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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论立法语言的规范性
【副标题】 从企业终止原因的法律规定谈起【作者】 李友根
【分类】 立法学【期刊年份】 1996年
【期号】 6【页码】 9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5224    
  立法语言的规范性是立法工作科学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内在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法律规范的效力。因此,立法语言应当体现“权威性、逻辑性、庄严性”[1]。笔者认为,立法语言的规范性还要求其符合语法规则、逻辑规则,并保持其在法律规范体系中表述的一致性。本文试从企业终止的法律规定开始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一
  对于企业终止的原因,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均作了相应的规定。《民法通则》第45条的规定是:“企业法人由于下列原因之一终止:(一)依法被撤销;(二)解散;(三)依法宣告破产;(四)其他原因。”《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全民企业法》)第19条的规定则是:“企业由于下列原因之一终止:(一)违反法律、法规被责令撤销;(二)政府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解散;(三)依法被宣告破产;(四)其他原因。”《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以下简称《集体企业条例》)第17条的规定是:“集体企业有下列原因之一的,应当予以终止:(一)企业无法继续经营而申请解散,经原审批部门批准;(二)依法被撤销;(三)依法宣告破产;(四)其他原因。”
  总结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发现:1.所列各种原因的承受主体是企业,将法律条文扩充即为“企业由于…而终止”,其中的省略号就是各项所列举的情况,如企业由于依法被撤销而终止,等等。2.上述原因实际包括四类,即撤销、解散、破产和其他原因。但是除了“其他原因”的规定相同外,上引法律文件所使用的立法语言并不相同,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的。(1)撤销。《民法通则》和《集体企业条例》规定的是“依法被撤销”,《全民企业法》规定的是“违法被撤销”。同一种主体,同是被撤销,但其原因却既有依法,也有违法。这样的规定显然容易引起歧义,也不符合立法语言的规范性要求。(2)解散。《民法通则》的规定是“解散”,即企业自行决定;《全民企业法》的规定是“政府主管部门决定解散”,即企业是被决定解散;而《集体企业条例》的规定却是“企业申请解散,原审批部门批准”,从其精神来理解,则企业也是被决定解散(因为批准权的实质是决定权)。这样在解散这一终止原因的规定上,《民法通则》与《全民企业法》所使用的立法语言是不同的,而且这种不同直接决定了企业的不同权利内容。(3)破产。《民法通则》和《集体企业条例》的规定是“依法宣告破产”,《全民企业法》的规定是“依法被宣告破产”,这里的不同是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不同,反映的内容前者是企业自行依照法律宣告破产,后者是其他主体依照法律的规定宣告企业破产,两者的法律后果显然是极不相同的。
  二
  上述法律规定之间出现的立法语言的不同甚至对立,反映了我国立法工作所存在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对这些共同性问题的成因、对策进行探讨,当是一项有益于我国立法理论与实践的工作,也正是本文的主旨。
  1.对“撤销”的不同规定,是由于立法工作者对法律规范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我们知道,按照传统的理论,法律规范是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组成的,其中处理部分规定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制裁部分规定法律主体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民法通则》关于“依法被撤销”这一规定中的“法”,很显然是指法律规范中的制裁部分,即有关企业违法后果的规定,如《环境保护法》第39条中关于“对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事业单位……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的规定即是。而《全民企业法》关于“违法被撤销”这一规定中的“法”,显然是指法律规范中的处理部分,即有关企业义务的规定,如《环境保护法》第29条中关于“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如期完成治理任务”的规定即是。
