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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刑事诉讼的价值与冲突
【英文标题】 The Value and Conflict of Criminal Litigation
【作者】 王洪祥 欧阳春【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 价值 冲突【期刊年份】 1997年
【期号】 1【页码】 35
【摘要】

刑事诉讼是司法者以国家名义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活动,其价值是实现国家的刑罚权,而刑事诉讼法是制约司法者的行为规则。其价值是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法制的社会基础。这种矛盾根本上是由于人之存在的有限性与个体性而决定的司法主体的二重性。赋予被告人、被害人等诉讼参与人以诉讼权利,是基于客观的认识规律与体现公民宪法权利的需要。司法权力的分工是基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要求。无罪推定是对司法者的行为规则,而并不是刑事诉讼的价值原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5247    
  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行为规则的制度化,是实现刑事实体法的形式和途径。自开始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以来,法学界与司法界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争纷不已。《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已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立法上对争论作了初步总结。但是,《修改决定》的颁布,并未使争议的意见最终得到统一。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刑事诉讼的价值认定及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的方式上。什么是法律价值中的自由、安全、民主,以及如何在刑事诉讼中实现这些价值?更令人不安的是,在什么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上,最终也未达成一致结论。如果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各有其长处和不足,那么在这两种模式之外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诉讼模式?如果存在,它怎样产生?如果不存在,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
  本文谈谈对刑事诉讼价值、刑事诉讼法的价值以及相关问题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时贤诸哲。
  一
  犯罪是私有制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人际利益冲突和个人与社会冲突的结果。因此,犯罪既具有阶级性,也有其社会性。刑事诉讼的价值就在于实现刑罚权,实现刑罚的功能。刑罚的人性根源在于人的生命的自然性与有限性。生命的延续、健康、自由与财产是人的存在的基础。对失去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的恐惧是抑制行为人侵犯社会秩序的人性力量。既如此,从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出发,只需有刑法规范即可,为何要对这种活动制定一系列的规则呢?为什么要使自己指控的对象与自己处于一种程序的或形式上的“平等”的地位呢?
  国家通过法律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不仅仅需要以国家暴力作为基础,同样也需要社会成员对法律的遵守。法律作为“神圣意志”,是以超越社会各种利益的名义而存在的,因此,必须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任,否则,法律的生命便会是短暂的。所以,法律必须得到正确而公正的执行。所谓正确,是司法者按法律“本身”去执行;所谓公正,是法律的适用对社会成员一视同仁,不因适用对象的不同而在司法者手中变得不同。
  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国家权力却不能由统治阶级集体行使。因此,权力须由具体的人员执行。权力本质的集体性与行使的个体性存在着矛盾。刑事诉讼也不例外。由于司法者也是社会成员之一,与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同样有“自我”与“他人”的人性矛盾,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司法者个人的利益影响了其职权行为从而滥用职权,就会破坏了法律实施的正确和公正,破坏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危害法律的社会基础,因而就会侵犯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同样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惩罚。司法腐败,即司法权力的滥用,是一种历史性现象。司法者应当代表正义,但不必然代表和行使正义,这是司法活动的基本矛盾,是权力自身的矛盾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如果这种矛盾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正确与公正,这与国家意志本身是冲突的。因此,对司法活动必须制定行为规则。于是,刑事诉讼法的存在就有了现实的基础。在纠问式刑事诉讼制度中,虽然有防止司法权力滥用的制约规则,但对刑事诉讼行为本身的制约规则是缺少的,也不具有科学性。法律实施的正确与否、公正与否,是建立在司法的个人水平与道德理性上的,并且法律本身就存在着公开的不平等。因此,这种诉讼模式不仅本身缺乏认识论上的合理性,也缺乏坚实的公正性基础。在科学认识水平发展,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兴起后,就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抛弃。
  刑事诉讼既然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使有罪的人受到惩罚,其价值是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实现刑罚的社会功能。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的行为规则的目的作为对这种活动的制约,其价值在于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权力,保障司法活动的正确与公正,保证无辜者的人权不受损害,维护法律的社会基础。刑事诉讼总意味着被告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一定损失,从而会影响其对社会、法律乃至国家的情感基础。司法者不是先知先觉的,是有其自己利益追求的社会成员,对刑事诉讼标的——犯罪事实的认定以及犯罪行为与刑事规范相关性的判断难免不受其自身认识水平与行为能力的制约,甚至受到其自身利益的影响。如果司法者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局限乃至个人利益影响或者决定着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和结果,刑事诉讼就会以无辜者的人权为代价,刑事诉讼也就失去了其意义。实现刑罚目的,维护法律的社会基础,但刑事诉讼活动中可能的权力运作的错误乃至滥用又可能危害法律的社会基础,这是刑事诉讼中的价值冲突。因此,在司法者内部实现权力制约就有其必要,对司法权力采取侦查、控告与审判的分离,符合认识规律的要求,使司法者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局限乃至个人利益对刑事诉讼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乃至消除,以保证国家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行为的正确性与公正性。
