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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死刑案件有效辩护中法官的作用
【作者】 杨亮刘璐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有效辩护;死刑案件;法官作用;庭前会议;错案
【英文关键词】 Effective Defense; Death Penalty Case; Role of the Judge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7)04-0134-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4
【页码】 134
【摘要】

实践中死刑案件辩护的有效性不尽如人意,通过对一百余件死刑一审案件的辩护情况进行考察,可发现当前死刑辩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发挥死刑案件有效辩护中的法官作用是程序监护人理论的必然要求及防范冤假错案的有利选择,法官要积极为辩护人的辩护行为创造有利条件,对无效辩护行为进行适度司法引导。

【英文摘要】

The effective defense system takes the full entitlement of right to defense as a prerequisite and stresses that the respondent has the right to obtain a certain quality of criminal defense. In practi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fense in death penalty cases is not satisfying. Examining the defense condition of hundreds of first instance cases on death penalty, one can find the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death penalty obtained. Enhancing the role of judge in the effective defense of the death penalty case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procedure guardian theory and the favorable choice of the prevention of justice miscarriage. The judge should actively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death penalty case defender, and carry out appropriate judicial guidance for the invalid defens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6742    
  有效辩护制度[1]以辩护权的充分享有为前提,强调被追诉人有权获得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的刑事辩护。死刑案件由于其刑罚的不可逆性,被追诉人应当有权获得相比普通刑事案件更为有效的辩护[2]。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身合法权益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
  在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中的突出努力,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的参与度大大提高,辩护权的行使空间也空前增强。但是,实践中死刑辩护的有效性却并无明显提高,辩护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死刑辩护律师不能提供有效的辩护,不仅变相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庭审流于形式,而且也不利于法官“兼听则明”,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受我国多年来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法官传统思维对于律师的辩护持漠视、轻视或抵触的态度。随着近年来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渐入,法官们又错误的理解了审判中立原则,对于刑事辩护中律师的不称职行为选择“视而不见”或表示“束手无策”。越来越多的法官抱怨死刑辩护质量低下,有些法官甚至对个别律师严重不负责任的辩护行为表示十分愤慨。[3]
  然而,除了“抱怨”、“愤慨”之外,法官在实现死刑有效辩护中是否应当有所作为,应当怎样作为,更是值得刑事法官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个案窥视:草率的死刑辩护绝非偶然
  案例一:笔者所在的B市中级法院一审审理被告人谢某涉嫌犯强奸罪、抢劫罪一案过程中,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周某担任其指定辩护人。后谢某因犯强奸罪、抢劫罪被判处死刑。谢某提出上诉,在二审开庭过程中提出一审辩护人开庭前未与其进行会见。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指定辩护人在开庭前未按相关规定会见被告人,一审审判过程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故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案例二:被告人李某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的一审审理期间,法律援助中心应李某某申请为其指派了律师周某作为辩护人。周某阅卷后没有会见被告人就因故无法参与庭审,律师事务所便又指派了律师陈某出庭辩护。陈某也未会见被告人,直接参与了庭审,当庭发表了辩护意见并在庭后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后被告人李某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某某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发现指定辩护人未按照相关规定在开庭前会见被告人,并且出席法庭审理的律师庭后向法庭提交的辩护词不是其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而是由未出庭的律师周某早于阅卷时间7天所写的书面辩护意见,因此本案在一审审判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故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上述两个案例的引用只是从直观层面说明当前死刑案件辩护情况不容乐观,而从相关司法统计数据来看,上述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其所指向的死刑案件辩护质量堪忧的情况应当引起重视。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到2014年,B市中级法院审理的158件死刑案件中,辩护质量存在各式各样问题的达到80%以上,其中因无效辩护被改判发回的案件占全部被改判发回案件的19.05%,在所有被改判发回原因中仅次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全景透视:死刑案件的辩护质量不容乐观
  笔者调取了B市中级法院2011年至2014年审理的全部死刑案件的卷宗材料[4],对其中涉及辩护的内容进行了统计。同时,为弥补卷宗材料无法反映出的辩护问题,笔者还对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B市中级法院审理的死刑案件的部分被告人、律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一)指定辩护比例高
  从辩护的整体情况来看,近四年来B市中级法院共审理死刑案件158件,涉及被告人187人,参与辩护的律师199人,律师参与率为100%。其中委托辩护占38%,指定辩护占62%,总体上指定辩护的案件仍占大多数,且多集中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普通刑事犯罪。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死刑委托辩护的比例也有所上升,尤其是贪污贿赂等犯罪的被告人一般文化程度较高、经济能力较好,故此类案件则以委托辩护为常态。
  (二)辩护介入时间不统一你怀了我的猴子
  从辩护人介入的时间来看(见图一、图二),新刑诉法将辩护人的介入提前到侦查阶段,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律师,所以近两年侦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的参与度明显提高。统计数据显示,刑诉法修正前与修正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比例分别为14%、76%;在审查起诉阶段介入的比例分别为33%、84%;在审判阶段均达到100%。但由于公检法机关以及法律援助机构缺乏制度上的沟通机制,除少数委托的辩护律师会参与全程为被告人辩护外,三个阶段的指定辩护人往往是由不同的律师担任,每一个阶段的律师介入时间都极为有限,且都需要从头了解案情,不利于深入熟悉案件情况,形成成熟的辩护思路,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同时对于本就已经比较紧
  图一刑诉法修正前后各阶段辩护律师介入比例
  图二刑诉法修正前后律师庭前准备时间
  张的法律援助经费也是一种变相的浪费。在审判阶段,修正后的刑诉法新增加了人民法院应当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辩护人的规定,并且延长了刑事一审案件的审理期限,故之前辩护律师常诟病的庭前准备时间过短,导致准备工作不充分的问题得到一定改观。
  (三)庭前辩护作用不理想
  从庭前程序中辩护权的行使来看,随着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所需材料和安排时限的统一规定,以及公诉机关起诉时恢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这两个难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会见和阅卷的质量却仍不尽如人意[5](见表一、二)。
  表一B市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案件律师会见情况调查表