  因此,可以说上述两种规定方式在规定内容上是殊途同归的。当然理论界尚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认为“‘依法被撤销’,它是指法人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因违反法律的规定而被撤销的情况”[2]。但是从立法科学性、语言规范性的要求来看,它们仍存在优劣之分,笔者认为应采用“依法被撤销”的规定方式为宜。从法律规范的处理部分和制裁部分的关系来看,制裁必然来源于对处理部分的违反,但违反处理部分的后果不一定就有制裁,或者不一定就是这一种制裁方式。例如,企业被撤销必然是其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企业义务,但是企业违反各种不同的义务其法律后果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仅承担民事责任,有的还需承担行政责任,而有的则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撤销企业的决定,必须是严格根据法律有关撤销企业的制裁性规定作出,而不能仅根据违反法定义务这一事实作出。实际上这也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法治原则在企业法律责任领域的具体体现,只有法律明确规定可以撤销企业的,有关部门才可以作出这样的决定。
  当然,《民法通则》“依法被撤销”的规定仍有不足之处。因为其主语是企业,撤销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则完整的表述是“企业依法被国家机关撤销”。这一语句在语法上不甚通畅,因为依法一词在句中属于状语,用以修饰和限制撤销,不能置于企业之后,否则容易引起歧义,故以“(企业)被依法撤销”为宜。
  2.对解散这一终止原因的不同规定则源于全民企业法人的特殊性。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企业法人自行决定解散的规定原则上适用于所有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依据《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而成立的企业均由自己决定解散事宜。但是,对全民企业而言,《全民企业法》所确立的两权分离制度并未赋予企业对其财产和经营管理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因而其解散、合并等均由政府主管部门作出决定。
  至于《集体企业条例》的规定,笔者认为既不符合该条例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终止原因这一条款的主旨。根据该条例,集体企业是自主经营的独立法人,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行使决定权,则审批机关对企业解散申请的批准实际上是对企业经营自主权利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是没有法理基础的。至于对解散实体条件的规定更是对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不合理限制,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不构成规避法律,则法律不应限制企业的解散权,正如我国《公司法》第190条的规定。此外,终止原因条款所涉及的是企业可能会因哪些原因终止,并不涉及各种原因的具体操作,实际上也无法进行规定。
  3.对破产这一终止原因的不同规定,笔者认为并非基于不同的立法人员对破产制度的不同理解,而是由于我国立法工作的一些失误所致。虽然《民法通则》的通过早于《企业破产法(试行)》的通过,但作为企业破产由法院而非由企业自己宣告这一基本常识,不至于为《民法通则》的制定者所不知,何况破产法草案从1986年1月即已开始起草。因此,《民法通则》“依法宣告破产”这一规定的不科学主要是由于立法过程中对立法语言规范性的不够重视所导致的。这是因为:第一,就一般意义而言,《民法通则》“企业因依法宣告破产而终止”的规定方式并无不妥,因为这里揭示的只是“破产”这一原因,并不涉及“宣告破产”的原因、程序、主体等具体内容,而过分注意其主动语态或被动语态的问题似乎是吹毛求疵。但笔者认为,如果从立法语言的规范性要求出发,考虑到这一条款的上下文,则应当认识到这一规定是不够严谨的。从这一条的内容来看,在规定撤销原因时使用的语言是“被撤销”,也即特别强调了行为主体,而非仅简单规定“撤销”这一原因。也就是说,在同一条文中,同时采用了两种标准,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法律理解、适用的混乱。第二,《民法通则》在规定这一原因时不仅指出了“破产”,而且特别强调了“宣告破产”,这又与我们在第一点所设想的仅简单地揭示原因大相径庭了,也充分证实了立法者的技术性失误。这一失误在其后制定的《全民企业法》中已得到纠正,但是制定时间远远晚于这两部法律的《集体企业条例》仍然出现这样的失误却令人无法理解。第三,上述情形所体现的立法语言运用不规范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较为普遍,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立法界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例如,《集体企业条例》第22条共规定了企业9项义务,其中第一项义务即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国家计划指导”,而其他几项义务如“依法缴纳税金和交纳费用”等无不是第一项义务的具体内容和体现。也就是说,第一项义务和其他几项义务具有包容关系,因此这一条要么仅规定遵守法律的义务,要么仅具体列举各项守法义务,在同一条文中对两者同时作出规定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又如《行政诉讼法》第11条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在立法语言上同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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