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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求是学刊》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
【英文标题】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n China from the View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作者】 卜璐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分类】 国际商法
【中文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诉讼程序
【英文关键词】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jurisdiction, litigation proceeding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91
【摘要】

国际商事法庭是我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组成部分,与仲裁机构、调解机构一起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国际商事法庭设立浪潮为我国从组织架构、运行机制、法律适用、判决执行等方面设计和运作国际商事法庭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于审级设置、专家委员会、外国法查明、境外证据材料、取证及质证方式、与调解和仲裁的衔接、信息化平台建设上进行了有限的革新,但在管辖权、法官任免、诉讼程序上仍保持与普通人民法院一致的实践。立足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整体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成功运行的方向。

【英文摘要】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dispute settlement agency f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China, which, together with arbitration agencies and mediation agencies, provides legal protection f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struction. The wave of establishment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around the world has provided experiences and reference for China to design and operat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from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peration mechanism, law application and judgment executi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n Chin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urrent system, innovates limitedly in the trial level setting, the committee of experts, ascertain foreign law, the evidence materials, forensics and cross-examination, and the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of cohes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but still remain the practice consistent with ordinary people’s court on the jurisdiction, the judge to appoint or remove and proceedings. Based on the overall positioning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settlement center f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rienta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urt is to take a differentiated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path.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545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以来,我国落实和推进此项倡议的行动已经逐渐从经贸投资领域向外拓展,法治保障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营商环境的必需环节。在此背景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提出了构建诉讼、仲裁、调解三位一体争端解决机构的重大举措。但相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和调解机构的常设化,我国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司法机构尚未完成专门化,世界范围内业已出现的国际商事法庭设立的浪潮[1]激发了我国加速对国际商事法庭的布局。2018年7月1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生效实施,分别设在深圳和西安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正式启幕。
  一、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定位和特色
  从顶层设计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充分借鉴了域外商事法庭的做法,并结合“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建设的需要,有着本土化的定位和特色。
  首先,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与我国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形成良性互补。虽然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至今已毫无疑问地成为跨国商业交易当事人解决争议的主要方式,但仲裁制度固有的自治性无法满足部分当事人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临时组成的仲裁庭使得仲裁裁决缺乏延续性,进而很难在裁决中推动法律制度的进展或法学理论的发展;二是缺乏上诉程序的救济;三是无法强制仲裁协议以外的利益相关方加入仲裁程序;四是为了规避仲裁裁决被撤销或不予执行的风险,过度关注仲裁中的合法性和道德问题;五是过分的形式化导致仲裁程序的迟延和仲裁费用的攀升。这里无意辩驳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孰优孰劣,而是关注到国际商事交易的当事人对争端解决机制有着不同需求和偏好,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和仲裁机构可以提供差异化的争议解决方式,因此这两者之间不是竞争和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补和错位发展的关系。