  二
  刑事诉讼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诉讼,但它仍具有诉讼的外壳:通过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的诉讼权利如辩护权、申请回避权等,从而给予被告人诉讼程序上相对平等的地位,使之与代表国家权力的控方处于一种相对“平等”的地位。这是基于司法活动的基本矛盾及实现刑罚权与维护法律社会基础的矛盾的要求,以实现巩固社会秩序的目的。
  赋予被告人一系列诉讼权利,归根到底是因为司法活动的基本矛盾或追诉主体的双重性:司法人员不必然代表与行使正义,但它应代表与执行正义。由于刑事诉讼往往意味着追诉人权利的损失,为保证无辜的人不受追究或者虽有犯罪行为但受到公平的处罚,查明事实、正确运用司法权力就十分必要。国家关心的不是对具体的人的惩罚,而仅仅是法律的正确适用和司法权力的正确和公正的行使。刑事诉讼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刑罚权,而刑罚的正确实施是建立在对犯罪事实的正确认定和对行为与法律规范相关性判断的基础上。前者是实现刑罚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实现刑罚的价值基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都需要一个过程,而司法者有其认识能力、行为能力乃至物质手段的局限,树立司法主体认识论上的“对立面”,有利于防止司法者认识上的片面性,有其认识论上的科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应该是全过程的。
  沉默权是否应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这是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趋利避害是人性的一般特性。“任何人不得被要求自证其罪”,反映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它是对封建纠问式诉讼的彻底否定。但是,国家要求每个公民服从其意志,赋予每个公民向法律澄清事实的义务,不论是对其有利与否。这样,就产生了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冲突。从维护法律的权威出发,在既已赋予被告人以辩护权的情况下,这种权力应予否定。英国从1994年开始改变对沉默权的态度,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司法者的提问。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司法人员可以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因为这容易导致封建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的原因往往是复杂的。被告人“沉默”的原因既可能是出于掩盖事实的心理,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如恐惧、羞愧、记忆的暂时丧失,因受曲而产生的对立情绪等等。为了避免一时的生理与精神上的痛苦而违心招供,是封建纠问式诉讼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无辜者的人权遭受侵犯。当然,如果最终确定犯罪事实存在,在处理上可将这种沉默视为认罪态度。更重要的是,被告人的陈述不等于事实的全部真实,允许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可能得到实体的真实,但这实体的真实是个别的,具体的,相反会导致司法权力运作方式的错误,助长司法者“口供至上”的观念,从而威胁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法律失去正义性基础,即程序正义性的丧失。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程序的真实高于实质的真实。这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也可以说刑事诉讼的目的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间存在矛盾。为获得具体的实质真实而牺牲法律的社会基础——程序正义,即权力运作方式的正当性,损害国家权力的威信,是得不偿失的。所谓一百次公正的审判抵不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诚哉斯言。
  三
  刑事诉讼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场“对话”,国家对社会显示法律的权威,警戒他人不得重复被追究行为人的行为,同时也向社会表明其法律是神圣的、公正的。法律仅仅因行为人之行为而惩罚行为人;国家还显示其权力的运作,同时因司法活动存在的自身矛盾而担心权力的错误乃至滥用危害其法律的社会基础,因此不仅自己加强对权力运作的监督制约,也使权力运作处于公众的“注视”之下,直接检验执法活动的效益。通过对话,公众了解权力运作的一种方式,对权力运作乃至权力本身进行价值评判。
  但这种对话是间接的,非同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对话使用的话语包涵了深刻的历史与文化的内涵。话语的内涵,如权力观念、对冲突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对公民与政府乃至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等等,决定了不同的对话方式。诸多因素的集合作用,最终形成了刑事诉讼方式的两种不同模式: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这种区分只能是相对的,亦即并非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还是互有渗透。但二者的本质区别是:作为裁判的法官在法庭审理中的职权与作用不同,及公诉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地位及关系不同。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处于“中立”地位,是消极的裁判者,对双方一视同仁,以免让“打斗的尘埃蒙住了眼睛”,不参与调查与核实证据。公诉人(检察官)与被告人在法庭上地位平等,形成控辩双方。诉讼是“公民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一场争斗”,即辩方与代表政府的控方之间的一场争斗。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有权拒绝自证其罪。在未最终被确定有罪之前,被视作与控告方(检察官)就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的产生争议的对抗一方。当事人主义模式是与陪审团制联系在一起的,陪审团可看作是对司法权力的直接限制或约束。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区别于当事人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法官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只是司法权力自身的分工与内部制约关系,法官在法庭上虽不负有举证责任,但有权调查证据,讯问证人,核实证据。公诉人代表国家指控犯罪。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不与陪审团制相联系。
  两大诉讼模式的特点及运作意义已被研究殆尽。对于产生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历史成因不在此赘述。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当事人主义首先产生在普通法系国家,其最初形成于英国,后被美国发扬光大,由英美两国输送到其他国家(当然其他国家如日本并非简单照搬)。当事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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