┌──────────┬───────────┬─────────────────┐
│调查内容      │会见次数       │会见时间             │
│          ├───┬───┬───┼─────┬─────┬─────┤
│          │1次  │2次  │3次以 │10分钟以内│10-30分钟 │30分钟以上│
│          │   │   │上  │     │     │     │
├──────────┼───┼───┼───┼─────┼─────┼─────┤
│被告人回答所占比例( │65%  │30%  │5%  │16%    │50%    │34%    │
│%)         │   │   │   │     │     │     │
└──────────┴───┴───┴───┴─────┴─────┴─────┘

  表二B市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案件律师阅卷情况调查表

┌───────┬───────────┬────────────────────┐
│       │阅卷时间       │阅卷内容                │
├───────┼───┬───┬───┼──────┬──────┬──────┤
│调查内容   │1小时 │1-3  │3小时 │重点阅涉及事│重点阅纸质材│包括视听资料│
│       │以内 │小时 │以上 │实的材料,程│料,包括事实│在内的所有案│
│       │   │   │   │序性的材料粗│和程序,视听│卷材料全部都│
│       │   │   │   │略看看   │资料一般不看│看     │
├───────┼───┼───┼───┼──────┼──────┼──────┤
│辩护人回答占比│29%  │46%  │25%  │32%     │53%     │15%     │
│(%)     │   │   │   │      │      │      │
└───────┴───┴───┴───┴──────┴──────┴──────┘