  其次,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是多元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整合者。《规定》第11—15条规范了诉讼、仲裁和调解的衔接机制,以及法庭对国际商事调解和仲裁的支撑。从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简称SICC)的运行效果来看,其并没有挤占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争议解决领域的市场,根据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发布的《2018国际仲裁调查》显示,选择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意向相较此前有显著增长,使其取代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成为位列世界第三位的当事人首选仲裁机构,同时助推新加坡在当事人最喜爱的仲裁地中排名第三。[2]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从设立之初就定位于构建诉讼、仲裁和调解协同发展的多元生态。
  最后,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程序是诉讼和仲裁两种争议解决程序的融合。国际商事法庭程序的本质是一种“仲裁化”的诉讼程序,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专家委员会的组成、法律的适用上充分借鉴国际商事仲裁“去国家化”的特征,在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进行上吸纳仲裁程序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一裁终局的优势,在判决的承认执行上意图借助被誉为《纽约公约》司法版本的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3]来增强判决结果的可执行性。同时,国际民事诉讼可采用的强制措施、第三人制度等得以继续发挥作用,体现了司法程序和司法外程序的有机融合。
  二、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组织架构
  《规定》作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设立和运行的基础,用19个条文完成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组织架构、受案范围、程序事项、调仲衔接、判决执行等核心问题的设计。
  (一)国际商事法庭的审级设置
  审级设置是设立国际商事法庭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规定》第一条便明确:“国际商事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审判机构。”这说明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内设机构,其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即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当事人不服依法不能提起上诉,只能向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申请再审。一审终审的审级设置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商事法庭建制中尚属首例。根据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置体系不同,可将国际上现有的国际商事法庭设置模式概括为两种:嵌入式和独立式。
  嵌入式的设置是将国际商事法庭嵌入现有的普通法院系统中,作为普通法院的特别法庭。大多数国家在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时采用这种设置模式,例如荷兰将商事法庭和商事上诉法庭分别设在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和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中。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采取的也是嵌入式模式,但是嵌入的审级与荷兰不同,因为考虑到英国《1920年司法行政令》的规定,新加坡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时,为了尽可能扩大其判决在现有机制下的境外执行,将法庭设置在新加坡最高法院系统中,[4]作为其高等法院的一个分庭,国际商事法庭的判决等同于高等法院的判决,且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法庭提出上诉。英国商事法院则隶属于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王座法庭。在采取嵌入模式的情况下,国际商事法庭的审级是由其嵌入的法院层级决定的。
  独立式,指在原有的普通法院体系外建立专门的国际商事法庭系统,初审、上诉审和终审都在系统内部完成,商事法庭的审级不与普通法院系统的审级挂钩。卡塔尔国际法院、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皆属此例。卡塔尔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被设在卡塔尔国际法院及争议解决中心之下,是一个由初审法庭和上诉法庭组成的独立法院系统。《卡塔尔金融中心法》对民商事法院的组织和设置进行了专门规定,其“上诉法庭的判决是终局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提起上诉”。[5]
  无论采取上述哪种模式,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国际商事法庭对应的审级,这关系到三个方面:一是上诉审的管辖法院;二是高级别的法院通常被认为具有更高的司法权威性;三是一些国家不会承认和执行外国下级法院作出的判决,典型的例子是适用于英联邦国家、英属殖民地间判决承认执行的英国《1920年司法行政令》第9条规定,可以向英格兰或北爱尔兰高等法院及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申请登记的外国判决,必须是英国女王在大不列颠王国以外的领地上的高级法院(superior court)作出的判决。[6]
  《规定》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定性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审判机构说明:第一,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采取嵌入式的设置模式。与迪拜、阿布扎比和卡塔尔不同,这三国都是将国际商事法庭设置于在其国内享有特殊法律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下,结合仲裁等其他争议解决方式使之成为主要为国际金融中心运行提供争议解决服务的机构。而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不同于上述在特定地域内设立特殊金融经济监管区的做法,所以采取嵌入式的组织架构更为合理。第二,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不是专门法院,而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内设机构。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将人民法院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该条第1款第2项采用“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表述对在我国行使审判权的专门人民法院类型作了一个可扩展性规定,并在第28条明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所以在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时,最高院并没有采取专门法院的组织方式。第三,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顺应了审判专门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从我国专门人民法院的变革中可见一斑,同期我国专门法院也正经历着从部门化向专业化发展的道路,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农垦法院、石油法院等陆续从原属部门剥离进入地方法院系统,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专业领域的专门法院渐次设立。
