,开启侦查、起诉甚至审判程序,以有效地打击犯罪、保护无辜。“疑案不立”则使得疑案根本进入不了诉讼程序,也就谈不上查明案件事实和正确地使用法律。由此可见,“疑案不立”违背了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基本精神。
  综上,由于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通说所采用的立案标准便成为实践中解决疑案问题的依据。而通说显然是建立在对立法的片面理解及“无罪推定”原则的误解的基础上,不具有科学性。因而,有必要重新探讨疑案的处理原则以及立案的证明标准,以有效地指导司法实践。
  二、立案率与立案标准
  尽管司法机关竭尽全力打击犯罪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犯罪仍是困扰我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有必要在研究产生犯罪的根源的同时,认真检讨我国当前的治理手段。
  (一)低迷的立案率。在犯罪发生后,司法机关能否准确及时地立案,对开展诉讼活动、追究犯罪来讲至关重要,因而立案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出司法机关追究犯罪的力度。以下是几组跟立案率有关的统计数字[3]:
  (1)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根据官方的数字推算,我国刑事立案率为5~6起/万人,最高不超过8.9起/万人(1981年),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刑事立案率为515.9起/万人,英国为610起/万人,法国为643.7起/万人,联邦德国为707.4起/万人,日本的立案率最低,为126.9起/万人(除英国系1978年数字外,其余均为1983年)。
  (2)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国刑事立案率为9~10起/万人,最高不超过21.82起/万人(1991年)。而1988年我国刑事立案率仅有7.6起/万人,美国则为600起/万人,德国巴登符滕堡的调查显示,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发案率为700起/万人以上。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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