  根据审判经验,一般来说指定辩护律师由于经费所限都只会见被告人一次,委托辩护律师则会在开庭前和一审宣判后会见被告人两次,而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多次会见被告人的情况则比较少见。庭前不会见被告人的情况实践中肯定也存在,如前文提到的被发回重审的两个案件,但由于案件发回后法院要求法官庭前都要向被告人了解律师会见情况,故调查中没有再出现辩护律师不会见被告人的情况。从本次调查被告人的回答来看,会见时间一般都较短,调查中个案会见时间最长的也没有超过40分钟。会见频率与时间可以反映律师与被告人沟通的充分程度,也是考察其辩护准备是否充分的一个重要依据。根据调查结果,律师会见次数少、时间短是当前死刑辩护的现状,这意味着辩护人与被告人就事实和法律问题交换意见的时间也较短,必然会影响到双方关于事实和证据问题的调查,也必然会影响死刑辩护的有效性。
  新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看案件有关的所有卷宗材料,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应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这意味着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可以查阅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实践中,有不少律师在检法机关为其提供阅卷便利的情况下并没有认真查阅案卷材料,尤其是有些指定辩护律师在当前一般都用拍摄卷宗材料的方式阅卷、基本没有复印费等成本花销的情况下,仍然只简单翻阅少部分材料就匆匆完成死刑案件的阅卷,其辩护质量可想而知。而从阅卷内容来看,有一部分律师重事实轻程序,对程序性材料粗略查阅,不利于从程序上保障被告人权益,更有大部分律师对于越来越多的视听资料证据“视而不见”,公诉人在庭审出示相关视听资料时,80%以上的辩护人都表示之前没有看过。
  新刑诉法也赋予了被告人和辩护人更充分的提出各类申请的权利,实践中辩护人的申请多集中在排除非法证据、证人、鉴定人出庭、调取新证据等方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辩护的主动性和有效性(见表三、图三)。但是,也存在辩护人不参加庭前会议,不切实履行辩护职责,不进行基础的调查和取证,仅通过简单提出申请将相关调查责任推向法庭的倾向。如在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中,有很大一部分辩护律师仅依据被告人声称遭到了刑讯逼供这种笼统的陈述就提出排非申请,却不搜集相关线索,对于公诉机关提交的大量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也多半不查看。不能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其申请当然无法得到法庭的支持。还有的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却不能提供证人的姓名、住址及联系方式。如梁某故意伤害案中,辩护人为了证明医院在抢救过程中有不当行为,应对被害人的死亡负一定责任,申请法院通知当天实施抢救的医生及当班护士出庭作证。经审查,抢救医生曾在侦查阶段提供证言,留有联系方式,而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均未曾向当天当班护士取证。辩护人未到医院查询当天参与抢救护士的姓名等基本情况,在法官提示下仍不做相关基础调查工作[6]。合议庭认为抢救医生的证言对于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有出庭作证的必要,因此通知其出庭。但对于辩护人关于传唤当班护士出庭作证的申请,由于缺少传唤证人的姓名等基本条件,不具有可传性。且申请护士出庭作证的目的与申请医生出庭具有同一性,故合议庭认为当班护士无出庭的必要,对辩护人的该申请不予支持。
  表三B市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案件律师提出申请情况

┌──────┬──────┬──────┬──────┬──────┬──────┐
│年度    │案件数(件)│未提出任何申│未提出任何申│提出申请案件│提出申请案件│
│      │      │请案件数(件│请案件占比(│数(件)  │占比(%)  │
│      │      │)     │%)     │      │      │
├──────┼──────┼──────┼──────┼──────┼──────┤
│2011-2012  │102     │78     │77%     │24     │23%     │
├──────┼──────┼──────┼──────┼──────┼──────┤
│2013-2014  │56     │34     │61%     │22     │39%     │
└──────┴──────┴──────┴──────┴──────┴──────┘

  图三近四年B市中级法院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提出申请内容及获得支持情况
  (四)庭审中行使辩护权不积极
  从庭审中辩护权的行使来看,刑诉法修正前后,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举证率均较低,质证频率也不高,说明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并不积极,其辩护活动的积极性与针对性也不强(见表四)。同时,在举证的内容上,辩护律师所出示的证据绝大多数为量刑证据而非定罪证据。在量刑证据中,又偏重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可见当前死刑辩护律师在举证内容方面基本没有根本否定式的证据,而多是有限减轻的证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影响在法庭之上与控方对抗的激烈程度,当然也显示律师倾向于量刑辩护的态势[7](见图四)。
  表四B市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案件律师举证质证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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