  (二)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组成
  专业化、国际化的法官队伍是国际商事法庭成功运行的保障。英国皇家律师理查德·索斯韦尔总结了英国商事法院取得成功的三个要素:法官的能力和经验、灵活的程序机制、专业的律师队伍,[7]法官的能力和经验在这三个要素中占据首位度。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所以任命有经验的、代表多法域背景的、专事国际商事诉讼的法官就成为所有国际商事法庭保障法官能力和经验的手段。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现任法官共36名。15名国际法官由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退休法官出任。[8]更有甚者,因为在区域内部脱离本国既有法律制度,完全采用英国普通法和衡平法,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的全部8名法官都是外籍法官。
  但法官行使的司法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各国对于法官的任免和资格都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有时对高级别法院法官的任免和资格还在宪法层面进行规定。为了建设优质化的法官队伍,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任命往往需要突破现行法官制度在国籍、职业资格、年龄、任免程序上的限制。以SICC为例,新加坡2014年专门修改了《宪法》第八部分“司法机构”中第94、95、97、98、99条涉及到最高法院法官的规定,[9]对国际法官的任免、资格、任期、薪酬、审理案件的类别进行专门立法。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法官任命上并未采取前述“国际法官”的通常做法,现任8名法官全部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在任法官,其中7人拥有法学博士学位、7人拥有海外学习背景,平均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岗位上工作7.75年,大多数法官在最高院两个以上的法庭有过从业经历,法官配备兼具专业性、国际性和多元性。之所以没有采用域外国际商事法庭任命国际法官的通行做法,概因《规定》作为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无法突破我国现行法官制度在以下三方面的限制:(1)国籍要求:《法官法》第9条第1项和第13条第1项要求任职法官必须具有中国国籍。(2)专业资格:《法官法》第12条和第51条要求“对初任法官实行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3)任免程序:根据《宪法》第67条第12项和《法官法》第11条的规定,一般来说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显然是为了弥补国际法官制度的不足,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创造性地建立了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度,专家委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作用在于主持商事调解和提供域外法律。这一制度增加了域外法专家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参与度。在商事调解这种自治性机制中,专家委员得以取代法官全面主持调解程序。但在国际商事诉讼中,专家委员的角色定位会与法官产生一定的重叠,所以从长远看,在我国单独建立类似于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国际法官及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国际法官序列,能够在现行法官制度之外,考虑到国际商事争议的复杂性、专业性、国际性的特征,更好地吸纳具有丰富域外法律实践经验的国际法官参与到我国国际商事审判中。
  三、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机制
  (一)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
  合理的管辖权规则是国际商事法庭受理案件的依据,也是国际商事法庭判决能够在其他国家得到承认执行的前提。在管辖权规则上,卡塔尔国际法庭、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因为设置在其国内享有特殊法律地位的金融自由区内,所以设立目的是为了处理涉金融自由区的争议,因此管辖基础仍建立在地域管辖之上。例如,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虽不妨碍中心内的机构选择任何其他的管辖法院,但在当事人未做选择时,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排他性地管辖所有其区域内的或其运行产生的案件和诉讼,以及其他当事人选择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案件。而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除了涉及自身的藐视法庭程序外,并没有受理争议的固有管辖权,其管辖的诉讼来源于两类:一是当事人通过管辖协议约定SICC管辖;二是高等法院将自己管辖的国际商事诉讼移送给SICC。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规定在《最高法院司法制度法》第18D条和《法庭规则》第110号令第7条中。前者规定: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对满足下列条件的诉讼具有管辖权:(a)诉讼在性质上是国际商事诉讼;(b)高等法院对此诉讼有初审民事管辖权;(c)诉讼满足《法庭规则》规定的其他条件。[10]后者据此规定了3种SICC行使管辖权的情况:一是协议管辖,当事人之间有提交SICC管辖的书面管辖协议,且诉讼当事方未寻求特权令或与之有关的救济方式(包括强制令、禁止令、撤销令或拘留审查的命令);二是移送管辖,高等法院根据《法庭规则》第110号令第12条将案件移送给SICC管辖;三是对涉及自身事项的管辖权,为了判处某人藐视SICC的判决和命令对依据第110号令第52条发出原诉传票的聆讯有管辖权。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没有单独的管辖区域,因此在管辖权制度上只能采取新加坡的做法:一方面通过国际商事争议的当事人书面选择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协议建立管辖权,《规定》第2条第1项规定符合《民事诉讼法》第34条且标的额3亿元以上的案件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另一方面在国内民事诉讼管辖权上进行再分配,将原属其他人民法院管辖的国际商事案件移送给国际商事法庭管辖,以保障法庭成立初期的案源和充分发挥法庭的专业化优势。《规定》第2条第2项规定了高级人民法院经最高院准许,可以将其管辖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移送给最高院审理。可见,在管辖权问题上,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和域外其他国际商事法庭一样,以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作为确立管
开弓没有回头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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